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难产
——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清污”运动
在中国大陆，“人”至今是一个“怪影”。因此，人道主义也是异端。
从 1983 年到 1984 年，中共开展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其主要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当然，它也是要禁止淫秽物品，但人道主义被视为比淫秽物品更坏更危险。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反对人道主义，这似乎是怪事，但从中共在大陆掌权后，这并不是对人道主义的第一次批判。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象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一样坎坷。
先天不足的传统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们将先谈谈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中国是否有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让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人道主义是一个外来语，在英文里是 humanism 或 humanitarianism 。这两个词有时可以通用，但又有区别：后者指增进人类福利，免除人们的不幸和痛苦的思想和行动，故常与慈善救济事业联系；前者则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联系，亦可译为“人本主义”。 < 韦氏大学词典》解释 humanism 的第三义说：“一种以人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的学说、态度或生活方式；尤指这样的哲学，它通常否认超自然主义，强调个人尊严和价值，以及通过理性达到自我实现的能力。”本文所说的人道主义，就是这个意思。有的学者认为儒家具有古典人本主义的精神。从某一方面来说，可以列出支持这种说法的理由，例如孔子的兴趣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而且他把“仁”作为他的学说的核心概念。但是儒家产生于古代的中国，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包含的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价值在它那里是根本缺乏的，甚至是不能相容的。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正式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高扬“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这都是来自西方的观念。“民主”的口号隐含着自由、平等、人权这样的人道主义要求。陈独秀标榜“自由自主之人格”，鲁迅批判“吃人的礼教”，巴金呼吁婚姻自由，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胡适宣扬“易卜生主义”，这些都带有人道主义色彩，可以看出是受到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影响。但这种思潮还没有巩固，中国文化界很快就让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 --- 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主义占了优势，而这种理论里是没有人道主义的地位的。在中国，左派作家大都不用人道主义或人性一类的概念。但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两个左派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和胡风——却开始鼓吹一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而又是革命的文艺理论。不过他们的观点很快被党的正统观点压倒了。
1942 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批评了某些当时在延安的作家关于“人性论”和“人类之爱”这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言论。毛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 ? 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的最后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带阶级性的人性”意味着阶级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一个因素，或者说是附加在人性上的一种东西，这就预先设定了人性有超出阶级性的部分。因此，不能说承认“带阶级性的人性”，又否认“超阶级性的人性”。后来，人们实际上是否认了“带阶级性的人性”的。他们这样理解《讲话》的观点：没有人性；如果有的话，阶级性就是人性。毛泽东从未说过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从《讲话》以来，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一起成了贬义词。
毛唯一一次肯定人道主义的地方是延安时期他给红十字会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里给人道主义加上了“革命的”这样的定语，显然要区别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后来，在释放战俘和宽大处理战犯时，中共偶尔也在外交场合使用“人道主义”这个词。在这些地方，人道主义显然不是相当于英文的 humanism ，而是相当于 humanitarianism ，而且就是在后面的词义上，也只限于在很狭窄的范围内使用；在其他地方，人道主义这个词仍是禁忌。
共产主义运动宣称它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既然如此，它理应是人道主义的。当年马克思在 1844 年的《巴黎手稿》中自居为“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立场，在 1845 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时，仍自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后来他改用“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称呼自己，并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这一转变的真正含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成了中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人道主义的根据。
有两个主要的理由使得中国大陆的官方不喜欢人道主义：第一，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他们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不相容的；第二，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他们所反对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个性解放以及个人主义是不可分的。
第一个春天的夭折： 1957-1960
尽管人道主义思想在中共统治下是如此脆弱，但在 1957 年短命的“百花”期间，还是有一些作家勇敢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声，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巴人和钱谷融。
巴人是王任叔的笔名，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作家。他在 1957 年 1 月发表的《论人性》一文和同年出版的《文学论稿》里，提出了和毛不同的观点。他主张，人除了阶级性以外还有共同的人性和共同意识，作家在创造典型人物时应注意这一点。这种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就是人性。巴人批评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乏的东西，是人性，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他认为这原因在于对人的阶级性作了机械的理解。巴人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性是人性的“自我异化”，因此，“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 (1)
钱谷融在 1957 年 2 月发表了一篇长文《论“文学是人学”》。文章说：“不仅要把人当做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要把怎样描写人、对待人当做评论作家作品的标准”，“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我们应该用力去揭穿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反人道主义性质，用力保卫真正的人道主义。” (2)
这两位作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钱谷融求助于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而巴人则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其实，他们本可以找到更有力的论据的，那就是马克思 1844 年的《经济学 - 哲学手稿》，该书于 1956 年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但马克思这这篇著作不容易懂，加上译文很笨拙，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不管怎样，这两位作家表现出的理论水平，远高于那些“正统”的教条主义者。
巴人和钱谷融的这些观点获得了文艺界的一些响应，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侥幸的是，这些观点在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并没有受到很多的批评。巴人甚至还能在 1957 年把他的《文学论稿》加以再版。但在 1959 年毛发动的“反右倾斗争”中，文艺界再次掀起了批判高潮，巴人终于未能幸免。 1960 年，对他的批判开始了。
第一个系统地出来批判巴人的“人性论”的，是姚文元。他写了一篇长文，开头就说：“五四以来，无论是公开打着资产阶级旗号的反动文人，批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者，以及混入革命队伍的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家，都多次地用‘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类之爱’等等作为武器，向中国共产党，向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向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进攻。”在谈到巴人时，姚文元问：“为什么这个时期‘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和关心’呢 ? 因为 1956 年三大改造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经济基础，死守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感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就是巴人变得更加关心人的原因。“巴人这个‘人’，拆穿了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人’，资产阶级人性之‘人’” (3) 。
这是表现姚文元运用所谓“阶级分析”来把纯粹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政治罪名的一个典型例子。姚就是靠这个伎俩受到重用而在“文革”中爬上高层位置的。
另一个文艺评论家李希凡也写了两篇长文：《驳“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___ 从巴人的《论人性》谈起》 (4) 、《驳巴人的“人类本性”的典型论》 (5) 。其他文艺评论工作者也纷纷写文章，加入批判的行列。这个批判发展到全国性范围，持续时间一年多，被批判者还有钱谷融和其他人。
1960 年 7 月，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宣部副部长，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员周扬在大会上做报告，其中有一个小标题就是“驳资产阶级人性论”。周说：“目前修正主义者正在拼命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谬论，来调和阶级对立，否定阶级斗争和革命，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达到他们保护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破坏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扬指名批评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说他们在他们的纲领中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提倡“人道主义精神”。周还批评了中国的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6) ，这等于是最终判决。
