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提要
列宁把“对立”和“斗争”混为一谈，又提出对立面的相互排斥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重要渊源。斯大林仅仅承认对立面的斗争而否定对立面的统一 ; 这种观点最初受到了毛泽东的反对。
1964 年，毛泽东为了适应同苏联“修正主义”决裂的政治需要，用“一分为二”来否定“合二而一”，这是他的思想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就倒退到斯大林的哲学观点了。毛的“两分法”常常抹杀了事物的中间状态。
毛泽东否认“正、反、合”的三段式，否认“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事物的发展仅仅用“肯定与否定”的两段式来说明就够了。毛说的“肯定”与“否定”是简单的肯定与简单的否定 ( “互相排斥”、“一个吃掉一个” ) ，而黑格尔说的“否定之否定” ( 扬弃 ) 是辩证的否定，是在更高阶段上向肯定的回归，它超越了肯定与否定的二元对立。毛说的“矛盾的同一性”，只是指矛盾双方的互相联系和转化，只是给对立面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地盘。黑格尔说的对立双方的“具体的同一”，却意味着矛盾的解决，双方不再互相排斥或冲突，而处于一种和谐的、互补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中。这种统一是通过对对立双方加以“扬弃”达到的。
尽管毛泽东在有的时候 ( 前期 ) 和有的方面 ( 特别是军事方面 ) 对辩证法的运用令人赞叹，但分析表明，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掌握辩证法的精髓 ____ 对立的统一。后期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他的“左”的政治路线的反映，是他发动的“文革”的理论辩护。为了肃清“左”的流毒，应该恢复辩证法的本来面目。
尼克松的女儿朱莉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会见的少数外国人之一。 1976 年初，她和丈夫应邀来到北京，受到毛的接见。朱莉在第二年写的一本书《特殊人物》中，详细叙述了这次会见。毛这时已体弱多病，衰老不堪。当朱莉看到毛在两个穿着毛式服的年轻女人的搀扶下挣扎着站了起来时，不禁感到惊讶。“不管我是多么急切地想见到主席，当我们实际上站在他面前时，我不知为甚么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见他是一种打扰。明显地是由于一次中风，他的下颚下垂，使得他的样子有些发呆。他的黄皮肤差不多是半透明的，象蜡一般，而且几乎完全没有皱纹。他的干净的毛式服——和他的仆人的衣服是一样的灰色——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他的长长的臂和巨大的手象不堪忍受的重担悬吊在身旁。当他说话时，声音是咕哝咕哝的，刺耳，粗糙，吃力。”
这样一个将要见上帝 ( 或马克思 ) 的人，心里想着什么呢 ?
“年轻人吃不了苦，”他对我们说。“要告诉他们需要斗争。”在这次会见中他第一次显得有生气了，象一个年轻人。他有力地戳着食指来强调斗争的需要。 .... “党内要有斗争。阶级和阶级要有斗争。除了斗争，什么都是靠不住的。” (Julie Nixon Aisenhower: Special People ， P.161.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 1977)
朱莉评论说：“对毛来说，斗争不仅仅是一个词而已，那是他的哲学的基本原则。”这是说得对的。斗争——这是毛至死念念不忘的信条。
毛的这种斗争哲学和中国的哲学传统没有多少关系，它是来自西方的思想。
毛在少年时就高呼 :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 ”这几句话在“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中广为传诵。不过毛说这几句话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这个思想是来自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毛把他的斗争观念系统化，是他后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的事。
1942 年，毛在延安的一次整风报告中说 :
什么是知识 ? 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的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 ? 没有了。 ( 《毛选》 3 卷 815-816 页 )
这就难怪毛会说 :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 :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 (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 “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 ( 《毛选》 5 卷 344 页 )
这样，人类的全部生活就是斗争，人类的全部知识就是关于斗争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诚然重视阶级斗争，但马克思从未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斗争哲学。列宁倒是用过“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概念，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唯物主义是有党性的，是要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并不是指这种哲学的内容。用“斗争哲学”来称呼毛泽东自己的哲学 ( 不是他的全部哲学 ) 倒是合适的，因为他从哲学的高度把斗争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主张一切都离不开斗争，斗争决定一切。
本文尝试对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批判的考察。这不是因为这种思想有什么理论价值，而是因为它是毛泽东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的“左”的政治路线的哲学辩护 ; 作为一种“党文化”的因素，它表现在各个方面，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特别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尽管“斗争哲学”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但由于它以辩证法的名义出现，对真正的辩证法造成了很大的误解和混乱，迄今没有很好地澄清。“斗争哲学”之所以能一度大行其道，和长期以来我们对辩证法的了解不够是有关系的。在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过程中，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重要内容被丢掉了。为了肃清“左”的流毒，我们应该作正本清源的工作，恢复辩证法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的批判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
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和阶级斗争
辩证法的原则是对立统一。但在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中，有的辩证法派别强调对立面的和谐与相反相成 ; 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把宇宙想象成是数的和谐，还有中国的老子赞美“和”与“不争”。有的辩证法派别则偏重对立的斗争 ; 象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他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
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把发展的过程看作是矛盾的产生和克服，重新建立统一的过程。马克思在叙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说 : 辩证运动就是“设定自己，自己与自己对立，自相结合” ; 这也就是正题、反题、合题，或者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 《马恩选集》 1 卷 138 页 ) 。他又说 : “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 ( 同上 144 页 )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只是黑格尔本人并不常用“斗争”这个词。
作为革命家，马克思很自然地重视斗争。当女儿问他“对幸福的理解”时，马克思的回答是“斗争”。在共产主义的经典《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和恩格斯把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
晚年的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他批评达尔文的信徒片面强调生物界的斗争。他说，在达尔文之前，这些人只看到“有机界的和谐的合作，植物王国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氨和碳酸” ; 可是达尔文学说一旦被承认，这些人便“立刻到处只看到斗争” ( 《马恩选集》 3 卷 372 页 ) 。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恩格斯评论说，生物界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合作，也包含冲突和斗争。因此自然界中绝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
恩格斯对片面强调斗争的观点的批评是十分重要的和中肯的。如果自然界的发展既包含冲突和斗争，也包含和谐和合作，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可惜，恩格斯没有把这一点贯彻到底。他接下去评论说 : 历史的发展更不能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来概括，因为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不同，人是从事生产的。
“生产很快就造成这样的局面 : 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 ___ 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 ___ 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完全不中用了。” ( 同上 )
“把历史看作是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要更加富有内容和更加深刻得多。” ( 同上 373 页 )
恩格斯本应该顺理成章地说：和自然界一样，社会历史领域也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但是他没有这样说。他批评把历史的发展用“生存斗争”的公式来概括 ; 可是他把人类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这同样是片面的。他只是在“生存”一词上做文章，没有评论“斗争”的片面性。我们可以承认，把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比归结为“生存斗争”要深刻，但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仍然是单单标榜“斗争”。无论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还是享受和发展问题，单靠斗争而排斥合作行吗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产生于 19 世纪工人运动兴起的年代。他们目睹了广大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和悲惨命运，目睹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作为革命家，他们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是很自然的。但在今天看来，阶级斗争的学说忽视了社会中各种集团 ( 包括阶级 ) 的合作，这是不是一种片面性呢 ?
