没有结束的求索
走向革命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观的共同特点，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这个特殊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三十年代我是少年，四十年代我是大学生，正是易于接受塑造的时期。
我 5 岁那一年（ 1931 ），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的事件，全国震动。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充满了关于这件国耻的议论。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感笼罩着全国。。岳飞的“还我河山”几个大字到处悬挂。我是在《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的歌声中成长的。少年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爱的教育》，意大利的亚米契斯写的。这本书教导我诚实、同情不幸的人们，爱自己的祖国。我多次被书里的故事感动得掉泪。
不知道我算什么地方的人——祖籍在江西，但我只是五十多岁时才第一次去江西；；出生在上海，但四岁时就随家迁居到湖南了；十一岁时，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全家又逃难到四川；几年后，又回到湖南上高中。
雅礼中学在湖南很有名气，师资很强，学生都很用功。我也算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但我喜欢读课外书，不喜欢死背书。我的作文常常受老师的表扬，教英语的美国教员也欣赏我，但数学使我头疼（除了几何），体育也很难及格。
那时是在抗战时期，我们在学校寄宿，生活很艰苦。每顿饭要么是熬白菜，要么是煮黄豆。晚上，臭虫和跳蚤咬得睡不着。学校管理很严格，平时不让出校门，我们和社会脱离了。加上政治形势的变化，我感受不到抗战初期那种昂扬的民气，看不到进步书籍，精神有些苦闷。
雅礼是一所教会学校，图书馆里有不少宗教和哲学书。我对哲学产生了爱好，对宗教却不感兴趣。学校的老师企图说服我信基督教，我就拿出从书上看到的一些观点来同他们辩论：一个人格化的、全能而又仁慈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果有这样的上帝，他为什么不把世界造得好一些，消灭人间的罪恶和痛苦 ? 他要么做不到——那么他就不是全能的；他要么不想做——那么他就不是仁慈的。
高二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 》，投寄当时的《开明少年》，登出来了。我大为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
我还记得 1945 年 8 月 13 日那一夜，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的情景。几乎所有的人都拥到街头了，眼睛冒着光。外地人都在纷纷议论和盘算怎样回家了。日本人打败了，中国有希望了。
然而接着而来的是失望。国民党官员来到了沦陷区，他们说这是“接收”，老百姓却称之为“劫收”。另外，也听到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的消息，虽然我当时不大愿意相信。
民主刊物如雨后春笋，使我再次感到文化界的活跃。那上面的文章揭露官僚资本的罪恶，痛斥国民党的腐败，疾呼民主和自由。这使我受到思想上的启蒙。
我响往新的“五四”，决心进北京大学。我很高兴我考上了。我选择的是哲学系。
那是 1946 年。开学不久就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事件，爆发了大学生的“抗暴运动”。我立刻被卷进去了。从那以后，我成为学生运动的一个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我加入了一个壁报团体 ___ 呐喊社。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过我起初不知道。
在北大的短短两年多时间，是我一生不能忘怀的日子。那么多热情的年青人汇集在一起，在宿舍里议论国家大事，在小团体里学习马列主义，在壁报上骂国民党。生活是紧张的 : 罢课抗议，游行示威，还有各种大会，请教授演说。生活也是过得朝气蓬勃的，有各种政治色彩很浓的联欢活动 : 诗朗诵，大合唱，民族舞。北大的传统把来到这里的学生都进行了一次民主的洗礼。我爱民主自由，恨国民党。在走路时，会把脚下的一块小石头狠狠地踢得老远 ___ 想象那就是蒋介石。
我在北大期间确立了我一生的道路。 1948 年 5 月，我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辽沈战役后，华北危急，学生不断闹事。蒋介石忍耐不住了。国民党报纸叫嚷要“操刀一割”。 1948 年 8 月，报纸上公布了所谓“职业学生”的一大批黑名单，声称要逮捕。那时的北大校长是胡适，他说北大是“学府重地”，不同意军警进校抓人，认为这是侵犯了学府尊严。军警把学校包围了几天。这几天里，上了黑名单的学生都跳墙逃走了，一个人也没有抓到。看来当局也不想把事态扩大，只是用这种办法把他们认为是共产党的学生逼走罢了。
我没有上黑名单，但我也不想再在学校呆下去。我向党组织要求去解放区，得到了批准。我穿上长袍，化装成一个店员。外表还可以，只是语言不象，一开口就是学生腔。没有办法，只好少说话。在火车上，我遇到几个北大同学 ___ 和我一样。一路上，我们小心翼翼。到了河北沧县，下了火车，过一条河，就进入冀中解放区了。
