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
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了。在“文革”的十年中，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惊心动魄的事件，真可谓波谲云诡，令人眼花缭乱。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仍觉得扑朔迷离，有许多不解之谜。
大家知道，“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一个使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它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
毛泽东本人的说法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说法为以后的官方所采纳。 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在犯“文革”这样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个说法，为相当多的人接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尽管“文革”造成了十年浩劫，但是毛泽东的主观动机无可指责。人们只是批评说，毛泽东在认识上陷入了一系列失误：他错误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做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 他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把党内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 他错误地认为党内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等等。这些错误为党内野心家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于是造成了“文革”的灾难。
从表面看，这些好象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还应该问：毛泽东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
人们可以说：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新事物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错误更是难免。这也是官方的说法。
但是“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 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理解。在“文革”前夕的 1965 年，国内形势本来是好端端的。中国好不容易从三年灾难中恢复过来 , 人民开始吃饱饭了，怎么又要来个“大乱”？那么多的革命战友，开国元勋，怎么一下子都被怀疑为敌人？毛泽东还说“文革”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似乎资本主义复辟的大祸临头，国家变色的危险迫在眉睫，再不搞这场“革命” , 就为时晚了。这个话说到哪里去了 !
绝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换了别人 ( 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的任何一个 ) 处在毛泽东的位置，虽然也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断言的。其实，这并不需要特别的英明，只要有普通人具有的健全的常识就够了。那么，以毛泽东这样本来有高度智慧和敏锐判断力的伟大人物，为什么会犯这种悖于常理的错误 ?
难怪有个西方学者断言：毛泽东的智力出了问题！
仅用“缺乏经验”这一条是说不通的； 缺乏经验，为何不谨慎一些呢？对此，《决议》说，毛泽东变得不谨慎了，骄傲了。骄傲是事实，但是毛泽东的骄傲为什么要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呢？骄傲是一种心态，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心理因素呢 ?
我们不妨再想一想：毛泽东口口声声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真地相信危险有那样严重吗？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从来没有拿出过有力的证据。在理论上，毛泽东不止一次重复列宁的这些言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资产阶级的力量仍比无产阶级强大，而资产阶级的反抗则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时时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 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列宁的这些话是针对十月革命初期的俄国说的，不能脱离具体情况而照搬到当时的中国。在六十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就在大陆上被消灭了。剩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幼小的、软弱的。这个阶级在五十年代中期敲锣打鼓地迎接公私合营，并没有反抗； 从那以后，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在消灭中的阶级进行了复辟活动。 1957 年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实际上不过是一些知识分子要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并没有人对消灭资本主义提出异议。其实，民族资产阶级从未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说他们要“复辟”是有语病的 ( “辟”者，王位也 ) 。台湾的国民党那时倒是想复辟的，不过他们没有那个力量； 蒋介石年年喊“反攻大陆”，不过空喊而已。大陆搞复辟的人是有的，农村有人借迷信手段搞反革命帮会，自称“真命天子”，这类消息过去时有所闻。不过对付这种反革命活动是容易的，而且他们的性质是封建复辟，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土地。说实行了公社制的农村还在不断地生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完全不合事实的。
总之，毛泽东没有理由害怕资本主义复辟。他早在 1949 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那时都不怕，为什么在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被消灭以后反而怕起来了呢 ?
其实，在“文革”中，毛泽东并没有花什么气力来对付社会上过去的资本家，这些人只要红卫兵一冲就跪下了； 毛泽东真正用全力来对付的是党内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即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那么，“党内资产阶级”是些什么人？毛泽东为什么说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 ?
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是指一些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他认为这些人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毛泽东多次表现出他对官僚主义的厌恶，也多次警告过干部腐化变质的危险。他说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他把“四清”运动中农村一些干部的多吃多占、贪污浪费行为说成是“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毛泽东这些话使人相信，他是为了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保持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而发动“文革”的。
这个理论是经不起深究的。照毛的说法，似乎干部的道德败坏就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这样的干部就要千方百计地复辟资本主义。但第一，贪污腐化并不是只有资产阶级专有的，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社会一直就有，而且更严重。第二，贪污腐化分子只不过是牟取个人的经济利益，并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野心。他们能捞到钱就满足了，干吗还要冒反革命罪的危险去复辟资本主义 ? ——难道资本主义国家是保护贪污的吗 ?