在哲学上反对片面强调斗争，在社会观和政治学说中却仍然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这是恩格斯晚年思想上的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可以有两个办法：或者是修正阶级斗争学说，给阶级之间的合作以适当的地位；或者是在哲学上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而弱化对立面的统一。列宁主义的发展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列宁：斗争的普遍化和绝对化
列宁对辩证法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他的《哲学笔记》，特别是其中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篇笔记中。他很重视黑格尔的对立统一思想，认为这是辩证法的核心。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同一的学说”。
然而列宁是偏重斗争的。他对崇拜斗争的赫拉克利特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个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是对辩证唯物论的最好说明。当列宁从社会科学中来寻找一个例子来说明矛盾时，他想到的唯一例子是“阶级斗争”。
列宁把矛盾双方又统一又对立的关系概括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虽然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表达，但很少为人引用 ; 列宁的这个概括却通过苏联哲学界的宣传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按照这个观点，“斗争”成为宇宙的普遍现象了。
虽然列宁的这个思想是写在他的学习黑格尔哲学的笔记中的，但黑格尔并没有这样的表达。在《逻辑学》的《本质论》中，黑格尔曾谈到从同一到差异，从差异到对立，又从对立到矛盾的过渡 ; 因此，矛盾是对立的激化。这里黑格尔没有谈到斗争 ; 但按照这个逻辑，斗争也只是矛盾发展到尖锐化的一个阶段，事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斗争的。
列宁曾经区别了“矛盾”和“对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抗消失了，矛盾存在着 ( 见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的评注 ) 。列宁的意思是并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那么尖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抗只是斗争的一种形式。既然这样，难道不应该说，斗争也只是对立的一种形式吗？例如，象“上”和“下”，“时间”和“空间”，“普遍”和“特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样的对立双方，如何进行“斗争”呢？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讲过“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在同一篇笔记中他也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应当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
但是列宁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对立面的统一 ( 一致、同一、均势 ) 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这个观点不属于黑格尔，也不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 它是列宁本人的观点。
列宁提出这个论点的根据是什么？从他所说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这句话来看，他似乎是从发展和运动的绝对性推导出斗争的绝对性来的，因为正是矛盾的斗争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
后面这一点确实是黑格尔的思想，不过黑格尔用的词是“矛盾”而不是“斗争”。《逻辑学》中说过 : “历来的逻辑学以及普通表象的主要偏见之一，就是认为矛盾并不是象同一那样的本质的和内在的规定 ; 然而，如果要谈层次的高低，要把这两个规定分别固定下来，那么就应该认为矛盾是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同一和矛盾相反，它只是简单的直接的东西、僵死存在的规定 ; 而矛盾却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 ; 某物只因为在本身之中包含着矛盾，所以它才运动，才有冲动和活动。”列宁把这两句话抄进了他的笔记本并加上了双线，显然对这个话印象很深 ( 参看列宁 : 《哲学笔记》， 151 页 ) 。
然而黑格尔是区别两种同一的 : 一种是“抽象的同一”，这就是上面引文中说到的“简单的直接的东西、僵死存在的规定” ; 但是此外还有另一种同一，就是“具体的同一”，它不再是简单的直接的东西了，而是包含间接性和较丰富内容的。虽然黑格尔十分重视矛盾，然而在他看来，矛盾又是应当被克服的东西。所谓发展，就是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克服。事物通过克服自身矛盾而达到新的同一，这就是“具体的同一”，它较之抽象的对立是更高的层次。提出“具体的同一”，是黑格尔对辩证法的独特贡献。他认为离开了矛盾的同一和离开了同一的矛盾，都是抽象的，都是不能说明事物的发展的。列宁以运动和发展的绝对性为理由，断定对立面相互排斥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站不住的。
列宁在这个观点上的改变是带关键性的，它在理论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由于他把“斗争性”和“统一性”并提，作为矛盾双方的两种属性或两种关系，这样，“斗争”实际上就变成了“对立”的同义词，肯定斗争的绝对性，也就肯定了对立的绝对性。这恰恰是违反辩证法的。
恩格斯指出 : 形而上学者“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例如他们认为“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 ( 《马恩选集》 3 卷 360 页 ) ，而辩证法认为对立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对立面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
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 ; 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联结，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 ( 《马恩选集》 4 卷 349 页 )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指出，把对立绝对化，是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它不能克服真理和谬误、善与恶、同一与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 ( 《马恩选集》 3 卷 244 页 ) 。
这些其实都是黑格尔早已阐述过的辩证法观点。说对立是相对的，就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相互排斥或斗争是相对的。这种观点和列宁把斗争绝对化的观点是不相容的。
列宁不说斗争或对立是相对的，而说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在把相对性归之于同一性以后，他就仍然说相互排斥的斗争是“绝对的”。这种观点上的改变是很微妙的，以至如果不仔细研究就察觉不出来。让我说得稍稍详细一些。恩格斯的意思是：正因为矛盾着的双方有同一性，所以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是相对的。在这里，说“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是相对的”，和说“对立面有同一性”是一回事。列宁把这种同一性从对立的关系抽出来，不说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是相对的，而说同一是相对的；于是，那个站在同一性之外的对立面的斗争就是绝对的了。
列宁的这个观点，后来被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继承，成为他的“斗争哲学”的出发点。
毛泽东继承列宁
毛泽东在 1937 年作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讲演时，他的主要参考书籍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哲学经典，而是当时苏联一些哲学家如米丁、西洛柯夫、爱森堡等人的著作。毛也参考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自从 1988 年国内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以后，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了。
《实践论》是讲认识论的，《矛盾论》是讲辩证法的。这两篇文章都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思想的解释和发挥。这个解释和发挥的功劳属于苏联哲学家 ; 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增添。但是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写得冗长累赘，加上翻译的问题 , 读起来诘屈聱牙 ; 毛泽东把这些著作中的精华加以集中和概括，又用通俗易懂的，形象的，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应该说他在普及化方面作了贡献 * 。
* 柯拉柯夫斯基 (L.Kolakowski) 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的主流》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一书中，提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说，这不过是毛把从斯大林和列宁的著作中读到的东西“加以通俗化和简化的描述” ( 第三卷第 495 页 ) 。这是说得不对的。毛泽东这两篇著作写于 1937 年，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实践论》《矛盾论》写出一年以后发表的。毛的这两篇著作主要是依据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观点，而列宁的话本身都是很扼要的，无法加以“简化”。毛是把苏联一些哲学家对列宁观点的解释和发挥通俗化和简化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 : 所谓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 而不仅仅是对立 )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可以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而不单单是相互斗争，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由于继承了列宁，对“对立”和“斗争”不作区分，这样，毛泽东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也就肯定了斗争的普遍性。矛盾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因此斗争也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当毛泽东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时，他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斗争就没有世界 * 。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党内出现政策和路线上的分歧，这当然是正常的，然而为什么一定要用“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呢？为什么不说“讨论”和“争论”呢？难道党内总是无穷无尽地“斗争”下去，党就可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吗？如果党内只有斗争而没有统一，党的生命能维持吗？