当我们几个人踏上这块土地时，真是说不出的高兴，跳啊，唱啊，叫啊。我们畅快地说我们想说的话，可以大骂国民党而不用担心特务打报告了。赶车的老乡被我们这帮学生弄得莫名其妙。
泊头汇集了许多从北平和天津来的大学生。我们在那里学习了一个短时期，主要是学毛主席的讲话，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和当前的形势等等。不久，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成功，我们随解放军进了城，我被分配到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主任是邓拓。
在哲学战线上
我还记得四十多年前开国大典的情形。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挥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 ”下面万众欢呼，掌声雷动。那一夜是狂欢之夜，灯火通明，烟花飞腾，群众载歌载舞。虽然经济还很困难，但人们相信，一个太平盛世不要很久就会到来了。
建国初期的群众集会特别多，满城是敲锣打鼓声，秧歌伴奏声，口号声，广播喇叭声。人们不时听到“太阳一出来呀，咿呀哎咳 ...... ”，还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然而机关生活是沉闷刻板的，没有学校那种活泼和自由，没有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空间。我们渴望紧张而有效率的工作，渴望多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我们觉得有力无处使。
我逐渐悟到，我们这些大学生其实是不受重视的，或者还被有些从延安来的老干部瞧不起。我觉得，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有些工农干部轻视知识分子，动不动就说“不要翘尾巴 ! ”
邓拓不久调到《人民日报》去了。 1950 年底，他把我也调到《人民日报》，在理论组做编辑。从那时起，我在《人民日报》一干就是三十八年，直到我离休。
初到《人民日报》时，人家说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还在到报社之前，我就写文章批评张仲实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译文。来报社后，我不同意《人民日报》的某篇社论的一个提法；指责苏联大使、马克思主义权威尤金的学术报告某个地方不合逻辑；我还认为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的讲义中某些提法不妥。没有人说我批评得不对，可是我这种锋芒太露的表现，可能使一些人不喜欢，觉得我骄傲。不过邓拓还是器重我的。
1954 年 11 月的某一天，邓拓给我布置了一个紧急任务，要我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我用一天的时间赶了出来，题为《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很快发表了。后来我得知，批判胡适是毛泽东的指示，毛看了我的文章，说我也是“新生力量”。我又接连写了两篇，他也看了。对第二篇，他不太满意；对第三篇他表示欣赏，后来这篇文章被推荐为干部学习参考资料之一。 1955 年，我又参加了对粱漱溟的批判，发表了一篇长文章。
今天看来，批判胡适是过头了。那时对胡适好象是只能贬，不能褒，这显然不对。十多年前我就表示过，对胡适要进行再认识。对梁漱溟的批判也是这样。毛泽东那样对待梁漱溟当然是不好的，但我不承认学术界对梁漱溟的批判是完全错的。胡适是资产阶级代表，而梁漱溟的思想带有封建主义的烙印。对梁的批判也许是建国以后唯一一次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其他都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实际上，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进步。
理论组（后来扩大为理论部）的日常工作是进行理论教育，为政治服务，根据政治任务的变化，一个时期宣传这个，另一个时期宣传那个。顶头上司想的似乎只是 : 填满版面，完成任务，不要出错误。我逐渐产生一种感觉，我们这种人不过是完成任务的工具而已。哲学方面，我对报刊上翻来复去讲“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感到不满足，甚至不满意。哲学上就不能讲点新东西吗 ? 然而理论上的框框那样多，不能越雷池一步。我觉得我的潜力没有发挥，可是又觉得没有得到培养。邓拓是关心我的，但是到报社后，他和我隔了一级。有一次我直接去找邓拓谈话，部主任就很恼火地批评我“越级”。就这样，每到整风时，我还得检讨自己“辜负了党的培养”，“对不起党”。我感到很压抑。
我初次听到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很兴奋的。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一时间，知识分子的心情变得很轻松，许多报刊也活跃起来。邓拓拟定了一个宣传双百方针的计划，送到胡乔木那里，被压下了。和《文汇报》、《光明日报》等非党报纸相比，作为中央党报的《人民日报》的确对双百方针显得不那么热情和主动，这使毛泽东很恼火，那时他在外地。可能有些风声传到北京了，我奉命赶写一篇宣传双百方针的社论，胡乔木修改后，在 4 月 10 日发表了。