同年，巴人因“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罪名被定为“反党分子”，除了被撤销一切职务外，并被剥夺文学创作的权利。“文革”中巴人又被说成是“大叛徒”，被遣送回乡劳动，得了精神分裂症，终于在 1972 年悲惨地死去。钱谷融也受到打击，不过他总算活下来了。
对人道主义的再批判：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
中国的政治气候常常是反反复复。到 1961 年，在批判的高潮过后，又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受到了欢迎。它叙述一个很有人情味的故事：一个汉族老人到彝族地区去工作，偶然发现了他的失踪十几年的女儿，而她已被一个彝族老人收养为义女，两人相依为命地生活着。两个老人都需要女儿，可女儿只能跟其中的一个生活在一起 ...... 导演深知这一类题材的敏感性，他处理得非常小心翼翼。电影受到了欢迎，但观众感到不满足。最后，周恩来出来讲话了，他批评导演不够大胆。周说，有人说他们看了这部电影流了泪，他本人也几乎流了泪，但没有流出来。周感到这是因为导演有意不让主角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甚至不让出现流泪的镜头。周说，我们是肯定无产阶级的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的，为什么有顾虑 ? 显然导演屈服于某种压力。象“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这些观念都被弄乱了。“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 (7) 。
但是，周的温和路线并不占上风，这种松动只不过是两场战争之间的喘息罢了。 1963 年，中共正式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及其代表赫鲁晓夫，其中一个批判目标就是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概念和“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这个口号。中共认为这些概念是没有阶级观点的。 1963 年 10 月 26 日，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把“资产阶级人性论”当做批判重点，他说：“他们 ( 现代修正主义者 ) 放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举起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旗帜。他们把所谓‘人道主义’的概念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把科学共产主义完全融合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中。”这一次，周扬不仅批评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而且批评了苏联的“修正主义”。他还论证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在《 1844 年手稿》中关于“异化”的某些论述，来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这完全是徒劳的。周的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它完全没有提到“革命的人道主义”。
周并不以这个报告为满足。他还准备写一本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作为中共中央的更大规模的对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的一部分。周扬挑选了一些人，包括王若水、汝信、邢贲思等，组成了一个写作组。这些人当时都是支持对人道主义的批判的。但是，小组在讨论到异化问题时，却有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应当象抛弃人道主义一样抛弃它。王若水则主张，“异化”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王若水的观点得到了周扬的赞同；王被分配写“异化”和“人性”这两章。
然而周扬却无法完成他的这本小册子。在他作完上面那个报告 ( 它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 后不久， 1963 年 12 月，毛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批评了周扬所领导的文艺部门“问题不少”、“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 1964 年 6 月，毛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文艺联合会和它领导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很重的批评。熊熊的批判烈火在文艺部门和文艺团体中燃烧起来，周扬只能抛下写小册子的工作去应付。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它要把周扬排挤掉 ___ 这就是江青。
1964 年，在政治局常委康生的发动下，开展了对两部电影的批判：一部是《北国江南》，它的罪状是“调和阶级矛盾”；另一部是《早春二月》，它的罪名之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艺领域还有其他的批判，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一直延续到 1965 年底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文革”把过去的文艺作品几乎都否定了，只剩下《白毛女》等少数几部作品，而这几部还需要江青来改编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样板戏”。这些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男的也罢，女的也罢，心中只有革命，根本不考虑恋爱婚姻。唯一有一点爱情表现的是《白毛女》，其中有一场女主角和她的爱人在山洞相会，那对唱是美妙动人的。后来在修改时，那个唱段被砍掉了一半。一切带人情味的情节，一切对个人幸福的向往，一切人性的表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中是没有地位的，更不用说人道主义在理论上的表现了。在现实生活中，代替人道主义的是神道主义 ( 个人崇拜 ) 和兽道主义 ( 残酷斗争 ) ，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在“革命”的名义下被美化了。唯一可以看到“革命人道主义”口号的地方是医院，那是作为毛的语录而写在墙上的。不过，这些医院一般是不接受“走资派”、地主和资本家的。
《白毛女》的广告中有一个警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是，毛泽东发动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又把人变成了鬼；特别是“文革”中，不计其数的无辜者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
解冻：八十年代初的人道主义热
1976 年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人们开始对十年内乱进行反思。 1978 年批判了“两个凡是”，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中国文化界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人道主义思想复活了。
首先有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 1978 年开始，文艺界讨论“共同美”和“人民性”的问题，多数人认为不同的阶级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审美标准，认为文艺除了具有阶级性之外，也可以具有人民性。接着，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和爱情小说出现了，并且越来越多。 1980 年，讨论人道主义的文章开始在报刊上出现。
一些过去否定人道主义的人开始改变了态度。 1980 年，周扬 ( 当时是中宣部顾问 ) 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承认了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汝信参加了这次会，大概他早就有这种想法，周扬的表态鼓起了他的勇气，不久，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 ? 》。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 1980 年 8 月 15 日发表了。胡乔木 ( 当时是社会科学院院长 ) 的秘书打电话给作者说：“乔木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本来他要亲自写信给你的，因为太忙，抽不出时间，叫我打电话转达这个意思。”汝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给这篇文章评了“ 1980 年好文章”奖。汝信的文章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这件事清楚地表明，胡乔木当时的态度是很开明的；谁也没想到后来他的态度会根本改变。
和 50 年代相比， 80 年代的这次人道主义真正形成了一股思潮。虽然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但这次却更深也更广。在理论上，人道主义的拥护者从《 1844 年手稿》中吸取了营养，因此水平也提高了。从一开始，人道主义的讨论就和异化问题联系了起来；异化问题甚至还要提得早一些。 1979 年第一期的《外国哲学研究丛刊》发表了王若水 1963 年的旧作《关于“异化”的概念》。外国哲学研究丛刊》是一份专业性很强的杂志，读者不多，然而这篇文章还是受到了较大的注意。《新华文摘》予以转载；有的报纸作了报道。 1980 年 6 月，王若水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演。听众中有人提问题，问到异化是什么意思，王作了较详细的回答，又联系到现实的例子作说明，说社会主义也有异化现象。后来这一段讲话在《新闻战线》 1980 年第 8 期上发表，继而被转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显然，这是因为人们觉得“异化”概念能够给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以深刻的解释。
王对“异化”作了两种解释，一个是学术性的，另一个是通俗的。前者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 (8) ”通俗的解释是一个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王指出社会主义的异化的三种形式：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发展重工业，还有环境污染等等 (9) 。
王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 ... 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应该考虑一下：主要危险究竟来自何方 ? 可能我们的主要危险还是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 ... 本来是受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就可能有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危险，可能异化。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公仆，但后来脱离人民，变成贵族老爷，不是工人阶级啦 ! 成了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己势力。 (10)
王把他的母亲和儿子的比喻用于人民和党的关系：
是人民给了领导以权力 ... 但这个权力一旦给出去以后，就有这种危险：可能有一部分人把这个权力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自己服务，结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转过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好比母亲辛辛苦苦生了个儿子，指望他长大后养老，结果成了逆子。 (11)
王并不是在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异化”的人。高尔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在 1979 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包括《异化及其历史考查》和《异化现象近观》，详尽地考查了异化概念并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高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幸免于死，因此，他对异化的批判更加激愤：
“他们 ( 林彪、江青一伙 ) 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不但扩大到每一个家庭，而且扩大到每一个人的内心，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敌人，反对自己，侮辱自己。”“抽象的人民成了神，而具体的人民，则被物化，成了供神的牺牲品。”