* 在 1958 年 3 月 20 日的成都会议讲话中，毛的表述是“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
同样，由于继承了列宁，毛泽东也不说对立面的相互排斥和斗争是相对的，只是说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他依照苏联哲学家的观点，对“同一性”的含义作了如下的概括：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 ( 或依存 ) 、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中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 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 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这个对矛盾同一性的概括并不完全。尽管它说矛盾的同一性和“一致性”“互相合作”是一个意思，可是这两种情形却没有把矛盾双方的和谐一致包括在内。
《矛盾论》的矛盾
《矛盾论》着重阐述了这个由列宁提出的命题：斗争是绝对的，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它的论证。
在《矛盾诸方面的斗争性和同一性》这一节中，毛泽东说：事物的运动有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的状态 ( 量变 ) 和显著变动的状态 ( 质变 ) 。在第一种状态中，事物保持表现出的面貌是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等等；在第二种状态中，则表现出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等状态的破坏。“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面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说同一性只存在于第一种状态中，不存在于第二种状态中，可是当他说斗争存在于两种状态中时，他的意思只能是这样；否则他说的同一性是暂时的就没有根据了。
可是，按照毛泽东在同一节里对“同一性”的定义，这个词只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一是指矛盾双方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当毛泽东说同一性不存在于第二种状态时，他显然是从第一种含义来说的。他的意思似乎是 : 当矛盾双方不再保持联合、团结的关系时，就没有第一种意义的同一性了。显然他把“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和“团结、联合”等看作是一回事。这里他犯了一个混淆概念的错误。是否敌对的矛盾双方就不是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了呢 ?
在下一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中，有一段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毛泽东说的“同一性”只是暂时的含义。毛说到炸弹在未爆炸时，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而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待到爆炸时就变成外部冲突了。同样，在人类历史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其实，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并不等于矛盾双方处于团结或联合的关系。
毛泽东在解释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时举例说：“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 这种互相依存的情形，并不因为革命的爆发而消失。互相对抗的两个阶级仍然是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如果不是这样，对抗或革命又怎么可能呢？当然，剥削阶级可能被消灭，但它也是在社会中被消灭，不会存在于社会之外。那时，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同一性没有了，但它们之间的斗争性也没有了。
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建立过统一战线，联合在一起。当两党关系破裂时，双方不再共处于统一战线这个共同体中了，然而双方仍然共处于中国的环境中，双方还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不是一刀两断，从此天各一方，井水不犯河水。如果是那样，那么不仅是同一性没有了，连斗争性也没有了。
人类社会中，矛盾斗争的最激烈的例子莫过于战争。战争毫无疑问是对抗。那么，交战双方是不是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呢？毛泽东本人的军事著作已经给了回答。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的所有分析都是以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为基础的。在《论持久战》中，他谈到战争的目的是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前者是防御，后者是进攻，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谈到 :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解决了战争的问题。”可见，他在这里也承认战争双方是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没有进攻就无所谓防御，没有防御也无所谓进攻。一方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对分析战争完全适用。
如果同一性的意思只是团结、联合、调和、均势，那么它的存在的确不是永久的。然而同一性是一个宽泛得多的哲学概念。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对抗只是矛盾的一种形式 ( 因此不能说没有对抗的地方就没有矛盾 ) 。他应当补充说：团结、联合也只是同一性的某种形式，不能说团结和联合的破裂就意味着同一性的消失；同一性仍然存在，只不过是采取了另外的形式罢了。
我们在这里只是讨论了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如果谈到第二种含义，毛泽东的关于同一性的暂时性的论证也是不能成立的。在事物处于质变的状态时，正是矛盾双方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的时候。可是这种转化不正是同一性的第二种含义吗？
毛泽东强调同一性是需要条件的；难道斗争性就不需要条件吗？斗争要以同一性为条件；双方没有关系，是斗争不起来的。本文前面援引过恩格斯的话 : “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 ; 这两极的分离和和对立，只存在于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 ... ”这就是说同一是对立的条件。《矛盾论》中也有这样一句话 : “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这是对的。既然如此，如果同一性不存在 ( 哪怕是暂时的 ) ，斗争性就没有地方可“寓”，因而不能存在了。因此，同一性应当是始终伴随着斗争性的，不能说前者是暂时的，后者是非暂时的。在“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这句话之后，本来应当说“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这样才顺理成章。但毛泽东接下去却说“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样就和上一句不衔接了。为什么毛泽东不说“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呢 ? 因为他想要论证，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因此就只能说同一性要以斗争性为条件，而不能说斗争性也要以同一性为条件。他没有意识到，当他说“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这句话时，实际上已经暗含同一性是斗争性的条件这个意思了。
毛和斯大林的哲学分歧
《实践论》和《矛盾论》都写于 1937 年。 1938 年，苏联出版了《联共党史》，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斯大林亲自撰写。斯大林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观点加以整理，构建了一个体系。
斯大林把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第四个特征是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他说 :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的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活动的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过的话，但列宁同时还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斯大林只讲前面一句话，不讲后面一句话。不但如此，斯大林还给“和谐”一词赋予一种贬义，声称发展过程不是通过“和谐”的开展。这就和我们前面所引的恩格斯的观点抵触，而且也把列宁说的“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否定了。
但是斯大林也陷入自相矛盾。他需要赞美社会主义社会，就宣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这也就是肯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和谐关系。但斯大林又说和谐是不能推动发展的，那么，苏维埃社会如何能进步呢？列宁说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对抗，但还有矛盾；斯大林却连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也否定了。
由于苏联盛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从此以后，斯大林的这个体系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那些三十年代活跃一时的苏联哲学家，都放弃了自己的观点，鹦鹉学舌，跟在斯大林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实际上，斯大林的哲学修养不如那些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