在“文革”中确有许多干部由于官僚主义和腐化而受到批判，可是这并不是“文革”中“大批判”的重点。作为头号批判对象的刘少奇既不是官僚主义者，也不是腐化变质分子（没有人对他提出这样的指责）。此外，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刘少奇是忠诚的共产党人，对这一点毛泽东其实很清楚。
然而从一开始，毛泽东就蓄意把他打倒。早在 1966 年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 5.16 通知》中，毛就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句话十分引人注目。“赫鲁晓夫”指谁？是泛指还是具体有所指？ 当时大家都以为是泛指。 1967 年《红旗》第 5 期发表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解开了这个谜。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 ”“你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 ”
大家都知道，“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是刘少奇说的话，因此戚本禹的这个话是斥责刘少奇。戚本禹说刘少奇赞扬过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而大张挞伐。刘否认这样说过；即使说过又算得了什么问题？就成了“反革命”？这当然很荒唐。但是以戚本禹的身份，是说不出这个话来的； 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阅过，这只能是毛泽东的意思 ＊ 。
＊ 李志绥的书证实了这一点。他回忆说， 1966 年的 7 月 29 日在人民大会堂开群众大会，刘少奇做自我批评，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隐身在幕后的毛泽东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455 页。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 P.470)
刘少奇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他成了反革命，这可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新闻。这个话是不能随便说的；毛泽东这样说，人们会相信，他准是掌握了真凭实据。
然而毛泽东始终拿不出证据来。
毛泽东对准刘少奇的第一炮是他在 1966 年 8 月 5 日写的《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攻击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措辞激烈，语调严厉，帽子极大，可实际上没有多少内容。刘少奇当时不过是提出派工作组和转发了一个关于制止乱打乱斗的文件而已。派工作组本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可是毛泽东却不认账了，让刘少奇和邓小平承担全部责任。
根据毛泽东的看法，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篡党夺权。刘少奇已经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了，他还篡什么党？夺什么权？他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党内成立了另一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开过会吗？组织系统是怎样的？纲领在哪里？都说不清。实际上，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根本没有没有证据的事。关于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工作中的关系，中共一本代表官方观点的政治读物说：“ 刘少奇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他的工作都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都是对党和毛泽东公开的，他的重要论著在正式发表以前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至于党中央对干部的任免，也不是由刘少奇个人而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讨论决定的。他在言论中和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凡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过的，他并没有坚持。”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378 页 ) 这里说的“错误”，未必真是错误，只不过和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而已。刘确实和毛有不同意见，但刘在毛面前并没有坚持他的意见。刘少奇不可能向毛泽东的权威提出挑战，更谈不上向毛泽东争权。毛泽东的“路线斗争说”或“权力斗争说”都是站不住的。
1967 年，毛泽东还亲自出来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这本书在延安时期被列为学习材料，那时毛泽东是肯定的； 现在却说这本书是“欺人之谈”。毛对这本书的主要指责是其中没有谈“无产阶级专政”。一本谈党员修养的书，是不是一定要谈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谈是不是就表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修正主义”？
所有这些批判尽管是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但如果冷静下来一想，至少也是小题大作。这种揭发批判只说明毛泽东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凭这些揭发材料，无论如何是不足以给刘少奇定“反革命”罪的。
这一点，毛泽东难道不清楚？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说？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蓄意诬蔑。
最后，在 1968 年 10 月，当刘少奇已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中央 8 届 12 中全会作出决定，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这样，刘少奇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完了。尽管这个决定和处理都是在批判刘少奇两年之后，可是在此之前谁都能料到，刘少奇必然是这样的结局。毛泽东已经把事做绝了，他没有后退的余地。置刘少奇于死地是既定方针，“叛徒、内奸、工贼”这样的罪名，不过是事后为了使这样的处理合法化罢了。因此，刘少奇专案组使用的诬陷、罗织以及逼供等手段是毫不奇怪的。
总之 , 上面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泽东如此仇恨刘少奇，一定另有原因。毛泽东发动“文革”，一定有隐秘的动机。要探查出这个隐秘的动机，就要弄清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真实原因。
毛泽东想当世界共运领袖
“文革”的发生是突然的，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念头却是酝酿已久的。要了解事情的原委和背景，我们必须多费一些篇幅，从五十年代的“斯大林问题”谈起。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领袖。谁来代替他的位置呢？这个人要有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资历和丰功伟绩，要有卓越的领袖才能和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崇高威望。这样的人本来应当由苏共的领袖来充任，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无论是斯大林指定的继承人马林科夫 ( 他很快就下台了 ) 还是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都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在斯大林死后，世界上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和毛泽东相比。以毛这样的性格，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这是极为自然的。几十年中，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盛行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享有政治的和理论的绝对权威； 现在该轮到毛泽东了。
偏偏在斯大林逝世三年后的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罪行。斯大林问题的揭露，是一个轩然大波，震惊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善良的普通人。
如果中共抓住这个机会，认真地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自我批评，那么后来的重犯斯大林的错误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共准备这样做吗 ?
然而中共中央显得很冷静。这种冷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的表现吗，还是另有原因呢 ?
对于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应当感到满意。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过去不是很好。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支持王明，苏联政府支持蒋介石，毛泽东对此是心存芥蒂的。过去不能批评斯大林，现在可以了，可以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两个多月以后，毛泽东就在党内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意在避免重犯斯大林的错误。这个报告中也批评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 ( 《毛选》 5 卷 286 页 ) 。
1956 年 9 月，毛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谈话时，对斯大林的错误说得更详尽：“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 ( 《毛泽东外交文选》 252 页 ) 毛还说，中共历史上有四次吃斯大林的亏。
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也是证明毛泽东的正确，比斯大林高明 ＊ 。
＊ 附带在这里说一下：尽管毛本人批评了斯大林，可是如果别人也来效法，批评起斯大林来，那就犯忌了。批评斯大林好象是毛泽东的特权，别人没有资格。“文革”初期批评陆定一，他的一条罪状就是“大反斯大林”。其实，陆定一的讲话主要内容是有些问题斯大林没有解决，毛泽东解决了。这是“贬斯捧毛”。可是，这也不行。你今天可以批评斯大林这样的大人物，将来安知你不会批评毛泽东 ?