高认为：“一种个人统治的国家，不管打着什么招牌，都必然既是封建的，又是宗教的。”林彪、江青一伙的统治带着封建专制的特点，它是“通过政治异化，主要是权力异化来实现的”。同时，他们所利用的意识形态又类似宗教。“但是，中世纪的教会仅仅答应人们以天堂的幸福来抵消地上的痛苦，而林彪、江青一伙在阻塞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以后，却要求人们以‘效忠’的精神来适应这个‘地上的天堂’。”
从 1980 到 1982 年的三年间，有关“人”的问题的讨论发表了 400 多篇，包括探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文艺界和教育界召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会，人民出版社在此期间出版了两本论文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关于人的学说的探讨》。一股人道主义热掀起来了。
标志着这股人道主义热的还有两次讨论。
1980 年 5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会越走越窄 ? 》作者说，她过去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她那时相信，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可是，她眼看到的事实和书本上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周围世界并不像书本上描写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 ? ”一连串不幸的遭遇使她达到这样的结论：“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高尚的忘我的人。”报纸和书本上那些宣传，要么是虚构，要么是夸大。她感到幻灭，生活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我谴责这个现实，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现在她想写作，但“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她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那就是：“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个观点带上几分亚当·斯密的色彩，虽然可以肯定写信人没有读过这位思想家的著作。
《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给这封信加了按语，建议读者就这封来信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 ”。这封信打动了千万读者的心，短短几个月内，编辑部收到来信和来稿六万余件。有人同意潘晓的观点并加以发挥，有人则反对，讨论得很热闹。不止是青年，整个社会都很关心这场讨论。有的读者一方面对这种讨论表示兴奋和高兴，一方面又怀疑这场讨论能否不受干扰地自由讨论下去；他们担心这又是一个陷阱。
讨论持续了一年， 1981 年 6 月，《中国青年》编辑部发表了总结性文章。文章分析这场讨论引起如此广泛的反响的第一个原因是：“噩梦初醒的思考，要求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重建人生信念。”青年不愿简单地接受“从别人那里领来的水晶球般的人生观”。编辑部呼吁：“社会应当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当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当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它说：“‘人的价值’问题的提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努力满足个人正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逐步创造每个人全面发展其品格、才能、体力和多样化的个性，成为社会真正主人的客观条件。”
另一场大讨论是关于长篇小说《人啊，人 ! 》的。小说以大学生活为题材，反映了一批知识分子自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到“文革”结束后的曲折经历和坎坷命运。女主人公孙悦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她的丈夫同她离了婚，让她带着女儿开始了艰难的生活。粉碎“四人帮”后，孙悦平了反，被提升为 C 城大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虽然如此，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她却感到痛苦和厌倦，对自己过去的信仰产生怀疑。孙悦曾经支持过大学的党委书记，但后来发现这位党委书记是一个思想僵化、作风伪善的人。孙悦过去的同学和朋友何荆夫，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五十年代因为批评了党委书记，被整成右派，从此他带着一套《马恩选集》和一套《红楼梦》飘泊流浪，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得到平反后，重返 C 城大学，潜心撰写了一部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党委书记认为这本书是“一棵修正主义的毒草”，用各种手段压制这本书的出版。在这个关头，孙悦挺身而出，为何荆夫辩诬。经过一番曲折，《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上级党委的关注，有出版的希望了，而孙悦也选择了何荆夫作她的生活伴侣。
这部小说的女作家戴厚英在“后记”中写到：“我写人的血迹和泪痕，写被扭曲的灵魂和痛苦的呻吟，写在黑暗中爆出的心灵的火花，我大声疾呼‘魂兮归来’，无限欣喜地记录人性的复苏。”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是最高最完全的人道主义。
《人啊，人 ! 》最初准备在上海出版，后来因“某种缘故”改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在 1980 年底出版。它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初版 17 万多册很快被销售一空。 1981 年 10 月 17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第一篇批评性的文章。编者按语说欢迎讨论，于是很快引来了反批评文章。这场讨论进行到 12 月 24 日，编者宣布停止，没有作任何结论，但讨论却在别的报刊 ___ 主要是《南方日报》上继续进行。讨论中始终有两派意见，肯定和否定的，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看法。赞成的人说人道主义有存在的权力；反对的人说作者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实际上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到 1982 年春，这场讨论接近尾声。《南方日报》 4 月 29 日发表了关于《人啊，人 ! 》的座谈会的发言，一些专家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南方日报》的编者也没有发表自己的评论，只强调不同意见都有发表的权利，并说鉴于讨论时间已经很长，在此告一段落。
“人道主义热”感染了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李贵仁，他以《人道主义 ---- 文学的灵魂》为题写出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 (1985 年发表 ) 。其中批评了一些流行的反人道主义观点，强调人道主义是一切进步人类，从而也是一切进步文学共同追求的最崇高目标。 1983 年，这位作者又发表了《主旋律：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维护并高度评价了女作家张抗抗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当人道主义的讨论已经快要冷却下来的时候， 1983 年 1 月 17 日，《文汇报》发表了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给这个问题重新升温。文章的小标题是“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 ? ”“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包括：“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化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它意味着反对封建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反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反对把人当做商品和单纯的工具，他要求真正把人当人看，并且从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从他的出身、职位或财产去衡量他的价值” ...... 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模仿了《共产党宣言》，把“共产主义的怪影”换成“人道主义的怪影”。结尾这样描述了中国的“人的发现”：
——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上徘徊……
“你是谁 ? ”
“我是人。”
突然的转折：纪念马克思的风波
1983 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做讲演。此外，再召开一个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中宣部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报告人，题目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的。中宣部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周扬同意做报告，但他不满意这个题目，认为范围太狭窄了；他也不满意中宣部挑选的助手，认为他们有些保守。他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做他的助手：王元化 ( 文艺评论家，在上海工作 ) 、王若水、顾骧 ( 中宣部文艺处干部 ) 。
他们几个人讨论了几天，周扬确定了报告的基本思想，三个助手写出了稿子，报告分四部分：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最后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过去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当做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我过去也发表过有关文章和讲话。现在看来，这些批判是片面的或错误的。“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这个教训必须记取。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都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
“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马克思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解放，即全面的解放。承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我们的体制上的问题。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
报告会 3 月 7 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开幕式。在开幕词之后，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报告人是周扬。周扬年迈，只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报告的起草经过，就由一个广播员代念讲稿。当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结束时，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
周的这篇报告稿成为两家报纸争夺的对象。《文汇报》马上要求给他们发表。王若水认为《人民日报》有优先的权利。周扬当然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刊载。第二天，各报都登出了会议的新闻，包括周扬讲话的要点。《人民日报》还在新闻中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周在报告后马上把报告稿分送给胡耀邦和胡乔木审阅。胡耀邦是党的总书记，胡乔木是政治局中分管意识形态的委员。胡耀邦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在一篇赞扬声中，只有胡乔木一个人的反应与众不同。不过这一点人们是逐步知道的。
最初的一个不祥的迹象是：原定在 3 月 9 日结束的会议突然宣布延长，据说是因为有些同志还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 10 日和 11 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看来是所谓“不同意见”还没有准备好。
3 月 10 日，胡乔木拜访周扬，谈对那篇讲话的意见。参加的人除王若水之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中宣部文艺局局长贺敬之、以及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夏衍。胡没有把周叫到他的办公室而是登门造访，因为尽管胡在党内的官职比周扬高，他的资历却没有周扬那样老，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还曾受周扬领导。