不过鹦鹉学舌也是不容易的。《联共党史》出版的第二年， 1939 年 3 月 10 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 : 苏联社会没有资本主义那样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象苏联社会主义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在这里，斯大林已经忘掉了他在半年前讲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开展”的话，也忘掉了他阐述的社会的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 他不但宣称一致是动力，而且把精神的东西作为动力了。那些御用的理论家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 这可是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
斯大林不能在存在矛盾斗争的地方把握统一 ; 另一方面，他在存在和谐和统一的地方又看不到对立。他在敌我之间只看到斗争，而在人民之中只看到一致和合作。这正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特点。
毛泽东没有照搬斯大林 ; 当苏联哲学家不再提自己过去的著作时，毛泽东还继续坚持《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基本观点。 1951 年，毛相继把这两篇论文公开发表。其中《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释，特别是对“矛盾的同一性”的阐释，明显地与斯大林的不同。
可以看出，正确的是毛泽东，而不是斯大林。毛泽东的观点虽然是来自西洛柯夫和米丁等人，但是他们后来把这个观点放弃了，而毛泽东却仍然坚持着，没有盲从斯大林。
《实践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热烈的。《真理报》全文译载，还配合发表了一篇社论。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哲学家发表评论。《矛盾论》发表时，情况就有些不同了 : 不是由《真理报》发表，而是由联共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登载，而且不是一次登完，而是分两期登完。是因为文章太长了吗 ? 《矛盾论》虽然长了一些，但苏联刊物上长篇文章有的是，并不是非得分两次登不可。做过编辑工作的人会懂得，这是一种委婉的降低文章的重要性的方式 ; 而且，可能特别是降低文章的后一半的价值。果然，当登出文章的后一半时，有些懂俄文的中国读者发现，原文中讲到战争与和平的“同一性”的地方，俄译文改成了战争与和平的“互相联结” ; 另外一些地方的“同一性”这个词也改成了“统一性”。这就暴露了联共中央对《矛盾论》的不同意之处。
1954 年付印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毛泽东”一条，其中说 :
1937 年 7 、 8 月间，毛泽东写了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 : 《实践论》和《矛盾论》，其中阐释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的斗争是运动泉源的规律。
这个叙述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 : 只提对立的斗争，不提对立的同一。苏联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这样怪，他不是客观地介绍某人的观点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叙述别人的观点。大概编者和作者觉得他们不能无批判地介绍毛泽东“矛盾的同一性”的观点，于是只好不提，似乎毛泽东根本没有过这样的观点。
苏联的批评和毛的反批评
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塔尔起初显然对毛肯定“矛盾的同一性”感到高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肯定了这个原理。可是不久，在 1953 年第一期的《哲学问题》上，出现了一篇批评他的文章。这篇文章似乎是有来头的。文中说 : “我们认为罗森塔尔教授所使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等名词是不妥的。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规定‘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 ”，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对立的‘同一’或统一是黑格尔表达方式的残余”。
同年《哲学问题》第四期，罗森塔尔发表了自我批评。
以后，在尤金和罗森塔尔合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的 1954 年第四版的“同一性”这一条中，加进了如下的话 :
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 : 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 ; 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的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这里面谈到的“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这三个例子都是《矛盾论》中用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的。很显然，这是不指名地批评《矛盾论》。罗森塔尔这样做，当然是要表示他的“改邪归正” ; 但是，批评毛泽东这样的事，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授意，罗森塔尔是不敢的。
生与死的同一性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讲到这一点 ; 例如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质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 .... 生就意味着死。” ( 《马恩选集》 4 卷 370 页 )
《简明哲学词典》的第四版在 1955 年译成中文出版，“同一性”那一条一字未改地发表了出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把这个批评放在心上，但在当时，他只能忍耐。
1953 年斯大林逝世。三年以后，在 1956 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这个报告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觉得可以在这个哲学问题上对斯大林进行反批评了。
在 1957 年 1 月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只讲对立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说《简明哲学词典》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再次阐述了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性，然后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 ( 《毛选》第五卷第 347-348 页 )}
接着， 2 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毛再次强调 :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和变化。”
毛在这篇演讲的开始部分含蓄地批评了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说对许多人说来，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处理问题又是另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 ... ”
毛泽东还进一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也可能发生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毛的新观点。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虽然毛在这一次反驳了《简明哲学词典》，但那是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的，广大党员并不知情，更不消说党外了。毛显然认为，既然《简明哲学词典》是公开发行的，那么，也需要在公开的刊物上进行反批评。
1958 年，《红旗》总编辑陈伯达 ( 他也是毛的政治秘书之一 ) 找到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杨献珍，问他“敢不敢批评尤金”，对《简明哲学词典》提出不同意见，阐明一下矛盾的同一性问题。杨献珍接受了这个任务，在这一年的 8 月写出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表明，陈伯达找错作者了。
当时，在中央党校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争论。这个争论是在讲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产生的。恩格斯讲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以外，还有另一方面，就是 : 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 ? “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 《马恩选集》第 4 卷 221 页 ) 。这个意思很清楚，恩格斯把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意味着承认思维能够与存在符合一致，承认世界可以认识 ; 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不可知论了。
这里的“同一性”在德文原文里是 Identitaet ，就是英文的 identity 。中文译作“同一性”，译成“一致性”也可。说两个东西是 identical( 同一的 ) ，可以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 如说“启明”和“长庚”是同一颗星 ); 但也可以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相似的、一致的、符合的 ( 如说译文和原文是同一的 ) 。恩格斯当然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因此，“同一”在这里是“一致”或“统一”的同义语。列宁就说过 : “对立面的同一 ( 他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 ? 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的差别在这里并不特别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 ) ” ( 《哲学笔记》第 397-398 页 ) 。