但是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 1956 年 3 月 17 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后来，在 1958 年的成都会议上，毛又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掉盖子 ，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 惧的是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
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全部否定斯大林的功绩，也没有彻底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然而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却妨害了毛泽东，因为毛正要搞对自己的崇拜。这才是毛的真正所“惧”。
毛也不会不想到，“肃反”的错误，他自己也不是没有犯过。 1930 年到 1931 年，毛在赣西南搞肃清“ AB 团”的运动，杀害了一大批无辜的革命者。红一方面军四万多人中就杀了几十个团长，打出 4400 多 AB 团分子。红二十军干部，从军长，政治委员到副排长以上干部，共 700 多人，都被当作 AB 团关押，先后处死。红二十军番号取消，战士被编入红七军。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就这样全军覆灭了！地方的情况更糟。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被打成 AB 团分子。永新县被错杀的约 1890 人。遇害的还有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人。这个大冤案一直没有平反。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搞“审干运动”，也弄得草木皆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清理出“特务”多达一万五千多人，有的单位清理出的“特务”超过总人数的一半。虽然这主要是康生执行的，但身为总学委主任的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不能辞其咎的。
这就难怪当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和善良的普通人为斯大林的残暴行为感到震惊的时候，毛泽东却批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这就是说，毛泽东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揭露得太多了，批评得过分了。
现在，斯大林已经不再是毛的阻碍，赫鲁晓夫也没有被毛看在眼里，可是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却妨碍了毛泽东。他正想取代斯大林，享有那种世界性的万人膜拜的威风。尽管那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在中国流行，可是和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相比，在程度上和规模上却是瞠乎其后的。
毛泽东要保护自己，就要保护斯大林； 他要为自己树立斯大林在世时享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就要想办法为“个人崇拜”翻案。
在开始时，毛泽东迫于形势，不能不说几句赞成反对个人崇拜的话； 后来他就一步一步改变腔调了。
中共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第一个公开的反应，是 1956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 以下简称《一论》 ) 。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文章表示了对苏共的支持，说：“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迷信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但《一论》中强调对斯大林不能否定得太多：“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同年 9 月，中共举行八大，也对苏共批判个人崇拜予以肯定和表示支持，但不是很热烈。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没有提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只是在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中提出。这显然是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较为次要的地位。邓小平说：
“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
“对于领袖的爱护 ___ 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这些话的意思是，个人崇拜要反对，可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并不严重。
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中一句也没有提个人崇拜。他在同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也是这样；这篇文章的任务是吸收苏联的教训，照理是应该提的。
八大用低调处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本是毛泽东同意的，但他仍然感到不高兴。更使他不高兴的是，七大党章规定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一条，在八大的新党章中取消了。这也是毛泽东同意的，但是，他的同意并不是真心，倒带着试探的意思，看看大家赞成不赞成，谁赞成，谁不赞成。
八大还考虑了毛提出的辞去党的主席职务的问题。这是毛的一个动作。自从批判斯大林以后，毛就提出准备在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退居第二线，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李志绥认为这是试探，这是可能的，但我认为毛要辞去主席职务倒不完全是假心。毛是一个不受拘束的人，他不喜欢担任国家主席必须履行的那些外交上的繁文褥节。毛也觉得，在自己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条件下，担任党的主席这样的职务可能是一个包袱；不如让别人来承担这个责任，他可以超脱一些，将来做纠正错误和总结经验的工作。
对毛的退居第二线的建议，党中央起初并不赞成，只是由于毛再三再四提出，为了准备这种可能，才在党章里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是专为毛设立的。八大后，党中央安排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在第二线。这本是尊重毛的请求，但真地这样做了却又使他恼火。事实上，毛泽东此后并没有真正退居第二线，他是把权力紧紧地抓在手里不放的。对于党内会不会有人借反对个人崇拜之机来削弱他的地位和权威，毛是保持高度警惕的。
到这年年底 , 《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就不提反对个人崇拜了。
1958 年 3 月 10 日，毛在成都会议上讲话，开始为个人崇拜局部翻案了：
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到 1963 年 6 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列举了两党之间的一系列原则分歧，其中一条是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在这里中共采取了完全反对“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连应该“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也不说了。文章说：“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不久，《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编辑部在联名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 ( “九评”的第二篇 ) 中，又把公开信中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论点发挥了一通。这就把反对个人迷信全部否定了。
把这些言论同中共中央在 1956 年时所表示的态度相比，可以看出变化之大。 1956 年是赞扬苏共对个人迷信的批判，虽然毛泽东后来表示了一些保留，那也不过是觉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在具体做法上太过分，“一棍子打死”。现在却是从原则上反对批判个人迷信了。但是，拿出来的理论根据却是根本站不住的。说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的学说，可是在 1956 年的八大上，邓小平正是代表中共中央依据这个学说来肯定“反对个人迷信”的。当时，邓小平是这样说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 . 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在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 20 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许多严重的恶果。”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斯大林只是不满，对赫鲁晓夫则是痛恨。原先只是说赫鲁晓夫不该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现在却要一棍子打死赫鲁晓夫了。毛泽东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因为他需要别人崇拜他。