这次胡的谈话时间很长，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周扬的讲话，至多只是说周扬的讲话对有些问题还不够详尽，不够清楚。他主要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抽象地阐述人道主义”，但他说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批评了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的基本命题，也批评了一些文艺评论和小说，但他的语调是温和的。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事后，王若水对别人说，他听完胡乔木的谈话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觉得胡乔木的观点和周扬的观点没有显著的分歧。
3 月 12 日，中央党校的会议继续举行。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黄楠森和另外三个人上台演讲，都是和周扬的意见不同的。但他们都没有提周扬的名字，也没有鲜明地摆出分歧在哪里。粗心的听众会感觉不出这是对周扬的批评。
周扬并不重视胡乔木的意见，他拒绝修改他的讲稿。他那样做并非没有理由：事实上，胡乔木说的大部分观点，在周扬文章中都提到了，只是没有那么详尽；但如果要详尽的话，篇幅就会大大增加，并破坏原文的结构。
王若水和秦川 ( 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 商量，两人都认为，既然作者不愿意修改，编辑部也不必坚持非要他修改不可。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胡乔木并没有指出这篇讲话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够”。这些问题将来可以另行组织文章来讲。周扬的文章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表明，周并不是代表党中央对理论问题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发表这篇讲话也不会妨碍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在发表周扬的讲话的同时，也发表四位讲话者的不同意见。秦川和王若水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妥当的，用不着再请示胡乔木。当然，他们大概也准备冒风险。
秦川和王若水都不知道，这个时候邓力群正在说服周扬，不要把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是发表在《哲学研究》杂志上，但遭到了周扬的拒绝，他们两人还为此发生了争吵。
周扬的演讲稿终于在 3 月 16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当天上午，邓力群给秦川和王若水分别打电话，提出严厉的批评。邓质问说：胡乔木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为何不听 ? 邓说，秦川对此事是有重要责任的，但王若水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当面听了胡乔木 3 月 10 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秦川和王若水都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对“不能发表”这一点都答不知道。邓力群说，胡乔木早在 3 月 8 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
这个电话记录的调子和 3 月 10 日谈话大不相同。胡乔木的口气很严厉，说周扬的讲话“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改好的”，“不宜于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并质问：“这篇讲话目的何在 ? ”“现在讲人道主义，是什么目的 ? 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批判什么 ? 如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没有人道。”“希望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事情明白了。原来胡乔木是根本反对人道主义、反对发表周扬文章的。如果王若水事先知道这个电话记录，他肯定能领会到胡乔木 3 月 10 日讲话的真实用意。胡的那次讲话过于绕圈子，过于委婉，掩盖了他的真实意图。他讲了一大推话，请周扬修改，其实是故意给周扬出难题。最好是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打退堂鼓，表示撤稿。可是周扬丝毫没有这种表示，而胡乔木始终也没有明说。另一方面，中宣部也明知道《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的文章，因为在 3 月 8 日的报纸上已预告了这一点，这时离发表还有八天。在这八天当中，中宣部始终没有把胡乔木的这个电话内容转告《人民日报》。邓力群只是为了证明秦川和王若水的错误，才在事后吩咐把电话记录送给他们看。但邓这样做，却可能在无意中叫胡乔木难堪，后者显然并不愿意把电话内容泄露出去，让周扬也知道胡乔木在背后说了些什么。
3 月 19 日，中宣部就此事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报告。“报告”认为，王若水不仅对发表周扬文章一事应负主要责任，而且对此文内容的错误也负有责任，因为他参与了此文的起草。“报告”还说，近几年来，王若水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宣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异化等观点的文章，而且由人民出版社收入了专门的文集 ( 指《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 。“报告”认为，王的这些观点影响了文艺界，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报告”也对周扬和秦川作了批评，但较为温和。最后，提出了处理意见：调整《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将王若水调离《人民日报》。
一周后， 3 月 25 日，邓力群在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说：“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要用比较长的时间，陆陆续续地、心平气和地，以探讨真理的态度和方法，来进行讨论”，“绝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贯彻双百方针。”这个讲话的要点，后来发表在 4 月 11 日的《光明日报》和 4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个讲话给学术界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人们都觉得邓力群的态度很温和，殊不知，与此同时他本人正在做他告诫别人不要做的事。
这次讲话的第二天，胡乔木和邓力群就召集周扬、秦川、王若水到中宣部。邓力群宣读了中宣部给书记处的报告，并说，书记处已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同时让中宣部把这个报告让周、秦、王知道，征求他们的意见。
书记处的意见是有些叫人困惑的。按一般的程序，应该是先征求意见，然后由书记处来做最后的决定；书记处本来不应该在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之前就表示同意的。三个人都不同意这个报告。会后，王若水写了书面申辩。
4 月 12 日，邓力群约周扬、秦川、王若水到中宣部。邓说，根据你们三人的意见，已经对“报告”作了某些修改。邓把修改处念了一遍，说“今天不希望取得共同意见。书记处讨论时就谈了。如果三位同志对问题的看法仍有不同意见，书记处拟再开会讨论一次。届时你们可以列席，在会上申述自己的意见。”邓说完后，周、秦、王都表达了不同意见。周扬的主要意思是，这篇讲话是他的讲话，有错误应该由他负责，不应该处分王若水。
此后，周、秦、王三人都没有接到列席书记处会议的通知。
《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预感到一根大棒即将打下来，他很难继续工作，于是向中央递上了辞呈。
二中全会：整党还是清污 ?
这期间，一场幕后的较量正在进行。胡乔木、邓力群的改组《人民日报》、撤掉王若水的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书记处成员的意见不一致，胡耀邦把这件事拖延下来了。于是，胡乔木、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向他汇报思想文化界的“严重问题”。
这一着收到了效果。邓小平从他们的汇报得到了一个印象：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是“一团混乱”。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预订在 1983 年 10 召开，中心议题是整党。邓小平需要在会上做一次讲话，他接受了胡乔木、邓力群的建议，利用这次机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1983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 11 日通过了整党的决定。
12 日，邓小平发表提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邓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一是“清污”。
邓说：“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邓认为，“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 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 ) ，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以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来了”。
邓小平还批评说：“ ( 有些同志 ) 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 ...... 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 (13)
邓的这个讲话很长，除了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外，还谈到其他理论问题，除了涉及哲学以外，还涉及新闻学和文学。可是，这些都不是邓所熟悉的领域。邓的讲话，无论从观点上看，还是从语言上看，都是和胡乔木一样的。很容易看出，胡乔木替邓小平起草了这个讲话稿；胡乔木不过是借邓小平之口，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罢了。但是这样一来，胡乔木的观点就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
胡乔木在这次会上，也施展了他的一招。他选中两篇文章做靶子：一篇是王雅林、华治国、张奎良合写的《论社会主义社会人的价值问题》 ( 发表于黑龙江的《学习与探索》 1981 年第一期 ) ；另一篇是林伟健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探讨》 ( 发表于广东《哲学社会科学通讯》 1983 年第一期 ) 。第一篇文章说：“异化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是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丑恶现象所能给以的最科学的说明。”第二篇文章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相反。”胡乔木加上自己的评语，作为参考材料印发，以让大家看到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之危险。
参加这次会的中央委员，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革命，从未听说过“异化”这个词。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又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选择了“异化”这一条，印发给与会者。实际上这未必有多大帮助。不过，既然邓小平批评了，那么使用“异化”这个概念当然是错的，许多委员也就义愤填膺地声讨起来了。
周扬在会上试图为自己辩护。他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对异化的论述，并追述说，他在 1963 年的讲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就肯定了异化这个概念，而这个讲演稿是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他还提到他在 1982 年 6 月 23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一文中，已经谈到当前的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周扬强调社会主义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能够依靠自身的改革来克服异化的。他的这个辩护只是引来更多的批评，于是他只得承认错误。