恩格斯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各派哲学家的共同问题提出来的。唯心主义者也好，唯物主义者也好，都要回答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问题就在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常用的语言，而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解释和论证这个原理的。黑格尔认为一切都是精神，他把整个宇宙和历史都当做绝对精神的显现，自然界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世界才是可以被精神认识的。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和精神又是不同一的，有区别的，自然只是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理念的外化。黑格尔批评谢林，就因为谢林主张思维和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把黑格尔的体系颠倒过来，唯物主义者也可以说 : 一切都是物质，精神不过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物质和精神有共同的规律，因此物质可以认识。这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这个观点是杨献珍不能接受的 ; 他认定，唯物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尽管黑格尔主张的是“具体的同一性”，它包含差别于自身，也就是又同一又不同一，但杨献珍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为承认这种同一性就意味着思维和存在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同一个东西，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就不能再说思维和存在是不同一的。他的这个观点和艾思奇发生了分歧 ; 艾认为恩格斯也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
看来陈伯达事先并不清楚党校内部的这场争论。当陈伯达找到杨献珍写文章时，他的意图是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阐明“矛盾的同一性”是普遍原理，批评《简明哲学词典》说的“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矛盾没有同一性。杨献珍写的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批评了尤金和罗森塔尔，阐述了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与死这样的矛盾有同一性。如果写到这里就交卷，那么这篇文章也许还可以发表 ; 但是杨献珍却同时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批评艾思奇，于是他在文章的后半大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原理。这样，他的文章的前半和后半是矛盾的 : 前半说根本对立的矛盾也有同一性 ; 后半却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 。
* 对杨献珍这篇文章的详细评论，请参看我的《辩证法的命运》一文。此文收入《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 店， 1986 年。本文的有些部分取自这篇文章。
自然，《红旗》无法发表这篇文章，但是，杨献珍却通过他的追随者把他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观点发表到刊物上去，批评与艾思奇相同的观点。这就引发了一场长期的争论。
杨献珍在“文革”后把这场争论说成是“批判”。实际上当时双方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也是相互的。笔者当时也属于争论的一方。我们批评对方是机械唯物论，对方则批评我们是唯心论。杨献珍当时没有发表文章，并非因为报刊上拒绝刊载，而是他不愿意发表 ( 据我所知，《哲学研究》杂志曾约请杨献珍写文章 ) 。正因为如此，不同意杨献珍的一方并没有提他的名字。
1961 年到 1962 年之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顺带谈到他同意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说 :
“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被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干预这场讨论。作为参加争论的一方，我当时也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时，增写了一段话，就是后来发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 》。其中毛讲到有很多同志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觉得不可理解。这是针对杨献珍的，不过说得很含蓄。
到了 1964 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报刊才开始了对杨献珍的有组织的政治批判。
转折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
毛最早使用“一分为二”这个词，是在 1957 年 11 月 8 日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 ; 当时毛说，“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最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 ( 《毛选》第五卷第 498 页 ) 。这是说要看到事物的两重性或两个方面，避免片面性。这里是含蓄地批评赫鲁晓夫没有对斯大林“一分为二”，其水平还不如中国的一个支部书记。 1963 年 12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中批评有些干部对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 ( 一分为二，即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 ) ”，并号召共产党人掌握“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
同月，毛在审阅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时，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
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 ?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 ... 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个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p.401-402)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一分为二”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立。在此之前，“一分为二”的“分”是指分析、区分 ; 在这里，“分”却是指分化、分裂了。
“文革”时期的中国报章杂志曾吹捧说，提出“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新贡献。其实，这只不过是对对立统一换了一个表述方式，算得了什么呢 ? 而且，这个毛的这种说法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列宁说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 《哲学笔记》 397 页 ) 这就是“一分为二”的意思。这种说法本来没有错，但不如“对立统一”的提法完整；而毛泽东把它称为“两分法”，常常排除了事物的中间状态，变成了“两值逻辑”。
例如，在毛泽东看来，文学艺术的作品，要么是“香花”，要么是“毒草”。那么，有没有不香的花和无毒的草呢 ? 其实，这种作品是大量的。有许多作品的内容有不健康的东西，但没有严重到有毒的地步 ; 另外也有许多作品有可读性，但未必够得上“香花”的美称。再如，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把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两类，要么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再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其实，怎么能把知识分子这样简单地归类呢 ?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 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其实很多不是反革命的人，未必就是革命的，而很多不革命的人，也并非反革命。
还有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这样提出问题 :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 ? 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 ? 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思想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就中国。”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那么，此外就没有别的道路了吗 ? 毛泽东原来提的是“新民主主义”，它既不同于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而这条道路要走相当长的时期 ; 这个思想本来是很清楚的，是毛泽东自己说过的。现在毛泽东改变了问题的提法，于是三种选择变成两种选择了。
这种“两分法”的思维方式明显地带上黑格尔说的“知性”的特点 : 非此即彼。它的好处是明确，不含糊，但是失之简单化和僵化，缺乏辩证法应有的灵活性。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情况来看，杨献珍一派似乎是处于劣势，至少在哲学界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人不多。到 1963 年底，杨献珍想摆脱被动局面，表示自己并不是如对方所说的只讲唯物论不讲辩证法，他开始在中央党校讲授辩证法，讲“对立面的同一”了。杨献珍在讲课中引用了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这个话来解释对立的统一 ; 又说，“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可以看出，他局部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然而，当杨献珍开始转向辩证法的时候，毛泽东却从辩证法后退了。
毛泽东抓住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句话，认为这是和自己讲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其实，杨献珍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对立的。事物之所以能“一分为二”，正因为这个“一”里面已经潜在地包含了“二”，这个“一”是“合二而一”的“一”。这就好象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这面看是“一分为二”，从另一面看是“合二而一”。
“合二而一”的观点本来和毛在《矛盾论》里的观点是一致的。《矛盾论》曾说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不就是“合二而一”吗 * ？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自己本来正确的观点呢 ?