大跃进：毛超过苏联的雄心
毛具备了一切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
毛下定决心向苏联挑战，使中国赶上苏联。
1957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时说：
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 ? 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 ? 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 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 ! 可是你把它当做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 ! 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 ( 《毛选》 5 卷 344-345 页 )
这完全是居高临下的口气，充分表现了毛对赫鲁晓夫的憎恶。毛还表现了对苏联的钢、煤、石油的藐视态度，说它们都“不算数”，其实自己心里是很嫉妒的； 如果是自己的，那就算数了。过去，毛曾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但他却千方百计地要搞中国的原子弹，大概原子弹一旦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变成真老虎了吧。现在，毛的这番话暗示，他又想大搞钢铁石油了。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 11 月 18 日的会上，毛泽东掩盖了他内心的敌意，他没有臭骂赫鲁晓夫，而是来了一套外交辞令，当然他的语言总有自己的特色：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一个好汉两个帮，一个篱笆两个桩。
毛泽东的这次发言，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目为《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但是，把对赫鲁晓夫表示支持的话删掉了。不知情的读者不会知道，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好汉”和“荷花”竟是指后来被中共斥为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赫鲁晓夫。
当时，赫鲁晓夫正处于国际共运分崩离析的困境，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毛泽东及时地给予了支持，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如此，毛还提出，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
赫鲁晓夫表示谦虚，说：“应该以中、苏两家为首。”
毛泽东显得很有自知之明：“我们没有资格…… . ”
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毛泽东努力说服他：“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们谁能代替苏联这个角色？当然，为首不是为尊，不能一家说了算，讨论问题必须是平等的。比如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不同意，没有先例么。”
毛泽东在 1957 年 11 月 19 日与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谈话时，重复了这个思想：“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需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
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苏联准备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说：“你们再加把劲，能不能用十年的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上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只能说：“我们努力，还是可能的。”
毛泽东说：“你们用十年的时间超过美国，我们十五年超过英国。”
这个豪言壮语赢得了会场上的掌声。
然而毛的雄心比他宣布的还要大。早在前一年 (1956 年 ) 的 8 月，他就说要在五六十年中超过美国：“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 ” ( 《毛选》 5 卷 296 页 )
现在毛鼓励苏联超过美国，难道他只满足于超过英国？不。那么他只要赶上美国吗？也不。毛的真正对手是苏联。他要比苏联更快地赶上美国，他要比苏联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要以中国为首了，而他也就是世界共运的领袖了。
毛泽东在莫斯科谈话的意思是两点：第一，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 第二，这个头必须是苏联。如果，事实最终证明苏联当不了这个头，怎么办呢？赫鲁晓夫既缺乏杰出的领袖才能和理论修养，也不享有斯大林曾经享有的崇高威望。如果苏联在经济建设上再落后于中国，它还能是头吗 ?
毛深谙《老子》的策略：“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现在还不是时候，毛泽东在等待这一天。苏联会发现，这个头是不好当的。当然，苏共习惯于当“老子党”，不过，毛也想争夺这个“为首”的地位。这次，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挑战，只是意味深长的伏笔。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是学苏联，虽然有成绩，但没有自己的创造。现在，毛泽东要亲自挂帅了，要走自己的路了。既然是他来挂帅，当然要一鸣惊人。
毛的雄心可以从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看出来。当时毛泽东的精神显然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他破例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六次讲话，反复讲后来居上，年轻人超过老年人 ( 注意：苏联是老大哥 ) 的思想。他从中外历史上列举了一大堆杰出人物的名字 ( 贾谊、王弼、孔夫子、达尔文、马克思、列宁、李政道、杨振宁等等 ) ，说明他们都是年轻时崭露头角，敢于创立新学派，向老古董开战。他批评有些人精神不振，是奴隶状态的表现，象《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敢坐。他讲了一件事情：中国画家画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一起的像，把毛泽东画得比斯大林矮一些 ( 实际情况相反，毛泽东高一些 ) 。这件事显然使毛泽东耿耿于怀。他评论说，这是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 好象塑菩萨，总是比人大好几倍，为了吓人。
在两个月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说：马克思也是人，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马克思没有干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这种革命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毛还说：
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最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十年八亿。人多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嘛。
可见毛泽东的真正目标是要超过苏联，而他的资本则是中国人多势众。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不懂科学技术，可是，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他说：“我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也想到了要防止骄傲，可那是在将来，而且是别人的问题。毛说，他这次讲话的题目就叫《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后人要超过前人，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超过马克思呢 ? 为什么中国不能超过苏联呢？问题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只是凭意气，缺乏清醒的估计。尽管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经验不能成为典范，但中国共产党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也是很不够的。在理论上，毛泽东从斯大林问题吸收教训，作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但这不能说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完成了或成熟了。毛泽东自己也承认，“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但毛泽东仍然把经济上赶上先进国家看得太容易了，以为只要照着过去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凭着几亿人民的冲天干劲，“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气魄，奇迹就会出现。