邓力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判王若水近年的言论。他说：“王若水同志确实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理论问题上，他认为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他的思想体系符合的，就保持一致，不符合的，就不保持一致。”“他在文章、讲话中，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一再坚持不愿改变的。尽管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对他进行批评，进行劝告，他还是不愿改变。”
邓力群把周扬和王若水区别开来，说周扬还承认社会主义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的异化有根本的不同，前者的根源不在制度本身；而王若水没有这样说过。
除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之外，邓力群还举出了王若水言论中的八个问题，一共十个问题。他的这个发言好象是放了大炮，震动了整个会场。
本来，这次二中全会的议题是整党，是要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挥霍浪费、鲸吞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等，这些现象早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党的任务还包括清理那些在“文革”期间紧紧追随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干坏事的人。这个问题在二中全会的预备会上已作了讨论，所以在二中全会正式举行的第一天 (10 月 11 日 ) ，就通过了整党决定。 12 日是全会结束的一天。 13 日的报纸上已经发表了全会的公报，宣布会议结束。可是由于邓小平在 12 日的讲话中提出了“清污”的问题，再加上胡乔木邓力群在会上煽动，实际上会议延长了，并转而讨论“精神污染”的问题，而所谓的“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
整党和“清污”是两个不同的主题：整党是针对党内的腐败作风和组织不纯；而被视为“精神污染”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是知识分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共本来是应该集中力量整党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可是，中共党内有些人对整党不感兴趣，他们一心一意地要打击知识分子中与他们意见不同、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以控制思想文化界。二中全会并没有做出“清污”的任何决定，可是胡乔木、邓力群利用邓小平的讲话大做文章，不但用“清污”冲淡了整党，而且在一个时期内压倒了整党。这只能使那些党内腐败分子高兴。“清污”清不到他们头上，因为他们通常是不发表理论文章，也不发表文艺作品的。
1983 年的情况，和 1957 年的情况相似。 1957 年中共进行整党，可是毛泽东把知识分子为了帮助整风而提的批评意见看做是“右派进攻”，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于是，没有人敢向党提批评意见了。在 1983 年，人道主义也好，异化理论也好，都是对中共的批评，特别是对“文革”的反思，是和中共的改革方针一致的，也是和中共整党的目标一致的。但是“清污”口号提出后，“原告”成为“被告”，连那些党内的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那些批评他们的知识分子是“不信任党的领导”和“怀疑社会主义”了。
在二中全会闭幕后的一个短时间内，报纸上还是以整党为主题的，但很快变了。
10 月 19 日，报纸报道李先念在全国工会十大上的致词，其中提到职工应当“抵制和克服各种精神污染”。接着，《人民日报》在 10 月 22 日的头版头条出现大字标题《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抵制各种精神污染》。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谈到了“精神污染”。
24 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是《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受党中央委托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做重要讲话》，一条是《王震在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清醒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形势，坚决防止和清除各种精神污染》。
25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是《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这条消息第一次透露了“清污”是邓小平提出的。头版另一条消息是关于党外人士拥护整党和“清污”。同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一次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
26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报道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内容是说有些党外人士把“黄色、荒诞、反动的”的书刊、录音录像都看做是“精神污染”的例子。一位党外人士说：“一些人搞精神污染的危害性很大，如果任其自由泛滥，可能会出现帝国主义所希望的和平演变”。报纸不加评论地报道这些观点就表明这些观点都是当局同意的。
以后，报纸上关于“清污”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多，整党退居次要的地位了。
在这个过程中，邓力群提出，宣传、文教各部门都要对自己的出版物进行清理，要组织专门的人进行检查，不仅检查本单位印刷的材料、编写的书刊，还要检查每个工作人员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央也下达指示，特别要求理论、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馆、工会、青年团和妇联这些部门的党员干部，检查有没有散布或接受“精神污染”；情况严重的单位，应该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来帮助他们整顿，并可以撤换或调动那里的领导人员。这种做法类似“文革”。
各大学、学术单位都感到紧张，某省的社会科学院党委觉得要清查的文章太多了，于是找到一个简便办法：凡是论文中带“人”字的先检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谈人色变”。
惩罚《人民日报》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的领导人员被召到中南海。胡启立向他们宣布书记的决定：同意胡绩伟的辞职请求；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两人都调离《人民日报》，但目前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 ( 接受批评 ) ；任命原总编辑秦川任社长，原副总编辑李庄为总编辑。书记处的其他成员 ( 除胡耀邦以外 ) 也在场，并讲了话。
两天以后，胡乔木、邓力群来到《人民日报》社，向报社全体党员宣布书记处的决定。胡乔木发表了长篇讲话。他首先肯定了胡绩伟和王若水对《人民日报》做出的贡献，接着说，但是，《人民日报》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和他俩分不开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没有和中央保持一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应当代表党中央。列宁说过党的报刊要无条件地服从党。胡绩伟、王若水有些思想和言论不符合中央的精神，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短时间的。关键在于，从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来，他们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胡乔木逐条说明胡绩伟、王若水的言论如何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条是党的领导。胡乔木说胡绩伟在某次讲话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 ? 答案是人民伟大。党有时也伟大，但有时犯错误，那时就不能说党伟大了。党会犯错误，因此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包括报纸的监督。胡乔木批评说，这是把党报和党中央的关系弄颠倒了，党报服从党中央的宣传方针，并向人民进行教育。人民也会犯错误。提出党和人民谁伟大谁正确的问题，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党的不信任。胡认为这也是胡绩伟和王若水共同的观点。
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条，胡乔木说，胡绩伟、王若水对毛泽东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坚决反对的；现在口头上不这样说了，但思想上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还很难说。若水同志接触欧洲的思想较多，包括欧洲共产主义。他不只一次地说过，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若水同志还把异化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说这是马克思的基本概念。若水到新闻研究所去演讲，不讲新闻却讲异化。新闻研究所请了一个美国教授也讲异化。胡乔木说：“我很惊讶，也很痛心。”“若水同志对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没有象对异化理论这样热心宣传，他的确起了一个热烈传播者的作用，使中国加入了欧洲讨论的行列，使中国对异化讨论得很热闹。不过，这并没有使青年相信马克思主义，相反，使一些青年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接着，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宣传，其效果也是这样。
最后，胡乔木表示，希望胡绩伟、王若水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在整党的过程中加以改正，希望《人民日报》越办越好。
周扬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但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他公开做自我批评。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其中说：他拥护邓小平的讲话。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有缺点。“首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性质不同的阴暗面笼统地用‘异化’来概括，使概念任意扩大化，无助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很好地注意在思想上与资产阶级的‘异化’观点划清界限，以至有可能为某些别有用心、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情绪的人们所歪曲、利用，也可能使一些意志薄弱、思想动摇的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我赞成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定要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和社会主义还要津性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并且要考虑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情况、可能和需要，否则就难免抽象化，甚至引起误解和曲解。”总之，“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清污”造成混乱
整《人民日报》是胡乔木、邓力群蓄谋已久的。他们觉得《人民日报》不驯服，常常表现出独立性，过多地宣传民主和改革，但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机会。这一次，他们终于得逞了，不但把胡绩伟和王若水排除在《人民日报》领导班子之外，也批评了一下他们不喜欢的周扬。这三个人在胡乔木、邓力群眼中都是“自由化”的代表。
人们或许会以为，胡乔木、邓力群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担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他们不能容忍新的思想和观点。其实，理论上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在周扬讲话之前，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已经讨论了三年，发表了几百篇文章，不论是胡乔木还是邓力群都没有表示过反对。前面提到，邓力群没有对周扬 1982 年文章中谈到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异化的观点表示异议，胡乔木还赞扬了汝信为人道主义平反的文章 (14) 。如果把汝信的文章和周扬的文章作一对照，就会发现，除了前者没有谈到异化以外，两篇文章的观点是完全相同的。周扬在 1983 年所谈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东西，汝信在三年前就已经谈过了。那么，在 1980 年赞扬了汝信观点的胡乔木，为什么又坚决反对 1983 年的周扬的观点呢 ?