* 可以注意的是，《矛盾论》引证了列宁的话 : “对立的统一 ( 一致、同一、合一 ) 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 .... ”这里明确地把“统一”和“合一”看作一回事。虽然后来译文有修改，这个“合一”改为“均势”，但这是 1990 年的事 ( 见《毛选》 1 卷 340 页的注 [33]) ，毛泽东本人并不知道。当时他引用这一段话，表明他并不认为“合一”这个词是不能用的。
这个原因不能从理论本身去找，而要从当时的政治背景中去找。
这个时期毛正致力于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而在他眼中，杨献珍并不是他的忠实信徒。杨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他为何触怒了毛？毛自己的解释是，他关于“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以及哲学要从课堂和书斋里解放出来的话“触到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 (1964 年 8 月 24 日《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 )
这个话是不足信的。杨献珍不会故意提出“合二而一”来和毛泽东唱对台戏。我认为真实的原因有两件事 : 一是杨献珍在中央党校讲哲学课，只是抱着列宁的一本《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不讲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 仿佛读通了列宁这本书，弄懂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之后，别的书就不用读了 ( 杨献珍被撤职以后，他的继任者林枫吸取教训，把读毛著列为中央党校的首要任务 ); 另一个原因是杨献珍在 1958 年直率地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说“卫星田”是“唯心田”等等。因此，毛不喜欢杨献珍。
在我看来，只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而不讲《实践论》是不对的。列宁的这本书只讲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对认识论的辩证法很少涉及；其次，列宁对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讲得不够，只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讲实践是认识的起源。这两个缺点，在《实践论》中得到了弥补 ( 自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的观点来自苏联哲学家 ) 。至于第二点，杨献珍当然是正确的，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勇气。
不过毛的转变的最重要的原因，还要到国际背景中去找。
60 年代初，苏联哲学界提出了对立面可以“融合”的论点 ( 米丁、费多谢也夫 ) ，这是为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平共处”的概念作辩护。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使得他们的领袖在提出一条路线和一项基本政策时，一定要证明它的背后有一条普遍的规律。这样，赫鲁晓夫为了肯定新路线的合理性，就需要从哲学上来论证并不是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而毛泽东也需要通过批驳矛盾“融合”的观点来证明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列主义。
其实，苏联哲学界使用的“融合”这个术语是来自马克思，本文的前面已经提到了马克思的有关原文。采用这个概念，是同斯大林的观点背离而向马克思的靠近；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毛泽东是从政治需要来评价这种转变的。
这个时期，毛泽东正在加紧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部署。 1963 年，中苏两党的论争进一步公开化。从 1963 年 9 月到 1964 年 7 月，《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编辑部陆续发表了九篇批评苏共的文章 ( “九评” ) 。在国内农村，从 1963 年到 1964 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化领域， 1963 年毛作了对文艺界进行严厉批评的批示。在外事领域，毛批评了对外联络部的所谓“三和一少”路线 ( 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支援要少 ) 。中共已和苏共分道扬镳。毛需要宣传中苏分裂的必然性。
正好这时杨献珍提出了“合二而一”，毛认为这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从哲学上来论证矛盾的不可调和，反对妥协与合作，反对联合。
毛嘱咐《红旗》对正在进行的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发表一篇评述。这篇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的评述经过陈伯达的审阅和修改，在该刊 1964 年的 16 期发表。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开始了。
这篇文章说 :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现在，国际上反帝反修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走向一个新的阶段。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进行斗争。杨献珍在这时宣扬“合二而一”论，就是适应修正主义和敌对阶级的需要，宣传阶级合作和矛盾调和，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顶帽子是很大的。杨献珍是不是真有这个目的，这对毛泽东并不重要。不管是不是，毛泽东也要这样说。这是政治的需要，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中还批评说，有人“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说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这牵涉到刘少奇的观点。 1957 年，刘少奇在阐述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时，曾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是“以同一性为主”，敌我矛盾是“以斗争性为主”。此外，这篇文章还批评杨献珍“大讲特讲研究对立面的统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 ; 这是周恩来提出来的外交上的一个方针。
这些言论体现了毛泽东的观点。杨献珍后来说，这是康生在整他。其实，这是毛泽东的部署。当然，毛泽东可能是听了康生的报告。
这篇评述被《人民日报》在 1964 年 8 月 31 日转载。随后，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批判杨献珍的文章 * 。这场批判甚至扩展到工人和军队之中，成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这里随意从当时的报纸上举一个例子。一位大庆油田的工人说 : “原来‘合二而一’论是主张阶级调和，主张不斗争，不革命，反对革命。谁反对革命 ? 只有资本家、地主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才反对革命，才会欢迎‘合二而一’ ; 真正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绝不能同意‘合二而一’的谬论。我们一定要认清‘合二而一’论的危害，坚决同它作斗争。”这样，政治声讨代替了理论批判。中国的人民群众普遍在思想上做好同苏联分裂的准备了。
* 作者也曾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杨献珍同志的矛盾观》的文章，其中批评杨献珍否认“一分为二”，还给杨献珍戴上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的路线的修正主义”的政治帽子。我已经不止一次承认了这个错误，现在再次在这里提一下。
就在转载《红旗》文章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登出了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 7 月 30 日来信的复信。苏共中央的这封性是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工作。中共中央的回信斥责苏共执行了一条“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斥责这封信是“发出了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的号令”。复信断然宣称“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决不能分担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并说，召开这种分裂小会是“自寻绝路”，“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 : 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
这封信的语气之强烈和措辞的尖刻令人震惊。我毫不怀疑这是毛泽东的口吻 * 。
毛泽东准备“一分为二”了 !
* 参看《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１１册，１０７页。
综合：“一个吃一个” ?
用“一分为二”去否定“合二而一”，这在理论上是很难说通的。在初期，当这个问题还在自由讨论的时候，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有人说，单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片面的。有人说，有分析就有综合，因此，有“一分为二”就有“合二而一”。还有人说，水不就是氢和氧的“合二而一”吗 ?1964 年 7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伯茂的文章《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作者提出，有一种类型的矛盾是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的，必须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来解决 ; 但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矛盾，如红与专、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劳与逸、工业与农业等，解决的方法就应该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合二而一，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
当时我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我听说，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把康生叫去，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难题，不好办。但是毛并不想吸收正确的反对意见。
1964 年 8 月 18 日，毛在北戴河和《红旗》杂志组织的一个准备写“一分为二”问题的班子谈话。 24 日，他又找于光远和周培源谈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文章问题。这两次谈话的记录从未公开发表，但它们却是研究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文革”的混乱时期，有些红卫兵组织把它印出来了。
这两次谈话都涉及氢氧化合成水的问题。毛表示他赞成北大化学教授傅鹰的观点，他也提到《光明日报》 8 月 21 日发表的文章 * 。但是，他并没有对这种观点作出清楚的解释。他说 : “地球原来是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傅鹰说，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水，水不是随便一下就变成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和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 这篇文章题为《氢和氧化合成水是“合二而一”吗 ? 》 ( 署名郁之 ) 。其中说，氢和氧化合成水是“矛盾双方激烈斗争的结果”，其间要经过许多复杂的步骤，有很多一分为二的过程，例如一个氢分子分解为两个自由氢原子 (H2 → 2H) 。毛肯定了这篇文章。其实在文章列举的方程式中，还隐藏着诸如一个氧原子和一个氢原子结合为一个自由基 (O ＋ H → OH) 这样的情况。作者说这是“由一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新的统一物”，却不说这是“合二而一”。而且，无论过程多么复杂，最后结果还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的“合二而一 "(H2O) 。
毛的这种解释是完全不能说明问题的 ; 氢氧化合成水是不是“合二而一”，同这个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这完全是两个问题。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同他在 1957 年讲的不一致，当时他说，“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搞成水。” ( 《毛选》 5 卷 319-320 页 ) 。这不就是氢和氧的“合二而一”吗 ?
