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
——“文革”期间一段插曲
在“文革”期间，《文汇报》和《人民日报》公开地显示过两次分歧。这两次都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反映。
一次是“文革”初期，《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革”的序幕，而作为中央党报的《人民日报》，却因和中央断了线，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陷入被动局面。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上海那样大肆宣扬姚文元文章，我们编辑部的同人都感到惶惑。我记得当时《文汇报》有一位同志来报社串门，征求对姚文的意见。我看得出她是奉命而来的，未便直言，但还是把对姚文元的某些批评意见对她谈了，说它的有些论证不严密。的确，我们许多人都看不出姚文元的文章有什么了不起。普遍的意见，是觉得姚文元口气太凶，帽子太大，缺乏说理。我的印象，那时北京方面很想拿出几篇比姚文水平高的文章，把主动权夺过来。《人民日报》上登过方求 ( 龚育之 ) 的文章，我以为那就比姚文元的写得好，可是不受注意。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总编辑吴冷西向我口授了一篇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我觉得这篇文章不能算是我的，没有署自己的名字 ; 可是当时我是同意文章的观点的，是自觉地执行这个任务的。这是我的错误。
不久，“文革”的烈火在《人民日报》烧起来了，报社职工起来“造反”了。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报社，开会批判吴冷西。大家最愤慨的一件事，就是吴冷西害得《人民日报》落在《文汇报》后面，让《文汇报》领导了全国的报纸。吴冷西也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这篇文章受到群众批评，因为这篇文章没有象姚文元的文章上纲那样高，没有说吴晗代表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还说要讨论学术问题。这还是《二月提纲》的思想。不久，吴冷西被罢官。
我在这里主要想谈的是第二件事，发生在 1972 年。
批“左”还是批右 ?
林彪在 1971 年 9.13 事件中“折戟沉沙”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代管《人民日报》。 1972 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老中青结合的七人“看大样小组”，实际是临时的业务领导班子。吴冷西复出，我也名列其中。
我们这个班子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对林彪的批判文章。林彪的罪行比刘少奇大多了 ( 当时自然以为刘少奇是有罪的 ); 批刘声势浩大，批林理应加倍如此。可奇怪的是，看不出中央的决心和部署。最初是在内部批《“五七一”工程纪要》。《纪要》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揭发声讨，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又批辽沈战役中林彪的错误，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以后批什么呢 ? 不清楚了。 1972 年的报纸上，批林批不下去，冷冷清清，同“文革”初期那种批刘的狂热劲头形成尖锐的对比。对报纸上怎样批林这样一件大事，中央没有明确指示。姚文元也很少讲话，只是强调不要忙于联系实际。我们哪里懂得毛泽东内心的尴尬和担心，只觉得批林是天经地义，积极性很高。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林彪是靠搞极左来骗人，流毒很广，批林就要批极左，并通过这来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偏差。
8 月 1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国驻外使节时，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新华社 ( 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来主管的 ) 。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大家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很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
但一周以后，也就是 8 月 8 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报社有关负责人，谈到批林问题时，却强调说 : “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返过去批刘时的错误。”这话是张春桥说的。此外，他还表示不赞成批“精神万能论”，理由是毛泽东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 他也不同意批“唯意志论”，硬说林彪是“唯武器论”。他认为这些都是“过头”的例子。
“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而其实他们认为不能批的都是应该批的。这当然是给批极左思潮浇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9 月，周恩来再次说 : “极左思潮不批透， 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心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做，不听张姚的。
10 月 14 日的一篇文章，是在这种形式下出来的。这篇文章的来由是 :1972 年 3 月 21 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的同志，在听取黑龙江的同志的汇报到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时，指示他们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写了这篇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当时胡绩伟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他看过后又交给我。我作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又加了两篇文章 ( 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介绍《巴枯宁》的书评 ) ，组成一整版。当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的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 : “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
十天以后，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 312 期 (11 月 4 日 ) 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道。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力批判过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大转变，而座谈会上所有发言的工人的观点都是一面倒的。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困惑
姚文元从上海打电话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过来，叫我们看一看 ; 接着又把 11 月 4 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却不表示态度，推说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公开拒绝讨论。胡绩伟说，要讨论也要由看大样小组先讨论。他私下对我说 : “怎么讨论啊 ? 你说同意吧 ? 它是错误的 ; 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见，我们怎么好反驳 ? ”他的这个话表达了很多同志的共同想法。那时是工人领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看来多数同志心里不服，嘴上不敢说，怕又是“引蛇出洞”。鲁瑛虽然积极，却讲不出什么道理。打从朱永嘉来电话后，他就慌了神，见到报纸上有“左”的字样就删。那个时期，稿子上“极左思潮”、“‘左’的干扰”一类字样是不少的。所以这样一来，每天的大样都要删了。我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曾问过鲁瑛 : “你们这样删有根据没有 ? 中央有没有讲过不能反‘左’ ? ”鲁瑛也承认没有根据。
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还罢，越学越觉得自己有理。毛泽东亲自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 1972 年以前的且不说，单说 1972 年，就有 26 号文件， 31 号文件、 38 号文件、 42 号文件，都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 11 月 1 日印发的，时间还在 10 月 14 日我编发的一块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第 11 期，也可以找出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如说“刘少奇一类骗子 ( 指林彪 ) ”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我还可以补充一条 :10 月 14 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的。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
文汇报的“新精神”
事情的变化，看来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后。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海，下车伊始，就要找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讲一通。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文革”前夕在批《海瑞罢官》问题上，文汇报就曾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从那时以来，这是文汇报第一次点人民日报，这显然是不同寻常的。那么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还能不能批 ? 我多次催促鲁瑛，要他向姚文元请示。姚文元就是避而不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从文汇报上去找“新精神”。
“新精神”果然来了。 11 月 6 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 : “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些提法引起报社一些同志的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不曾有过。看大样小组成员之一王揖为了摸底，想了一个办法，建议鲁瑛请示姚文元，把文汇报这篇评论和文章加以转载。看看姚文元是什么态度。但是，姚文元不同意转载。