人们可能注意到，在 3 月，胡乔木批评的重点是人道主义；到 10 月批评的重点才转到异化概念。在 3 月，胡乔木对异化概念还拿不准；到 10 月，才变成明确反对。
这种变化使一个人陷入尴尬的局面，那就是黄楠森。黄在 3 月 12 日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最后一天的讲演中，一面批评周扬，一面又说，异化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很难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任何异化现象，何况社会主义 ? ”黄还以环境污染为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这和王若水说的相同。黄的讲演因为批评了周扬，受到了官方的重视。《人民日报》在 3 月 16 日登过了黄的讲话的摘要，中宣部认为不够，于是《人民日报》又在 4 月 6 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黄的讲话的主要部分。讲话全文则于同月发表于《哲学研究》第 4 期。
10 月以后，开始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黄又出来发表文章，说，有人说空气污染等等是异化，“这是对异化概念的滥用，是用异化概念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15) 。撇开这种说法的荒谬性不说，黄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几个月之前说过什么。可是报刊编辑部可能忘了。不管怎样，这并没有妨碍黄楠森成为红人，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出席座谈会、接受记者采访，甚至还被派到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讨论会，代表中国做报告。胡乔木和邓力群都不会在意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某种观点的学术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政治目的服务。
另一个处在尴尬地位的人是汝信。尽管胡乔木要批评的不是他，可是他的观点究竟是和周扬相同的。三年前胡乔木表扬了他的文章，现在同一个胡乔木却授意他写一篇自我批评。汝信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为《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此文由胡乔木审阅并修改后，发表在 1984 年 1 月 9 日、 10 日、 11 日的《人民日报》上。胡乔木为什么不授意黄楠森就异化问题做自我批评呢 ? 理由很简单，黄楠森是批评周扬的。如果黄出来承认，他批评周扬的文章中有错误，他比周扬和王若水走得更远；周扬、王若水只是说社会主义有异化，而他却说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异化 (16) 。人们就会追问：是谁支持黄的发言呢 ? 这样一来，岂不乱了套 ?
“清污”并不限于文化部门，它波及到各个领域，包括日常生活。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好象是第二次“文革”开始了。贝多芬的磁带能不能听 ? 爱情小说能不能看 ? 好象这些又重新成为问题。有三件事可以说明当时的气氛。一件是，有个女记者到中共北京市委采访，门房不允她进去，理由是她留着披肩发。女记者和门房争论，最后找到一个妥协办法，让女记者用橡皮筋把头发扎起来，这样才允许进去。另一件事是，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第三件事发生在外地。某部队检查战士看的书，发现有一本书里有一个露肩袒胸妇女的图片，当即认为是“污染”而加以没收。后来发现，那原来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像 !
不难看出，胡乔木、邓力群的目的不只是要整几个知识分子，他们要借口反对“精神污染”来反对随改革而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进而反对改革本身。农民感到很不安，他们认为党的政策变了，也要象“文革”中那样“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在南方的经济特区，一些外商中止了合作谈判，他们觉得中国的政局太不稳定，风险太大了。广州人也感到压力，因为广州被说成是“污染源”。从外地开到广州的火车上贴上了标语：“警惕来自广州的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和损失。
这种现象引起了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的注意。胡耀邦觉得这样做是打击面太宽，而赵紫阳看到这样做对经济造成冲击。 11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发表了一篇文章：《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强调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穿时装以及和男青年一起跳“健康的集体舞”不能被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这是放松的第一个迹象。以后陆续有指示说，经济部门不搞“清污”，农村不搞“清污”。
到了 11 月 28 日，邓力群为了争取主动，不得不亲自出来解释“清污”的范围、政策和界限。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说，整党和“清污”都是为了搞好经济建设，我们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批判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要对人道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对外国文化，我们既不盲目崇拜，也不一概排斥。我们的文化生活要丰富多彩，不 m 唤病扒逦邸本桶呀谀扛愕媚敲吹サ ?/font> ，那么冷清。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的和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今后我们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要继续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17) 。邓力群这个讲话泄露了一些信息，但这些观点显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观点。有迹象表明，这种观点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这是邓力群不得不出来讲这番话的原因。
但是，到了 1987 年和 1989 年，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被赶下台时，对他们的一个攻击就是没有把“清污”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坚决进行下去。
胡乔木的批判文章
从 1983 年 10 月开始，胡乔木就在准备一篇重头文章，题目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按照中央的惯例，象他这样高位的人写这样的大文章，是要组织一个班子来进行的。胡乔木从北京的八个单位抽调了一批人：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胡乔木指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作为主要执笔者。邢过去不仅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且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他在自己的一本小册子中说过，“‘人道主义’这个口号本身就有欺骗性，加上‘社会主义’就有双重的欺骗性” (18) 。
在“清污”运动初期，否定一切人道主义的文章是占绝对优势的。胡乔木一度也有这个观点。但毕竟时代变了，胡乔木明白反对人道主义是不得人心的，只好改口说自己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如果按照胡乔木这个观点，那么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点也应属错误之列，邢贲思理应做自我批评。现在胡乔木不但没有象他对待汝信那样授意邢贲思做自我批评，反而邀请邢贲思来帮助他起草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来批评也是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王若水和周扬，这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胡乔木看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一面可以利用的旗帜，他必须把这面旗帜从别人手里夺过来。他需要一批意识形态专家帮助他做这件工作，至于这些人内心是否真正相信他们要写出来的东西，这并不重要。在他们组成写作班子，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之前，结论已经有了，那就是必须证明王若水、周扬等人是错误的。起草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草稿一次又一次地为胡乔木所否定，以至后来不得不换了主要执笔人。历时三月，四易其稿，最后总算完成了。
1984 年 1 月 3 日，胡乔木做讲演，地点仍在中央党校礼堂，和十个月前周扬讲演的地点一样，主题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给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胡乔木讲的才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胡乔木首先区别了人道主义两方面的含义：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和作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他说，已经发表的文章大多对人道主义做第一种理解，而这样理解的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它不能对人类历史做出科学的解释。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也不能把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这里胡乔木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认为它是自相矛盾的。
胡着重批评了王若水提出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胡乔木认为，所有赞成人道主义的文章作者都犯了类似错误，谈论“人的价值”，这就是抽象的，不但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还会影响一些人去“怀疑社会主义实践，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程。”“谁也不应该脱离这些建设和斗争，在尊重‘人的价值’的口号下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关于个人享受、个人自由的要求。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应该无条件地保证实现这些要求，否则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不符合人性’，那样做，除了鼓励个人主义、涣散人心外，能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吗 ? ”
胡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作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才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批判地继承。过去批判人道主义把这种含义的人道主义也否定了，这是不对的。今天我们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道德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抽象人性、抽象的人的价值，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宣传。”
胡还指责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现象的说法。他说，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把异化变成了“永恒的、可以无所不包的抽象公式”，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有些同志把经济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对客观规律没有认识而犯了错误、干了蠢事，说成是经济领域的异化，更是把异化概念滥用到无边无际的程度。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都是异化，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 ! 人们将永远离不开异化，就像在太阳底下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样 ! ” (19)
胡乔木说，“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想，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胡分析了这种思潮的背景，“就国内的背景说，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一种反动。”“就国际的背景说，它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 ( 包括西方的‘马克思学’的学者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 ) 的影响。”胡说，虽然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人是很少数，但是，“要看到这些错误思想的腐蚀性和蛊惑性，不能低估它们的影响。”