毛泽东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
这就是毛泽东发动 1958 年“大跃进”的背景。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一年里还出现了人民公社。毛泽东以为，这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实现了飞跃，中国可以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
中共中央 1958 年 8 月 29 日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洋洋得意地宣布：“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
毛泽东的这个雄心，赫鲁晓夫也感觉到了。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毛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他能够在五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 。 ( 《最后的遗言》第十一章 )
有一种看法说，毛泽东这样想法，主观上是为了国家，恨不得中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 同时，这种想法，也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关于后一点，中国人民确实是希望改变自己的贫穷落后状况，但是，并没有什么材料显示他们普遍要求来个“大跃进”。那种“超英赶美” , “苦战三年 , 改变面貌”的口号，首先是上面提出来，灌输给他们的。说这种口号反映了群众的愿望，那是搞颠倒了。关于前一点，我不否认毛泽东确实也希望中国的事情搞得好一些，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他要搞“大跃进”的主要驱动力。一旦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他个人的权威发生矛盾时，毛泽东是把自己的权威看得更重要的。如果是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应当打击彭德怀。
到 1958 年 11 月，“大跃进”的失败已经明摆着时，毛泽东还在武昌会议上陶醉于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要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不过毛表示了一点“谦虚”，他认为要给苏联老大哥一点面子，即使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也不要宣布。“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面前，我设想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 ( 不是命令 ) ，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到多少钢”。“总之，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实际我们先进入，怎么办？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授博士的头衔，但并不妨碍他们的博士之实。”
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阴影
不难想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多么丢了中国的脸。国际上传为笑柄，赫鲁晓夫也在 1959 年初的苏共二十大作了不点名的批评。不但如此，在党内争论中，毛泽东也输了。周恩来等领导人在１９５６年初到１９５７年初提出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批评“反冒进”的人和右派差不多，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５０米远。”（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６４５页）这个话是很重的。后来，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被迫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洋洋得意地宣布，把“冒进”改为“跃进”，别人就不好反对 了。这场批评为“大跃进”作了准备。
毛泽东本来想显示，从他抓经济后，形势顿然改观，和别人完全不同，证明他的反对反冒进是对的。不料，大跃进搞糟了。
从此毛有块心病 (obsession) ——赫鲁晓夫的阴影。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帐？斯大林在世时是一个神，赫鲁晓夫一个秘密报告，他就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受到全世界的指责和唾骂，这件事一定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他自己头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这是一个使毛泽东睡不着觉的问题，一个梦魇。
1959 年上半年，我听了康生一个讲话，其中有一段话使我震惊，一直忘不了。大意是：过去都说斯大林的错误是肃反扩大化，现在看来，斯大林肃反还不彻底； 比如，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就漏掉了。“这是斯大林最大的错误！”康生讲这几句话时，声色俱厉，脸都胀红了。
我相信这也是毛的思想，至于发明权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有这个思想。可以看出，其实毛泽东也在总结苏联经验，不过他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个角度来总结经验的：他不是不要当斯大林，而是要做一个不受批判的斯大林；为此目的，他一定要在他活着的时候挖出党内可能的赫鲁晓夫人物。
1959 年 7 月的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这个会议本来是要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但毛泽东既要纠正自己的错误 ( 这种纠正是很有限的 ) ，又十分讨厌别人出来说三道四。偏偏性情耿直的彭德怀在这时多嘴上万言书，形势陡然改观。尽管彭德怀字斟句酌，措辞温和，表明自己完全出于善意，但还是触痛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他能够猜想到，党内外对“大跃进”都会有意见，只是有敢说不敢说的区别。知识分子经过了 1957 年的“反右”，已经噤若寒蝉了，但党内的高级干部会不会有人出来批评他呢？现在果然跳出来一个彭德怀。毛泽东从彭德怀的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才作秘密报告的，彭德怀却在毛泽东健在时就“发难”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上书的反应是迅速而坚决的：他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从“纠左”转为“反右倾”。“纠左”是和风细雨的，因为那实际上牵涉到自己 ; “反右倾”却是暴风骤雨，因为他认为彭德怀是对自己“下战书”。“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里通外国”、“分裂党”这一顶顶大帽子往彭德怀头上扣了下来。特别是“里通外国”，好象说彭德怀和苏联有秘密的组织联系，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此外，毛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劈头一句就是：“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 ? ”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但既然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有根据的，于是大家也就跟着这个调子批起来了。但不管怎么逼迫，“里通外国”和“军事俱乐部”始终查不出任何证据。事情很清楚，这是毛泽东蓄意诬蔑。
许多人弄不清，为什么毛要对彭德怀如此心狠手辣。黄克诚曾说到，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人相互成见很深，有许多历史上疙瘩没有解开。 1959 年初上海会议时毛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 李锐 : 《庐山会议实录》 ( 增订本 ),73 页 ) 这个话是很重的。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毛从彭德怀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西北小组的发言谈到：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 同上 98 页 ) 。彭德怀忘了上海会议上的警告 , “犯”到毛泽东头上来了，毛泽东怎能容忍？会上还揭露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对个人崇拜。会上也有些人说彭德怀是魏延，“有反骨”；我怀疑这个话也是来自毛泽东。 8 月 1 日，常委会上，毛对彭德怀说：“我 66 岁，你 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 ( 同上 193 页 ) 又说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 ( 同上 203 页 ) 。这不表明毛泽东怀疑彭德怀想学赫鲁晓夫吗 ?