对我们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谈话。这个谈话显示，毛泽东还是把某些反对观点放在心上的。这些反对观点最有力的一个是：如果“一分为二”是分析，那么“合二而一”就是综合 ; 不能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因此也不能只讲“一分为二”而不讲“合二而一”。
毛试图从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
现在毛泽东要讲实际的综合分析。他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为例，说分析就是说双方各有多少力量，多少军队，多少地方，各有什么强处和弱点。那么怎样综合呢？“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地综合。”“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里来，兵士也都综合了。”
毛把这种现象提升为一个普遍原则。他继续说：
“一个吃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
毛以“大鱼吃小鱼”和共产党军队消灭国民党军队为例来说明综合并不是两者并存，这种举几个例子来证明一个普遍原理的方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人们完全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男女结婚，组合成一个家庭，这应当是一个实际的“综合”例子，可这是谁吃掉谁呢 ? 共产党喜欢讲“领导和群众结合”，这又是谁吃掉谁呢 ? 说任何东西都是在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中，这当然是辩证法的常识；但把“你死我活”的现象普遍化，这倒是象霍布斯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只使人感到恐怖。从社会历史来看，“你死我活”的现象当然是存在的，但更多的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情况 ; 不然的话，人类社会早灭亡了。
毛回避了红与专、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工业与农业这样相反相成的矛盾，把“分”与“合”截然对立起来，只许讲“分”，不许讲“合”。这既违反现实生活，也违反辩证法。
这次讲话明确地否定了对立面的共存，明确地否定了对立面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毛批评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说 :
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 ? 有联系，但总是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只消从自然科学中举一个例子就可以驳倒这个论断 : 磁铁的南北极就是不可分割的。把一块磁铁分成两半，每一半仍然有南北两极 ; 再分也是这样。毛泽东这个论断，和他过去的观点也不一致。《矛盾论》里说，矛盾双方不能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难道“互相依存”不就是“不可分离”或“不可分割”的意思吗 ? 这是逻辑上的不可分离，并不否定矛盾双方的分化和分裂，并不否定“一分为二”。
过去，毛泽东批评斯大林只讲斗争不讲统一 ; 现在，毛却从这个立场后退了，和斯大林站在一起了。
本来，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杨献珍是错误的 ; 到了批“合二而一”的时候，毛泽东是错误的了。
从哲学上看，“一分为二”也好，“一个吃掉一个”也好，都是很浅薄的，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思想，本来是不值得重视的；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讨论它，只因为它在政治上起了重要作用。毛在这时提出这样的观点，也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他要同“修正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对“否定的否定”的否定
值得重视的倒是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对“否定的否定”的否定。这个观点涉及一些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而且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有密切关系，值得我们详加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否定之否定”都是肯定的。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从小生产的私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再到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辩证法的三条规律：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他是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概括出这三条规律来的：“有论”阐述了质量互变规律；“本质论”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总念论”阐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 。
* “总念”的德文是 Begriff ，英译作 notion 。现在中译多作“概念”，虽然看起来很通俗，但一般人了解的“概念”通常指抽象概念，而黑格尔的 Begriff 是指具体概念，两者意义不同，很容易产生误解。已故的《小逻辑》中译者贺麟教授曾用过“总念”这个译名 ; 虽然他在 1980 年的新版中又改用“概念”，但他也说“‘总念’这一译名也不是不可以用的”。我认为还是“总念”这个译名较好。另外，“有论”贺译为“存在论”。我这里采纳了杨一之教授的意见，将黑格尔的 Sein 改译为“有”。
列宁没有机会读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他在《哲学笔记》中记下这样的观点：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不过，他对“否定之否定”也是肯定的。
在 1938 年《联共党史》出版之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都是依据恩格斯提法，讲“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斯大林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讲辩证法，改为讲“四个特征”，其中抛弃了“否定之否定”。此后，这条规律就从苏联的教科书中消失了。
毛泽东想沿着列宁的“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个观点前进，把“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都纳入“对立统一”这一条规律中去。
在 1958 年 1 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说到 : “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在这里，毛引人注目地把“否定之否定”规律改变为“肯定否定的规律”。不过毛当时没有对这种新的表述加以说明。
毛在 1964 年 8 月 18 日的哲学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恩格斯提出辩证法有三条规律是不必要的，只要“对立统一”这一条规律就够了。“质量互变”可以看作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关系。“否定之否定”就是“再肯定”。事物发展的过程可以表述为“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 ..... 根本用不着什么“否定之否定”：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 ( 应为三条规律 ___ 引者注 ), 我就不相信那三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范畴，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地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事物的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
这个意思，毛泽东后来在 1965 年写成了文字，如下 :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 847 页 )
在这里毛泽东企图把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论点做出提纲式的解释，把辩证法的其他内容 ___ 不仅是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还有联系与发展 ___ 都合并到对立统一规律中去。在他看来，一切联系都是对立物的联系。这样，他就把“差异”和“对立”混为一谈了。这个观点，在《矛盾论》中已经有了，其中说 : “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差异可以发展为矛盾，但并非一切差异都是矛盾。黑格尔是区别这两者的 ; 他举例说，一个骆驼和一支铅笔的关系，就是“差异”而不是“对立”。每个事物都处在极其繁多的关系中，有许多和它有关的东西，这种状态是“杂多”。杂多的事物都是相异的，但只有本质的差异才是对立。“在对立里，相异者并不是与任何他物相对立，而是与它正相反的他物相对立。” ( 《小逻辑》第 119 节附释 )