最后，胡谦虚地说，他今天的讲话“只是参加讨论”，“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的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胡乔木似乎是诚恳的，讲演过后，他叫秘书送一份讲稿给王若水，请他提意见。王表示，处在他的位置，要来提修改意见是不方便的，而且他还需要仔细阅读的时间。王说，讲演肯定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他是赞成的；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提法却需要再考虑。世界上许多共产党都是赞同这个口号的。现在说，根本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样一来，就不仅是批评了我们这些人，而且批评了外国共产党。一般人发表这样的观点没有什么关系；胡乔木发表这样的观点，就可能使我们党卷入同外国共产党的争论。王还建议说，既然文章涉及的问题如此复杂，最好不要急于发表，等大家充分讨论以后再说。王说，他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就还有很多话要说。
胡接受了王的第一个意见，修改了他的稿子，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了解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那么，使用这个术语原无不可；只是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恰当。胡乔木这样一改，就在无意中再一次使汝信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在此之前，汝信已经遵照胡的嘱咐，对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术语做自我批评了。幸而胡这一次宽大为怀，没有再叫汝信做检讨。
胡没有接受王的“暂缓发表”的意见。其实他并不想讨论继续进行下去，他是想用他的文章来结束这场讨论。胡有理由自信。他集中了党内一些最好的理论工作者和写作能手来起草这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和稿子完成后又多次邀请了党内外的专家座谈，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他自认为，他这篇文章是驳不倒的，而且，未必有人敢出来反驳。公开和一个政治局委员争论，这样的事还没有过。政治局委员发表文章是要经过党中央讨论的。胡乔木的文章不仅经过中央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邓小平的批示。邓的批示内容有两点：第一点是，写得很好，建议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政治教材；第二点是，“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1984 年 1 月，胡乔木文章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月刊》上发表。 1 月 27 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接着《红旗》和其他报刊也转载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除了汉文以外，还有朝鲜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藏文、蒙文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但是，没有官方的外国文字译本。胡乔木似乎也并不想让他的观点在海外引起讨论。
文章发表前， 1 月 26 日，中宣部已经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发出关于学习和讨论胡乔木文章的通知。通知说，这篇文章对于几年来围绕着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争论作了“科学的回答”，对于持错误意见的同志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文章对于澄清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有重要作用。”“文章对于推动理论工作者的健康发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教材。”
《通知》要求组织好对这篇文章的宣传和学习。“在这个过程中，要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展开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鼓励和欢迎发表过错误言论的同志参加学习和讨论，包括欢迎他们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对问题进行再认识。对于有关学术理论问题，允许讨论和争辩。”
《通知》对这种讨论作了具体规定，指示讨论文章主要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报纸上要少登。至于对那些在根本观点上反对这篇文章的来稿如何处理，《通知》规定了三条：一，要报告中宣部；二，如需要发表，只能发表在专业性学术刊物上；三，同时应组织发表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批评、讨论文章。
这种规定就给胡乔木说的“欢迎争论”打了很大的折扣。中宣部用的字眼是，“允许”讨论和争辩。一个西方读者会觉得，争论还需要经过“允许”，这是很奇怪的。可是，对中共来说，这是很宽宏大量的。至于谈到“平等讨论”，那是不可能的。胡乔木的文章印行数以千万计，可是反驳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上发表，只能在销路不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这样的讨论，不过是作为一种民主的点缀罢了。
实际上，这个《通知》的规定也符合胡乔木的想法。王若水曾明白地对胡乔木表示要写答辩。胡乔木的回答是：“你可以写文章 。”这和他在文章中的用词不同。在文章中他说的是“欢迎”争论，而现在降低了调子，改用“可以”这个词了。
胡的文章发表后，他听到了一片赞扬声。文化界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报纸报道说，“多年来文艺界存在着许多争论不休和认识模糊的问题，与会同志在学习胡乔木同志文章后，都觉得豁然开朗” (21) 。有人赞扬说：“这篇文章廓清了前段时间理论战线上的思想混乱，振奋了人们的精神”，“胡乔木同志在发表这篇重要的理论文章时，是以一个参加者的身份，平等地、同志式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种好作风将对今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产生深远的影响” (22) 。
反驳胡乔木
王若水意识到他现在应该做什么。胡乔木文章批评他和周扬，而且首先是他。周扬已经公开作了检讨，这是很遗憾的事，因为这使他自己失去了反驳的资格。只有王能出来答辩，他不能失去这个机会。王若水用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答辩文章《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他把文章送给《哲学研究》，编辑部又把文章送给了胡乔木、邓力群审阅。不久，编辑部通知王若水：你的文章将在本刊发表。
王若水在他的反驳文章中说：人道主义并不是一种对世界或历史的解释，而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包括伦理道德，但范围宽泛得多。我们需要对世界做出科学的解释，也需要对世界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需要唯物主义，也需要人道主义，两者都是世界观。胡乔木批评人道主义“不能对世界历史做出科学的解释”。人道主义确实不能，因为这不是它的任务；它的任务是做出评价。当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含义的一个方面是世界观和历史观时，他把价值观念排除在世界观之外了；而当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另一个方面的含义是伦理道德时，他又把价值观念缩小了。难怪胡乔木认为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没有多少可以继承的东西，因为人道主义最核心最宝贵的东西是落在他的视野之外的。在社会观点上，马克思主义同以往的人道主义 ( 即使它们是唯心主义的 ) 有批判继承的关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并不是除了伦理道德之外就没有可以继承的东西；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不是伦理道德可以完全包括的，而它们都是人道主义思想中很宝贵的东西，并为马克思所继承。
关于“人的价值”，王若水说，这是人道主义的核心或基本原则，人道主义的道德规范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引申出来的。因此就绝不能象胡乔木那样，一方面肯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方面又对“人的价值”的概念表示蔑视。在胡乔木文章中，对否定人道主义的观点很少批评，而是集中力量来批评那些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同志，这是为什么呢 ? 因为根据这篇文章的观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过是一些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现在不过是加上一个新名词罢了。其他同志却不满足于这种狭隘的了解，他们还要讲人性、人情、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解放，而这些统统是为胡乔木所否定的。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象胡乔木说的那样，人们对社会主义提出过高的、不切合实际的要求，而是许多合理的、可以解决的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被官僚主义置之度外。
王继续说，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种种弊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即思想工作；但单是这个不够，还要进行体制的改革。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必定而且正在引起价值观念的变化；而适合现代化需要的价值观念，又必定而且正在促进改革的发展。提出人的价值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简单地归结为某些伦理道德规范，是把它的意义缩小了。历史上的人道主义的一个主要错误正在于把社会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其实，道德问题正要从社会条件去找原因，问题在于改造社会。” (23)
王对自己写这篇文章的事是保守秘密的，但是邓力群在一次会上把这件事公开了。消息传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部顿时惊慌起来。他们叫王若水收回这篇反批评文章，理由是胡乔木的文章得到了党中央和邓小平的赞扬。王争辩说，允许争论也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决定的。于是编辑部又写信给党中央书记处报告这件事，并说，这件事他们事先不知道，他们正在做工作，让王收回文章。当时书记处的书记之一胡启立在这份报告上做了批示，同意《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种做法。
王当时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他的朋友们也不赞成他向胡乔木挑战，他们认为王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王陷入孤立，除了两三个好朋友对他表示支持外，大家都反对他这样做。有人建议说，王应该把他的文章修改得更好一些，不要过于匆忙地发表。王接受了再加修改的意见。《哲学研究》发表的日期推迟了。
就在这时，香港的一份杂志《镜报》 6 月号突然登出了王的文章。王并没向《镜报》投稿，但他曾把稿子复印了几十份给许多人看，征求意见，以便修改，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份流传到了香港。
这件事给胡乔木一个借口，他马上以此为理由，下令禁止王的文章发表。同时，胡严厉地责令《人民日报》追查这件事。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王若水成了可疑的阴谋分子。编委会召开会议，宣布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要王若水做出说明。王断然否认他事先就知道此事，也不同意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他说：“我的文章一没有反动的政治内容，二没有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再说《镜报》也不是反动刊物。”编辑部说王若水硬要公开挑起争论，“客观上是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大局很不利的，是同党中央、小平同志对着干”。王反驳说，争论不会影响安定团结；如果争论不利于安定团结，那么，首先胡乔木就不应该表示欢迎争论，党中央和邓小平也不应该说允许争论。难道编委会认为中央和邓小平说的话都不准备兑现吗 ? 且不说他没有把稿子交给《镜报》，即使他这样作了，难道就违犯了党纪国法 ? 即便要追究，也应该由王本人来追究，因为别人未经他本人的允许而发表了他的文章。怎么能由编委会来追究他呢 ?