刘少奇在这次采取了支持毛泽东的立场。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就对他放心了。胡乔木在他的回忆中，记下了这样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在毛的庐山会议讲话以后，刘少奇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他要胡乔木起草。胡感到不好写，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乔木请彭真找刘少奇谈，决定不写了。胡乔木写道：“现在看来，如果写出来，少奇同志也要牵进去。”但他不久却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从广州回来时 , 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说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时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 , 毛主席听后没有表示什么 , 只是说 : “啊 , 有这回事 !(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15-16 页 )
这件事肯定使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某种疑虑。
这时，毛泽东是斗志昂扬，他有决心也有信心打败那些敢于向他挑战的人。——不止是彭德怀，还有赫鲁晓夫。在 8 月 1 日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 . 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外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23 日，毛泽东又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
从这以后，中苏争论加剧和升级了。 1960 年 4 月，以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为名，《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苏共也由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名义发表文章进行反击。 6 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苏共代表团向各国共产党代表散发了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批评中共的政策。中共代表团也散发声明，点名批评赫鲁晓夫。 7 月，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止几百个协定与合同。……
然而这一个时期国内经济形势却是一塌糊涂。一方面，“反右倾”给左的势头火上添油；另一方面，由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和苏共的争论上，国内的工作放松了。主要是政策上的错误，出现了从 1959 年到 1961 年的三年大饥馑。在这期间，饿死的人数有多少呢 ?1989 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估计是 1500 万，但它承认这个估计是“保守”的 ( 《生存与发展》 39 页 ) 。从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说：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 ( 该书第 272 页 ) 。上海大学社会系主办的《社会》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文章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依据进行计算 , 得出的结论是：不算城市 , “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 就可能达 4040 万” ( 该杂志 1993 年第 4 、 5 合期所载金辉 : 《“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 。旅美中国学者丁抒在《人祸》一书中亦以中国大陆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进行计算 , 结果是：下限是 3500 万，而真实的数字很可能与 4000 万相去不远 ( 该书 374 页 ) 。这个数字不但在中国灾害史上是空前的，也远远超过八年抗日战争中国的死亡人数。
不管官方的传播媒体如何掩盖，这样的事实即使只透露冰山一角，也是使人感到震惊的。人们口头上不说，心里难道也不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没有错误吗？他不应当对此负责吗？彭德怀上书不是有道理的吗？毛主席听了他的话不就好了吗 ?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不能不改变左的政策。 1961 年初，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七千人大会：察觉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2 年初 ,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 ( 即“七千人大会” ) 。
全国各地的干部汇集北京，他们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和满脑子的怀疑，自然要在这个会上发泄出来。会上 , “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经验教训，以及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成为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
1 月 18 日 , 彭真发言。他讲到调整问题时说到庐山会议。刘少奇插话说：关键是庐山会议。彭真接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邓小平在这里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说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人人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说我的缺点。 ( 参看《新中国要事述评》 277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北京 )
在 1 月 27 日的大会上，刘少奇有一个正式书面报告。在对这个报告做口头说明时，他讲得坦率一些，有些话很值得注意。
刘少奇说：
有的同志说 , 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 , 是不是更好一点 ? 当时不办 , 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 , 群众已经起来了 , 我们怎么办 ? 是反对它呢 ? 还是赞成它 , 加以领导 , 逐步把他办好呢 ? 我们说 , 还是应当赞成它 , 逐步把它办好。 (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6-127 页 )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 , 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 全国总起来讲 , 缺点和成绩的关系 , 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 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 , 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 , 成绩还有七个指头 , 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 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 , 农民说是‘三分天灾 , 七分人祸’。你不承认 , 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 成绩不是主要的。 ( 《刘少奇选集》下 ,421 页 )
刘少奇还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说彭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 ( 《“文化大革命”史稿》， 65 页。金春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成都 )
刘的这些话都是犯大忌的。他流露出对人民公社的不赞成，流露出对彭德怀的同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是毛在批评彭德怀时说的话，意思是 1958 年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占一个指头，而成绩占九个指头。后来在 1961 年 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自己也觉得这种说法很难使人心服，补充说：有些地方的错误，不能说是一个指头，是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问题；要有多少说多少 ( 同上 67 页 ) 。现在刘少奇进一步说，就全国范围看是三个指头的错误。尽管刘还承认成绩是主要的，可是这实际上是把毛的估计否定了。毛虽然说对错误要有多少说多少，可这是不能当真的。刘还说主要是人祸，这人祸是谁造成的呢 ?
但最使毛心惊肉跳的还是刘少奇下面这几句话：
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 ( 《刘少奇选集》下 ,421 页 )
刘没有意识到 , 这几句话对他是致命的。从毛的立场看来，这些话表明刘要取消“三面红旗”； 他现在不便说，却说要到五年十年之后再来总结经验，这不是要等到毛死后来算帐吗？毛正在探查潜在的赫鲁晓夫，现在这个赫鲁晓夫已经露出苗头来了 !