当天毛泽东看到了社论（那时他刚从外地回来），马上召见《人民日报》编委，并要社论的作者也去。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毛泽东。他表扬了我写的社论，但把邓拓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他“按兵不动”，是“死人办报”。他还谈到，党内对双百方针有抵制。
我并不觉得那篇社论怎么好。很多年后，我才悟到，毛表扬我，是把些社论的功劳全部归给我，这样才好批评邓拓。
那次接见后不到两个月，风云突变，反左变为反右。
我记得有一天胡乔木到报社来，在小范围布置工作。他一坐下，就说 : “宋庆龄反对反右派；郭沫若表示拥护。主席说，他们两个人表现就不一样。
我所在的理论部都是喜欢高谈阔论的，发牢骚的话很多，我当然在其中。由于预先向我们秘密传达了反右的意图（也是工作的需要，好让我们提早作准备），我们都赶紧收敛了。否则的话，我的右派帽子是跑不了的。
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我还是被认为是属于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于是， 1958 年，我和一些别的同志一起，被下放到湖北枣阳的农村劳动锻炼。
我随身带一了本马克思的《 1844 年哲学经济学手稿》，那是 1956 年的第一次中译本。原文本来艰涩，译文又笨拙，读起来实在费力。但这本小书还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觉得其中充满了天才和智慧的闪光。我惊喜地发现，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和教科书里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颇不相同，我更喜欢这个马克思。
1958 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农村到处是一篇热气腾腾的景象。我们当时还是很自觉地进行劳动锻炼，劳动热情很高，可实在紧张。上面动员多，下面开会多。那些乡干部开会，一开就是通宵。我困得要死，可不能睡觉，回去还得继续劳动。初去一段时间，我简直要累垮了。
那时报纸天天鼓干劲。《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叫《见缝插针》，我很抵触，心想 : 作者是坐在办公室里写评论，不了解下面情况。你们还让不让人休息啊 !
那一年报纸上的宣传充满了奇迹，什么亩产万斤之类。我也被这种浪漫主义的气魄所打动，后来才逐步发现，干部都在说大话，实现不了就弄虚作假。我们对此进行了抵制，并把我们所知道的真实情况通过报社反映到中央。为此得罪了当地的干部，关系有些不愉快。
由于有了一年在农村的实地感受，我对左的危害有一定的认识。 1959 年反右倾时，我的思想是很抵触的。在会上，我不得不说我也受右倾思想的影响，但内心却同情彭德怀。
1959 年末，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批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强烈地感到不同意。《哲学研究》的主编知道有不同观点以后，想开展讨论，约我写文章，我马上答应了。后来人家告诉我，那篇文章反映的是杨献珍的观点。杨献珍当时是中央党校校长，地位很高，但我一直对他的哲学观点不甚佩服。《哲学研究》问我要不要用笔名，我说，我既然要向权威挑战，就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就这样，文章发表出来了。从此，我卷入了一场断断续续的、长达二十多年的争论。
1964 年，开始了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政治批判。杨献珍后来说这是康生对他的打击，实际上据我所知是毛泽东的决定。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这就一定是对的，就不能翻案。其实，“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罢，“合二而一”也罢，本来都是学术问题，不应该让这个问题的是非服从于某种一时的政治需要；错就错在这里。在批判“合二而一”的期间，我也写过一篇批判文章，给杨献珍戴过政治帽子，这是错误的。
1963 年，刘少奇提议 : 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光是文章不够，应该写小册子，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批判。为此开始了组织工作。其中一个选题是“批判人道主义”，由周扬负责，成立了一个写作小组，其中有我。我分工起草这个小册子的两章 : 一章讲人性，一章讲异化。
在批判人道主义这个问题上，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如何对待“异化”这个概念，却有些分歧。我主张，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唯心论者可以用，唯物论者也可以用。这个观点为周扬所采纳，我就按照这个观点写异化这一章。
那一年，周扬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做报告，讲到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毛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他亲自审阅并作了修改。这个报告虽然批判了“修正主义”利用马克思的异化观点，但对异化概念本身是肯定的。毛在审阅时并没有修改这个地方。