理论部的同志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不知道张姚要通过文汇报搞什么名堂。胡绩伟找了一个机会，对我说，现在有些理论问题搞不清楚，不知道主席是怎么看的。你是搞理论的，主席又知道你，是不是你写一封信向主席请示一下 ? ”我本来也在考虑这件事，便答应说 : “我准备考虑。”我也对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就是《文汇情况》的批评顶多是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的个人意见，不会是中央的精神。
当我正在考虑如何写信给中央的时候，《文汇情况》第 335 期再次批评了人民日报。这一期是 11 月 24 日出版的，我看到时，已是月底了。它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 9 个省市的报纸转载了，有 8 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评无政府主义的报道、文章或评论员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提出的若干论点，包括“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 ( “批修”即“批林”，当时报纸上还没有公开点林彪的名字 ) 等。虽然《文汇情况》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直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来示众的。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这也错了 ? 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 ? 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无政府主义 ? 这已经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批林的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12 月 6 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 : “主席说，林彪在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 : “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 ? 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起来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能忘掉 ? 没有大乱，哪来大治 ? 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得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 ? 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听了这些，我仍然不未所动。因为我怎么也不相信，毛泽东会在当时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把反“左”变为反右，给当时“左”的东西火上加油，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毛泽东怎么可能不接受这个惨痛的教训呢 ?
我的一封信
我给毛泽东的信是在 12 月 5 日发出的。这封信的底稿我没有保存，因为后来追查得紧，我烧掉了。但信的主要内容，后来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 8 月 1 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 8 月 8 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 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过了头 ? 我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很不寻常，有些象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 ? 如果不是，文汇报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子 ? 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知道 ?
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中央有什么新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 ; 主要是右 ; 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主要的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在信中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 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 ) 。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 1957 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第 11 期上的话 : “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什么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个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人民大会堂的接见
12 月 9 日晚，鲁瑛、吴冷西和我被召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接见了我们。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对我说：“收到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接着他针对我的信解释说，他在 8 月 1 日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十一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是不对的。林彪也有他自己的政府嘛 ! 当然在有些文章中有这样的提法，我们没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
谈到我的信涉及《文汇报》的地方，周恩来说 :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 ! 《文汇报》反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我知道我的信闯祸了。
我第一次感到周恩来的话缺乏说服力。我可以理解，他是在说违心的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本来是正确的 ; 如果有责任的话，也绝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也说过要反“左”，就是张春桥姚文元也说过类似的话。然而张姚却没有说过半句自我批评的话。
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张口，就放炮了，说这封信“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好象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还提到现在形势好象《海瑞罢官》 ; 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吗 ? ”
江青一讲，气氛就紧张起来了。她这番话，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的调子是温和的，她却提高了嗓门 ; 周恩来把我的错误说成是认识问题，江青却认为我心怀叵测。江青说拿篇文章是矛头对着群众，说我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的关系，这些都是周恩来没有提到的。江青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有用自己的讲话显示了她和周恩来的不一致。
江青讲完，张姚就好办了。他们都说，“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青同志意见。”然后就按照江青的讲话口径来批评我。张春桥显然感到我的信主要是针对他的，口气特别严厉 :
“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 ? 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 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 ? 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 ! 怎么能说千千万万群众是无政府主义 ? 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 ? 这是极右的思想 ! ”
张春桥在撒谎。什么“一句话都不敢说” ! 据后来揭发，参加座谈的工人本来不觉得龙岩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但他们被告知：“春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不好，认为，‘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发言者都是根据事先定的稿子讲的。
张春桥说被“敌人”抓住了，指的是外电，他是把西方记者都当做敌人的。外电报道了，就是被敌人抓住了，这当然很严重。龙岩文章并没有说工农群众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而是说无政府主义是这样的工具。当然这篇文章在现在看来，可能有过激之处，因为究竟是在“文革”那种环境下写的，但江青集团倒确实是用无政府主义来作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工具，这样说是毫不过分的。
张春桥还有一句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说 : “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象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糟了 ! 不是他的意思，是谁的意思呢 ? 我这才明白，我批到谁头上去了。
毛泽东没有把要批右的意图告诉周恩来，却透露给了江青一伙。
这次会后，《人民日报》社对我发动了一次大批判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都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我心里明白，象我这样的干部，值得那样大动干戈吗 ? 我的信里引了周恩来的话，说我赞成他 ; 毛泽东表面上是批我，实际上是批谁呢 ?
当我悟到这一点时，内心真是感到巨大的震撼和痛苦 ; 我个人受到的批判和折磨和这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
周恩来从此不在过问《人民日报》的事情 ; 《人民日报》完全落在张姚手里。我预料到，周恩来以后的日子会不好过。所以，到 1974 年开始“批林批孔批周公”时 , 我并不感到意外。
在那昏天黑地的年代里，无论《人民日报》也罢，《文汇报》也罢，都只不过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