毛泽东在讲话中不得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他不再提出在 20 或 15 年间超英赶美，而说 , “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但他实际上没有做什么自我批评。他说，在去年 6 月 12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他讲了自己的错误，请同志们回去传达，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但他那次究竟讲了些什么，大家不知道，毛也没有重复，只是说：“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分，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在这次会上号召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后来被称为“三不主义”。实际上，这不过是“引蛇出洞”的故伎。毛肯定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嗅到了某种危险。不过他当时什么也没说。
有一个人看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并且马上抓住机会加以迎合来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人就是林彪。早在 1959 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林彪就以毛泽东权威的忠心维护者的面目出现。他声色俱厉地斥责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在这次会议后，林彪就在军内发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他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这次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在毛泽东的处境再次不利的时候，在别人都在谈论工作中的缺点的时候，林彪却出来唱赞歌。他说 :
在困难的时候 , 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 , 中央的领导 , 毛主席的领导 , 这样 , 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 , 这些困难 , 在某些方面 , 在某些程度上 , 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 , 体会毛主席的精神 , 那么 , 弯路会少走得多 , 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 , 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 , 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 , 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 , 事情就要出毛病。 ( 《新中国要事述评》 282 页 )
林彪的讲话为毛泽东解了围。讲话结束后，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事后毛泽东还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你听了吗？水平真高啊！你就讲不出来。”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看清了党内的形势：林彪是忠于自己的，是“紧跟”和“高举”的；刘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怀的，是对“三面红旗”有不同意见的。 毛会等到五年十年之后让刘少奇来总结经验吗？
我们可以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时决心用林彪换掉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的。“文革”开始时毛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就提到“ 1962 年的右倾”。 1967 年，毛在一次对外宾谈话中说：七千人大会时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 《党史研究》 1985 年 6 期 ,41 页 ) 。
注意，毛泽东把会上刘少奇等人的意见称之为“修正主义”，而且是要“推翻”他。这不就是反革命吗？
但毛泽东使用“推翻”这个字眼，却是有意夸大其词。毛很清楚，刘少奇既没有这个意图也没有这个能力，但这是指自己活着的时候。一旦自己去见马克思，事情就难说了。
但在当时，人们是很难看出毛的真实想法的。由于开了七千人大会，彭德怀还以为，现在到了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了。 1962 年 6 月，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长信，请求毛泽东和党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 8 月，彭德怀再次写信，要求查证他的问题。毛泽东从这两封信再次警觉到彭德怀翻案的危险。
主要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李富春等人对“八字方针”的贯彻，到 1962 年下半年，经济已经有好转的迹象了。毛觉得，他着手反攻的时机到了。
到这年的七月和八月，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开始算帐了。他把一些正确的意见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他认为彭德怀向中央递交的申请书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搬出“阶级斗争”的口号来，无非是要给自己整政治上的对手找借口，找理论根据。
从这以后，毛泽东不断给阶级斗争加温，他同时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作战。 1963 年 5 月，他主持制定了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文件，其中说，“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
1964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他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这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在这里，已经埋下了用林彪来换掉刘少奇的伏线了。从文字上看起来，毛泽东说的是下一代的问题，实际上，他是认为老一代也有问题。两年后，毛泽东和胡志明谈话，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489 页 ) 这意思就很明白。
毛泽东并不十分担心自己在世时他的权威受到挑战；他相信自己能控制局势，把反对的意见打下去。他忧心忡忡的是自己身后的事：某些领导人会效法赫鲁晓夫，来批评毛曾犯过的错误。
1965 年在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 即 23 条 ) 这个文件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刘少奇反对。刘少奇认为顶多只能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说“派”就太多了。为此两人争了起来。刘少奇成了继彭德怀之后敢于冒犯毛泽东权威的又一个领导人，等待着他的也是和彭德怀一样的命运。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他就是这个时候下决心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的。其实我认为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就下定这个决心了。但直到 1965 年刘少奇和毛争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年多以后，他成了“头号党内走资派”。
在这个时期，毛继续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毛需要为个人崇拜制造理由，这个理由之一就是他的大权旁落，别人不听他的话了。 1965 年 1 月 9 日，他对斯诺谈话时说：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没有个人崇拜，因而垮台了。为了把失去的权夺回来，需要对他的个人崇拜，需要把自己放在至尊无上的地位。 ( 许全兴 :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404 页 )1970 年毛泽东再次对斯诺谈到个人崇拜问题，用“文革”前夕的情况来为自己辩护 , 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地方的权，还有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搞一点崇拜。” ( 同上 )
毛泽东这些话使一些学者误认为，毛刘之间的斗争是权力斗争，“文革”是这种权力斗争的公开爆发。实际上，刘的地位和威望远不能对毛泽东构成威胁，更谈不上向毛争权。要说有斗争的话，是毛斗别人，而不是别人斗他。毛说他管不了这个，管不了那个，不过是夸大其词。他抱怨失去了权力，且不说这不是事实，就算如此，难道不是他自己要求退居第二线的吗？那个时候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到了空前的程度了，怎么说没有个人崇拜？不过毛说到需要个人崇拜，是吐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他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并不是因为他失去了权力，而是因为他嫌对自己的崇拜还不够，他还要进一步提高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权威。没有个人崇拜 , “文革”是发动不起来的。
“文革”的发动和毛泽东的“赫鲁晓夫情结”
在 60 年代初大张旗鼓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时候，人们有一种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觉得中国比苏联好，中国没有出修正主义，世界革命的中心移到中国来了。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是为批判中共的修正主义作准备。
1963 年 12 月，毛泽东写了有关文艺的第一个批示，严厉批评文艺界。 1964 年 6 月，他又写了第二个批示，提出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问题。随后文艺界开始整风，并对一些文艺作品展开批判，这个批判迅速扩大到整个学术界 ( 如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批判 ) 。最后， 1965 年 11 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 海瑞罢官 > 》，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批判海瑞点燃了“文革”之火，这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了“文革”和 1959 年批判彭德怀这两件事的联系。实际上，学习海瑞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这是他又一次“钓鱼”。海瑞敢骂皇帝，彭德怀敢顶撞毛泽东，这就是这两个人物之间的相似之处。 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罢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吴晗其实是受胡乔木的嘱咐而写关于海瑞的文章的，而胡乔木是因为听到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彭真曾为吴晗辩护说：经过调查，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这个问题，稍加调查就可以搞清楚。但是，毛泽东并不关心吴晗是不是冤枉的问题，这对毛泽东并不重要；对毛泽东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个由头，一个借口，来打击北京市委和彭德怀，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吴晗就必须做一个政治牺牲品了。
这时的林彪异常活跃。他善于对毛泽东察言观色，并千方百计加以迎合。在“文革”刚刚开始发动的时候，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在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长篇发言中，说出了毛泽东最喜欢听的话：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所经过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 19 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 20 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的讲话震动了整个会场，这就是有名的“ 5 · 18 ”讲话。这个讲话经中共中央批示同意，转发到全国，事先也得到过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应该感到满意，现在终于有人公开说他超过马克思了。特别是林彪讲到“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那几句话 , 真是把毛的心思摸透了。
在毛泽东的策动下，经过几年的大批判，赫鲁晓夫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已经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恶棍；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效法他而去批评毛泽东呢 ?