在起草这本小册子期间，我写了一篇《桌子的哲学》，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一篇通俗文章，然而我可以说其中的观点是新颖的。针对那种“先有桌子，后有桌子的观念”一类的通俗宣传，我提出 : 归根到底，是先有桌子的观念，后有桌子，因为桌子是人的创造。
这篇小文章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应，也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称赞。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在一篇评论《桌子的哲学》的文章中说，若水的观点显然是受萨特的影响。其实我是受马克思启发。要从客观存在的物中看到人的劳动，这个观点在《哲学手稿》中就有了。
我们那本小册子没有完成。由于毛泽东两次做批示，严厉批评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倾向，火已经烧到周扬头上，他自顾不暇了。我们这个小组散了伙。
接着我去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 1965 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下达。其中说农村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四清工作队在农村学习这个文件后，都想努力在我们所在的村子里找出一些这种性质的矛盾，可是找来找去，都是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我感到不解。
这一时期我写的文章，收进了《在哲学战线上》。
由狂热到觉醒
1965 年 11 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和大家一样，完全没有料到这篇文章的背景和意义。我不觉得这篇文章有多么好，多么重要。清官问题是值得讨论，可是姚文元文章里面有些论证明显地是站不住脚的。可是当时的气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好象北京的报纸不转载这篇文章就是犯了天大的错误。一向自信能“通天”的吴冷西也显得忐忑不安，乱了方寸。《人民日报》处处被动，领导全国舆论的变成《文汇报》了。编辑部议论纷纷。
在这种情况下，吴冷西向我布置了一篇文章。他口授了文章的内容，由我笔录整理，写好后他又大改了一遍，把题目定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我觉得那篇文章不是我自己的，因此用了一个假名。尽管如此，我是自觉地执行了这个任务的，即便吴冷西没有要我写，我也会写的。我把这看做是参加“战斗”。后来据说 . 毛泽东曾问过 : “为什么王若水、李希凡没有写文章 ? ”吴冷西听后表示 : 当初用王若水的真名就好了。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批判吴晗的真相，并觉得内疚。
从吴冷西接替邓拓主持《人民日报》工作以后，报社许多人觉得吴冷西远不象邓拓那样平易近人，而是官架子十足，令人生畏；加上批《海瑞罢官》期间《人民日报》如此落后，大家都对他有怨气。“文革”初期，大家都写大字报攻他。
吴冷西很快下台了。他的下台，陈伯达是起了作用的。陈是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
“文革”中《人民日报》的人员分成两派，我成了其中一派的骨干分子。我们这一派也是起来造吴冷西的反的，但我们没有参与夺权。夺权的一派称我们为“保守派”。当时我主持评论部的工作，后来我的权也被夺了。有些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而且抄了家，勒令我去劳动。不过我究竟是受过毛主席表扬的人，因此我受的冲击还不算很大。我还可以贴大字报，尖锐地批评报社领导身上我看不惯的东西，而不用担心打击报复。许多年中的那种压抑感没有了。
我觉得自己解放了，我完全没有认识到我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异化”。代替压抑感的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情。我对毛是“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我确信毛是在领导我们进行一场惊天动地，震古铄今的伟大事业，要涤荡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建立一个红彤彤的崭新世界。
我相信我自己和我所属的这一派群众组织是在忠心耿耿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例如“治病救人”，“反对打击一大片”，“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觉得我们应当得到中央的支持。可是不知为什么总得不到支持，相反是打击。
“九 . 一三”事件给我很大震惊。怎么想得到呢 ? 一个精心塑造出来的革命完人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魔鬼。我为毛泽东担心，深恐他经受不住这个打击，毕竟他年纪大了。然而，毛泽东怎么会没有看出林彪呢 ? 当时让周恩来来做接班人多好 !