为了这次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终于找不到证据能证明是王把稿子交给了《镜报》，然而始终不肯宣布这件事了结。整个事件说明，“欢迎争论”也罢，“允许争论”也罢，只不过是纯粹的姿态。一个人写了一篇理论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只因为这个人身居高位，他的文章经过中央同意，于是他的观点就成为唯一正确的观点。他可以改变自己的观点，但如果别人的观点和他的不一致，那就要“承认错误”、“做自我批评”。在这样的时候，还要装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民主作风，似乎是很诚恳地欢迎不同意见。他没预料到，还有人真的出来争论，于是他就要使出各种手段来压制。
王若水的反批评文章暂时被压下去了，然而胡乔木、邓力群并不到此罢休。在他们的授意下，有关部门又加紧调查王和“地下组织”的关系，但毫无结果。 1985 年，胡乔木策划把王若水调到商务印书馆去当副总编辑 ---- 这意味着给王降了两级。王要求说明这样做的理由，究竟他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是他的能力问题，否则他拒绝去。他终于没有去，因为没有人向他说明理由。
1985 年初，政治气候又变得比较宽松起来，四川省的一份新办的刊物《大时代》刊出了冯川的文章《马克思理解的人性》。文章的结论说，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思想。这恰恰是一种历史观而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毋宁说，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与旧人道主义的根本分界线就在这里。”“我们不赞成 ...... 把共产主义理想、把有关人、人的本质的思想，从马克思的世界观、历史观中剔除出去”，“认为世界观、历史观中可以没有对人、人生意义和价值，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思考，这在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24)
这家杂志在下一期又登了高尔泰的一篇文章《人道主义 ___ 当代争论的备忘录》。文章说：“马克思主义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正是集中在这些学说仅仅把人道主当做一种道德要求，并企图通过伦理说教来实现它。”“把人道主义当作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论述，不但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水平上去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仅仅需要普及的观念，更不是一种约束人的行为的道德规范，而是一种付诸实践的的改革和行动。改革那些束缚人们个性和创造力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应该是一致的。” (25)
这两篇文章都没有提胡乔木的名字，然而它们的针对性是非常清楚的。比起几百篇吹捧胡乔木的文章来，它们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质量上却高很多。它们在理论上击中了胡乔木的要害。
1985 年和 1986 年，出现了刘再复的文学理论，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强调人道主义。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能详加叙述的。
王若水也找到了一个机会，在 1986 年出版了他的一个文集《为人道主义辩护》，其中收进了他的两篇驳胡乔木的文章和一篇反驳黄楠森的文章。这本书印行了三万册，成了一本畅销书，但此后始终未能再版。胡乔木、邓力群对这本书保持缄默。这是聪明办法，他们的反驳未必那么容易，而且会使这本书的读者大大增加。
但是，胡乔木、邓力群找到了别的报复办法。在 1987 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继胡耀邦的去职和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被开除出党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 8 月 26 日做出决定，要《人民日报》党组织劝告王若水退党；如果他拒绝，就予以除名。中纪委的决定，所列出的几条主要理由是：王若水“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宣扬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是执政的共产党异化为‘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化势力’”；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在《人民日报》任职期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错误文章，包括发表周扬文章。
王抗辩说，中纪委的这个决定是违反党章的。按照中共党章第九条规定：“劝党员退党，应当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如被劝告的党员坚持不退，应当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决定让他限期改正错误，或宣布把他除名。”现在这个决定，并未经过支部大会讨论，是由中纪委作出的，而党章并未授予中纪委这样的权力。中纪委的职责是维护党章党纪，而现在竟自己破坏党章，今后又何以正人？王说，中纪委做出决定的理由也是占不住脚的，而且事先没有和他谈话，核对事实，听取申辩，这也是违反党章的。他不同意中纪委的指责，因此他也不能接受退党的劝告；至于除名，那时党的事。王若水就这样失去了党员资格，他当了整整 39 年的党员。
王若水向党中央提出申诉，逐条批驳了中纪委的决定，但是没有得到回答。同时，他继续反驳胡乔木。 1986 年第 10 期的《书林》杂志登出了王若水反驳胡乔木的第三篇文章《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第四篇是《社会主义没有异化吗》，发表于《新启蒙》第 4 辑 (1989 年 ) 。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发生后，被认为有自由化倾向的刊物停刊了，非正统的声音被窒息了。枪声给这场争论作了总结。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希望在将来，正如一篇文章的题目所预示的：“人的太阳必然升起” (26) 。
1992 年夏
注释：
1. 《论人性》，《新港》， 1957 年一月号
2. 《文艺月报》 1957 年 5 月号
3. 《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文艺报》 1960 年第二期。
4. 《新建设》 1960 年 4 月号
5. 《文艺报》 1960 年第二期
6. 《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1960 年 9 月 4 日《人民日报》
7. 《周恩来选集》下卷， 326 ， 339 页，人民出版社，北京 1984 年
8. 《在哲学战线上》 46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9. 《为人道主义辩护》， 186-187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
10. 《谈谈异化问题》，收入《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版，北京， 1986 年
11. 同 (10)
1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268-271 页
13. 同上
14. 汝信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在 1980 年发表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后不久，被提升为副院长，而当时院长是胡乔木。不能说汝信的提升主要是由于他那篇文章，但这总能说明胡乔木是欣赏汝信观点的。
15. 《异化概念不能滥用》，见《北京日报》 1983 年 11 月 1 日
16. 在舆论的压力下，黄楠森终于在 1985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顺带作了一点自我批评 ( 《见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 pp18-19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若水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揭露黄楠森，写了《读一位批评者的自我批评》 ( 收入《为人道主义辩护》， 1986 年，三联版 ) 。
17.1983 年 11 月 29 日《人民日报》
18. 《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参看该书序论。此书在 1989 年再版时，作者删掉了这个意思。
19. 这里胡乔木的本意是批评王若水，但实际上是批评了他支持的黄楠森。黄在 3 月 11 日批评周扬的发言中，说过异化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当时得到胡的支持，现在，胡又把这当做王的观点来加以批判了。
20. 胡乔木没有告诉公众的是，他本人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也受到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法国的路易·阿尔都赛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也反对把人作为出发点，认为成熟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反人道主义；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执行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即道德说教。
21. 《人民日报》 1984 年 2 月 21 日
22. 《人民日报》 1984 年 2 月 18 日
23. 《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收入《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版， 1986 年
24. 《大时代》创刊号， 1985 年第一期
25. 《大时代》 1985 年第 2 期
26. 李以洪《人的太阳必然升起》，《读书》 1981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