“文革”不仅和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有密切联系，也和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有密切联系。江青在“文革”中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受了一肚子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这话确实泄露了毛泽东的满腹心思。古语说 ,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我们也可以说 , “毛泽东一怒而乱天下”。庐山会议后的七年，“七千人大会”后的四年，毛泽东开始报复了。
纯粹从认识上的“失误”来说明“文革”，例如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错误地理解了“修正主义”，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解释方法假定，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一个理性的行动，是受他的理论指导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动机有很大的心理的、情绪的因素，有不少非理性的成分。追求绝对权威，不能容忍别人冒犯他的尊严，听不得别人的批评意见，这是毛泽东的性格。此外，毛还非常善于玩弄权术。毛批评过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过他本人在政治斗争中也是残酷无情的。这些缺点出现在一个象毛泽东那样掌握巨大权力并且被亿万人民敬若神明的“卡里斯马” (charisma) 型领袖身上，就是巨大的灾难了。
如果我们按照字典上的解释来理解毛泽东使用的一些词汇，就不明白毛何以那样担心“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何以那样害怕“修正主义”，何以如此夸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如果我们通过心理分析来解读这些符号的隐秘含义，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所谓“修正主义”，在字典上的含义是指出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张，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毛本人也这样解释过“修正主义”，所以他并不是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但是，毛泽东把要求纠正 1958 年和 1959 年的错误的意见称为“翻案风”，又把“翻案风”当做“修正主义”来批判，这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什么关系呢？在“文革”中，“修正主义”一词的实际用法发展到指对毛泽东任何一句话 ( 包括错误的话 ) 的不同意见。这就隐含着一个意思：毛泽东的任何一句话都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都是不能修正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休想效法赫鲁晓夫来批判毛泽东了。说穿了 , “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反对修正毛泽东的错误。同样 ,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巩固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 无产阶级专政本来没有什么不巩固；不巩固的只是毛泽东的个人威信 ),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是防止刘少奇那样可能效法赫鲁晓夫的人来接班。毛泽东并不是真地相信刘少奇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怀疑刘少奇有朝一日会来纠正他的错误，对他的“三面红旗”改弦更张。这一点，毛泽东并没有估计错。但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却是有意的夸大。刘少奇尽管认为毛泽东有错误，但是不大可能在毛泽东身后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那样的方式来对待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发动大张旗鼓的批判赫鲁晓夫运动之后。有可能的是刘会采取一种温和的方式来有限地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他也可能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表示过去中央的工作有不恰当之处。即使这样，也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策上的一些分歧，这可以局部地解释毛泽东何以要搞掉刘少奇，但还不能解释毛泽东何以要采取“文革”这种方式。单单是政策的不一致，这种矛盾用整风或党内斗争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是毛泽东主要的担心是在他身后，而且 , 不只是刘少奇一个人，还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有怀疑。这是一大批人。要解决这个问题，靠正常的办法就不行了。只有发动全国性的大批判、大揭发，把刘少奇等人彻底批倒批臭，使他们永远不能翻案。只有依靠党外的年轻幼稚、“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去斗争和审查各级党委，挖出隐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斗争和审查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揪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样，才有可能消除所有的隐患，不漏掉一个潜伏的赫鲁晓夫。
所以，支配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行动的，主要是他的“赫鲁晓夫情结”。许多人觉得，毛泽东那样好斗，表现了他非常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认为不完全这样。毛泽东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是很糟的，正因为这样，他才那样害怕批评 , 那样害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忌讳批评，对批评十分敏感，这不是有信心的标志，而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毛泽东的固执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他要竭力掩盖自己的错误：他这个人是不认错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错误，为了证明这些没有错，他发动了“反右倾”； 为了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都是正确的，他发动了“文革”； 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 , 他又发动了“批孔”、“批《水浒》”以及批邓小平。这就是说，毛泽东为了证明第一个错误不是错误，就去犯第二个错误，又为了证明第二个错误不是错误而去犯第三个错误。这样，就是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
尽管毛泽东对“文革”是精心策划，费尽心机，但他的动机却是非理性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无上权威，他不惜把整个民族推向深渊。我们切不可以对毛泽东提出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信以为真； 甚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过是给这种动机穿上一件合理化的外衣而已。毛泽东需要制造“修正主义篡权”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把全党全民动员起来以维护他的权威并打倒刘少奇。并不是毛泽东先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发动“文革”； 相反，毛泽东是先要搞“文革”，然后发明出一套理论，来使这个行动合法化、合理化。也不是毛泽东误以为刘少奇要搞资本主义，因此才要打倒他； 而是毛泽东由于不可告人的原因要搞掉刘少奇，因此才给他加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等莫须有的罪名。
以上是我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的看法。当然，这里只涉及毛的主观动机。我们还需要回答“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文革’”的问题。“文革”并非什么人想发动就可以发动的，还需要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客观条件，还要有制度上的原因。不过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需要另文探讨了。
1996 年 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