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来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从上海调来的鲁瑛临时负责。他的水平很低，但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总理明显地表现出对鲁瑛的不满意，指示先暂时成立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看大样班子”。我是这个班子的成员之一。
那是 1972 年。这一年本该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林运动，但报纸上却表现得冷冷清清，原先那股批判刘少奇的劲头不知道上哪里去了。我感到纳闷，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8 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批判极左思潮，说“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但一周以后，张姚对报社负责人谈话，却强调批左不要过头。这里显然存在着不一致。关于领导班子，张姚不得不承认鲁瑛“弱得很”，可是又说目前“只能如此”，要大家支持鲁瑛工作。这显然是示意大家支持鲁瑛当总编辑。
张姚的讲话引起很大的抵触情绪。《人民日报》干部中比鲁瑛强的人多的是，为什么总编辑非鲁瑛莫属 ? 为什么就不能起用吴冷西和胡绩伟 ? 大家意见纷纷，不少人给中央写信反映鲁瑛所闹的笑话。另一个引起不满的问题是 : 刚刚要开始批左，为什么就强调“不要过头” ? 到底问题是左的东西没有批透还是过了头 ? 我想，我不能听张姚的。乘这两个人去上海的机会，我编发了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
这块版显然使张姚大为恼火。不几天，文汇报就出了一期内参，说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映很坏，认为这是否定“文革”。我对此很反感，心想明明是张姚的意见，却打着工人的牌子干什么 ? 我觉得《人民日报》的问题不在鲁瑛，在张姚；张姚的问题也不止是袒护鲁瑛，而且是打击批左。我已经看透了张姚，决心写信给毛泽东告他们一状，同时也请示 : 批左还是批右 ?
我预料象这样涉及高层领导人的事，毛泽东不会轻易表态。我只想让他心里有个数就行了。但我错了。
信发出后不久的一天晚上，《人民日报》的几个领导干部被找到人民大会堂，我也在其中。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参加了，还有一个汪东兴。周恩来一开始就说 : “收到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我才感到那封信闯祸了。
周讲话的大意是 : 林彪叛党叛国，是极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当然这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中央务虚不够，这是有缺点的。
周的讲话语调是温和的。轮到张、江、姚讲话就放炮了。江青叫嚷我“分裂中央”；张春桥斥责我“极右”；姚文元质问 : “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 ? ”气氛变得很紧张。我看得出，周感到尴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把调子提的那样高，是周没有料到的。
以后，我才知道，毛泽东对我的信感到不高兴，说我提出批极左思潮“不高明”。这实质上是批评了周恩来。
接着《人民日报》展开了一场大张旗鼓的运动，批判斗争我和胡绩伟（当时他还没有恢复原职，暂时任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以及我们所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张春桥语）。
《人民日报》从未开展过如此声势浩大的运动，甚至“文革”初期也没有这样的场面。我已无法计算开了多少次大会，多少人上台发言。大字报贴满了过道，从一楼到五楼。我那时头发掉得很厉害，背也驼了。我从过道经过，两旁全是这样的大字报 : “王若水必须老实交代 ! ”“王若水是漏网右派 ! ”“王若水必须低头认罪 ! ”这时我偏偏昂起头来，傲然地穿过这条大字报的小巷。
批判我的调子越来越高，开头说我想夺鲁瑛的权，后来说我想夺张春桥姚文元的权。最后，一位老干部在大会上说我的信和彭德怀的信一样，是给毛主席下战书。“他是不是想夺毛主席的权啊 ? 这值得考虑。”
会后，有位朋友悄悄对我说了一句 : “该把你抓起来送监狱了”。我说 : “不对，该送疯人院。”
1974 年初我被送到干校劳动。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又掀起了对我的批判斗争的高潮。有几天时间，我的心就象被一只大手紧紧揪住一样，难过极了，每一分钟都在受煎熬。我真想拉住一个朋友问 : “你说，我是不是敌人 ?! ”或者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
只是有了这种亲身体会，我才深深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经不住斗争而自杀。
在批判达到高潮的时候，一天晚上传达了江青关于批判我的指示，气氛紧张。干校的领导恐怕我要自杀，要派人看住我。我只是喃喃自语 : “我要革命，要革命 ! ”这个话也许使他们放心，但如果他们真懂得我这句话的含义，我就会真的被当做反革命抓起来了。
我毕竟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这种信仰支撑了我。许多朋友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示关心和同情，给了我力量。我第一次坚信错的不是我而是毛泽东，他受了几个坏人的蒙蔽。
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 ! 对毛泽东，我崇拜；对周恩来，我敬爱。这两个伟人的不和，使我震惊而痛苦。我预感到周恩来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下一个打击会临到他头上。那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 ? 我个人所受的折磨和这件事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
周恩来的死使我感到无比的悲痛。 1976 年的清明节那几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时我正在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劳动，一有机会就去天安门。就象近 28 年前我到解放区一样，到了这里我就感到自由了。我可以把平时积累在心底的话尽情吐露。那里的群众我都不认识，可是我们有共同语言。我和别人一起骂“四人帮”，也骂《人民日报》。
我为暂时离开《人民日报》的工作岗位而感到庆幸。当时《人民日报》在“四人帮”的控制下扮演了可耻的角色。报社向中央提供的内参为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四人帮”曾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人民日报》庆功。这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为人道主义辩护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回到《人民日报》。几个月后，党中央给我平反。 1977 年秋，我又被任命为副总编辑。当时的总编辑是胡绩伟。
1978 年开始的几年是《人民日报》发行量最高的时期——总数达 600 多万份。报纸上总有新东西，提出新问题，对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起了积极作用。 1978 年批评“两个凡是”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密切配合，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其中多数文章出自中央党校，当时胡耀邦是校长。那一年年底，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同年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大概思想解放了，人的聪明才智才容易发挥吧。这个时期我写了一些关于真理标准和思想解放的文章，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也是在这一年，我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9 年初，召开理论务虚会。这是一次开得很成功的讨论会，会上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思想很活跃。我也在会上作了几次发言，包括一次批评个人迷信的长篇发言。毛已不再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了。
这个发言后来传到香港。有人猜测，我是得到了甚么人的授意。其实，中央对我们这些人的发言很不高兴。
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许多话是针对会上的议论而发的。其中批评说，“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这是指的我。
这次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从这以后，理论界我们这一部分人和中央不完全一致了；用胡乔木的话来说，是“分道扬镳”。
1980 年，我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我负责起草“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一部分。可是这一部分后来没有采用。我看得出来，在评毛的问题上，政治的考虑压倒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马克思针对上世纪的德国思想界情况说过，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这句话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同样适用，只要把“宗教批判”改为“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是要回到人，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也一样。
八十年代开始，我写了一系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谈谈“异化”问题》和《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其中主要的两篇。在第一篇文章中，我把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发展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的批判；在第二篇文章中，我试图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心地位。这两篇都受到了欢迎，也引起了争议。 1983 年初，我发表了《为人道主义辩护》。
那年 3 月是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要开一个学术报告会。当时决定由周扬作主要报告，地点在中央党校。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当年我们是批判人道主义的，现在应该进行再认识了。周扬不但同意，还提出要讲讲异化问题。
周扬的讲演获得很大成功。据参加会议的人告诉我，反映很强烈，会场上鸦雀无声，然后是热烈鼓掌。
但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麻烦来了。胡乔木和邓力群指责我说，我对发表这篇错误文章要负主要责任；又因为我参与了这篇文章的起草，对其中的错误观点也要负责任。这导致了我的被免职。同时，开展了一场以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为中心内容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1984 年 1 月，胡乔木在中央党校做《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系统地批评了周扬和我。他表示欢迎讨论，而且说 : “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讨论。”
这个话好象是对我说的，因为周扬已经公开作了检讨，而我还在拒绝承认错误，因此我有反批评的权利。我想，和一个政治局委员公开争论，这是建国后从来没过的事；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不应当害怕开这个头。
开始，我只针对胡乔木的一个具体问题进行了批评，写了一篇《关于“革命人道主义”》的短文，发表在 1985 年 1 月的工人日报上。接着，我写了一篇较长的答辩，叫《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这时，我受到很大的压力。虽然我坚持，但这篇文章终未能在报刊上发表。 1986 年，我把这篇文章收入了我的文集《为人道主义辩护》。这本书销得很快，但后来也没有重印。
1987 年 8 月，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继刘宾雁等被开除党籍之后，我成为下一个目标之一。中纪委通知《人民日报》党委，要我退党，如本人不愿意，即予除名。我抗议说，这样做不符合党章的规定。这件事没有经过支部大会讨论，事先也没有对我说明并听取我的声辩。你们要我退党，我拒绝；至于除名，那是你们的事。我写信给中纪委，逐条批驳了要我退党的理由；没有回答。就这样，我结束了近四十年的共产党员生涯。
我拒绝接受退党的劝告并非我愿意留在党内，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我宁肯被除名。我的心情变了。 1983 年我被免职时，觉得委屈和难过；现在我被赶出党外，倒觉得轻松了。
我对这个党无所留恋。我早已对它失望了。无情的现实把我青年时期的理想扯得粉碎。夜晚我有时从睡梦中醒来，痛苦地问自己 : “难道这就是无数先烈为之流血牺牲，我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 ”这种心情曾反映在 1985 年我写的《智慧的痛苦》一文中。
我是历史的一个见证人，我目睹了党一步步走向蜕化，从一个革命的、朝气蓬勃的党变成一个官僚主义的、腐化的党。毛泽东提出要教育下一代，防止“和平演变”；实际上从他自己就开始演变了，或者异化了。这不是资产阶级腐蚀的结果；是他掌握的绝对权力腐蚀了自己。 我回顾这许多年来我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大部分不是所谓的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专制者效劳，而过去我对这一点还不自知。现在我梦醒了，我的盛年也过去了。我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幻灭感。
现在我不是党员了，那我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 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反思，我认为它有相当多的错误。凡是已为实践否证的东西，就应当抛弃，不必可惜。但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一些宝贵的东西，而这恰恰是官方所否定的。我不自居为正统；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我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
我认为马克思的最好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它仍有生命力。 1986 年我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是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我不是列宁主义者。还在大学时代，当我初次读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我就不那么心服。四十年后的 1988 年，当我不再是党员后，我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现实主义和反映论》，批评了列宁的哲学观点，也批评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的这篇文章能发表，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当然，有一家保守派的文艺评论杂志连续一年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但已经对我没有压力了。
就我自己来说，我没有变得消极，反而觉得，在我不再担任官职并离开党以后，我的自由多许多了，我可以不开那些浪费时间的会，可以不说违心的话，不写我不想写的文章了。党的纪律对我没有约束力，这样我可以更好地为人民做一些事情了。
也是在这一年，朋友和我商量，办了一个《新启蒙》丛刊。
我们深深感到，民主是不能从上面恩赐的。并非宪法规定了人民是主人，人民就是主人了；人民还要争取做主人并学会作主人。几十年来，强大的意识形态蒙蔽了人们的心灵，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君临自己之上的绝对权威去支配。人异化了，失去了主体意识，而没有主体意识的人是不配作主人的。人们应该睁开眼睛，打破幻觉，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个丛刊总共出了四辑，内容是关于民主、改革和开放，可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惊恐。有一个负责宣传的官员说 : “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启蒙运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有人要搞一个‘新启蒙运动’，他们想干什么 ? ”
我继续就异化问题写反驳文章。这些文章是 : 《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书林》 1988 年第 10 期）、《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吗 ? 》（《新启蒙》第 4 辑， 1989 年）。还有一篇《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新启蒙》第 2 辑， 1988 年），其中局部涉及到关于异化问题的争论。不管怎样，我已经答复了胡乔木对我的所有批评。
88 年底，为了推销《新启蒙》，我和都乐书屋协商，利用他们的地方办了一个沙龙。那一天北京知识界的精英云集，外国记者来得很多，门外便衣警察也很多。来客中有方励之，在讲话中说到他给邓小平写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的事。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结果弄得后来都乐书屋关门，女老板被捕。
89 年 3 月，人大开会期间，胡启立突然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去中南海，说是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乘机向他解释，我们并无筹组政党之意，同时也要求他解决都乐书屋的问题。胡启立只是听，没有表示意见。
后来听说，胡启立也邀请了别的几个被认为是自由化的知识分子。我怀疑这个举动的背后有赵紫阳。当时我已经知道，一些老人正在策划把他赶下台。也许，他是想争取得到更多知识分子的支持。
4 月初，我应哈佛大学的邀请去了美国。
我是在纽约一个纪念“五四” 70 周年的讨论会上听到胡耀邦逝世消息的。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成为一场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的导火线。
我们每天看电视，注视事态的发展。学生绝食的消息传来，我心急如焚。 5 月 19 日，我回国了，正好赶上宣布戒严。
虽然如此，我还是参加了三次游行。
当我走在《人民日报》队伍前面，穿过路旁欢呼的人群，直奔天安门时，我突然想到四十多年前，我也曾在游行的队伍中，走过这条路，喊着“要民主 ! 要自由 ! ”的口号 ....
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最近一二十年来，我的思想有很大变化，但我还象少年时代那样爱我的祖国，还象青年时代那样追求真理。几十年的光阴虚度了，但是我也增长了许多经历，我想从理论上好好反思和总结一下，使虚度的年华不完全虚度。这也许对下一代有用处。
我要用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社会主义的实践。
我还要用我的余生求索。
1992 年 12 月
中国男儿
学堂乐歌 石更词 辛汉配曲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皇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揖中流，泱泱大风。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