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 ; 我们主要的讨论问题是否定之否定。
毛泽东并没有理解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的深刻性。他对这三条规律的理解，显然只是从苏联哲学读物中来的 ; 这些读物确实是把这三条规律平列的。另外，恩格斯的概括也容易导致误解。“质”和“量”只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对范畴 ; 黑格尔还讨论了许多其他范畴 ( 如同一和差别，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普遍与特殊，等等 ) ，不知为甚么恩格斯单单抽出质和量这一对范畴来，并把它们的关系提升为规律。黑格尔虽然在“本质论”中讲到了对立面的互相渗透，但在别的部分也讲到了，不是单单在这个部分讲的。而且，要把这个规律讲透，就要同“否定之否定”规律结合起来。三条规律确实像是平列，看不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辩证法的规律就好象成了“实例的总和”。毛泽东说质和量的关系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对的。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举了大量例子来说明这三条规律。以后苏联的哲学读物也照此办理。“质量互变”规律之所以引起共产党人的兴趣，主要是由于它可以用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 : 改良是量变，革命是质变，质变优于量变，因此，要作革命派，不要作改良派 .... 。
这牵涉到如何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
黑格尔的三段式
在黑格尔本人那里，和这三条规律相对应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有论”“本质论”“总念论”不是平列的，而是代表了辩证逻辑和认识发展的三个层次 :
“有论”中讨论了“有”和“无”，“质”和“量”等范畴。它们代表人的最初的认识阶段 ____ 简单的感知。某物有或者没有。糖是甜的，花是红的 : 这是事物的质。山是大的，沙是小的 : 这是事物的量。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些范畴的特点是直接性，彼此之间似乎是独立的，不相干的 ; 如果它们之间有联系的话，这种联系也是外在的，只是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 ( 如从质过渡到量 ) 。它们之间的真正的内在联系还是隐而不显的。
黑格尔指出 : “事物真正地并不象它们直接表现的那样。所以要想认识事物，仅仅从一个质反复转变为另一个质，或仅仅从质过渡到量，从量过渡到质，那是不行的” ( 《小逻辑》第 112 节附释 ) 。因此就要把事物分为表里两层，由表及里，这样我们就进入“本质论”这个较高的层次。“本质论”中的范畴不再是直接呈现在感官前的东西，而是要靠抽象的思维来把握的。黑格尔称这个阶段为“反思”阶段或“知性”阶段。这个阶段出现的范畴是间接性的、二重性的、互相依存的 ; 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说“本质”就必然意味着有它的“现象”，没有现象的本质就不是本质 ;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的关系也是这样。“本质论”中的范畴是科学家最常使用的范畴 ; 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给事物分门别类，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在现象背后发现本质，从结果中探寻出原因。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常常把这些范畴之间的区别看成是固定的 : 现象就是现象，本质就是本质 ; 必然的就不是偶然的，偶然的就不是必然的。界限分明，非此即彼。这是知性思维的特点，也是黑格尔常常批评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特点 ; 它所遵循的是形式逻辑的规律。
“总念论”是最高的阶段，这就是“理性”的阶段。如果思维的运作方式在感性阶段是“由此及彼”，在知性阶段是“由表及里”，那么在理性阶段就是“由偏及全”或者“由分而合”。思维看到，如果对立的每一方总是绝对肯定自己，绝对排斥对方，这是不能解决矛盾的 ; 因此，需要把肯定的一方与否定的一方结合起来，得到一个较全面的真理。这就是黑格尔说的“具体概念”，即总念。让我举一个中国哲学的例子来说明，就是公孙龙子的“白马论”。
“白马是马”这个命题，大家习以为常。但细究起来，这里面是有矛盾的。“马”是一般概念或普遍概念，“白马”是特殊概念，两者的内涵是不同的 : “马者，所以命形也 ; 白者，所以命色也。”两者的外延也是不同的 : “求马，黄黑马皆可致 ; 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我说要一匹马，这对马的颜色没有限制，牵黄马黑马来都可以 ; 我说要一匹白马，黄马黑马就都不行了。公孙龙子第一次发现了日常语言中的这个矛盾，这是他的贡献。但他对待这个矛盾的方法是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来否认另一个方面。
黑格尔也发现了这个矛盾，但他不是用矛盾的一方来否定另一方，而是承认矛盾的真实性。如果我们采纳他的观点来看，大家习惯于说“白马是马”，谁说“白马非马”就会被认为胡说，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遵守形式逻辑，而且只遵守形式逻辑就够了。可是要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探讨，形式逻辑就不够用，而需要辩证逻辑了。大家都说“白马是马”，谁都不感觉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我说“特殊是普遍”，大家就会惊讶了 : 特殊是特殊，普遍是普遍，怎么能说特殊是普遍呢 ? 其实，“白马”是特殊，“马”是普遍 ; 说“白马是马”，不就等于说“特殊是普遍”吗 ?
问题在于 : 说“特殊是普遍”固然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说“特殊不是普遍”也没有错。同样的道理，一般人说“白马是马”是对的，公孙龙子说“白马非马”也没有错。但如果用“白马是马”来否定“白马非马”，或者用“白马非马”来否定“白马是马”，那就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白马是马”这个命题是表明“白马”和“马”的同一性 ; “白马非马”这个命题是表明“白马”和“马”的差异性。“白马”和“马”之间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这个差别性，是存在于同一性之中的差别性 ; 这个同一性，是包含了差别性的同一性 ( 黑格尔称之为“具体的同一性” ) 。既不应该用同一性来排斥差别性，也不应该用差别性来排斥同一性。因此，从辩证逻辑的观点来说，白马是马，白马又不是马 * 。 * 这样，我们就可以较好地了解恩格斯为甚么批评那种“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 除此以外，都是鬼话”的观点是形而上学 ( 《马恩选集》 3 卷 360 页 ) 。恩格斯指出，辩证的思维方法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 ( 同上 318 页 ) 。
＊我在这里对公孙龙子的阐释不同于冯友兰氏和任继愈氏；他们在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都对公孙龙子采取了简单否定的办法，斥为形而上学。其实，我认为公孙龙子的观点应属于黑格尔说的“消极理性”范畴。关于这个概念的含义，请参看本文后面的解释。
按照形式逻辑，“马”这个一般概念，是从所有的特殊的个别的马中概括出来的，其方法是把它们的特殊性全部抹去，只留下共同点。这样得出的概念，是抽象的概念。由于把“特殊”排除在外了，这个“普遍”就同“特殊”成了不相容的东西。黑格尔的一个独特贡献，就是提出了“具体概念”，提出了包含差别的同一，包含特殊的普遍。按照这个观点，“马”这个普遍概念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僵死的，而是有内容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它体现在千差万别的特殊之中 : 白马、黄马、黑马 ; 老马、小马 ; 公马、母马 ; 蒙古马、阿拉伯马 ... 。所有这些特殊的马，都构成“马”这个普遍概念的各个环节，是普遍的“马”自身内部的区别和分化 * 。
* 实际上，如果停留在思维的领域，从普遍概念是不能推导出千差万别的特殊事物的。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学说出发，坚持认为，从普遍到特殊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他的头脑中发生的过程，而且也是头脑以外的现实发展的过程，这就是他的唯心主义的表现。青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曾以一般的“水果”和苹果、梨、扁桃的关系为例，批判了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参看该书第五章第二节“思辩哲学的秘密”。
黑格尔看到，如果普遍的东西仅仅是普遍的，特殊的东西仅仅是特殊的，那么双方都没有真理性，或者只有片面的真理性，而真理应当是全面的。因此，需要一个第三者，由于它的中介，对立双方的片面性就得到克服，被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了。如“普遍”与“特殊”的对立，在“单个”这个范畴中得到了克服 ; “单个”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举例来说 : 项羽常骑的骏马名“锥”，它有马的普遍性，又有“骏” ( 良马 ) 的特点，还有“苍白杂色”等特殊性 ; 这样，这匹个别的马就把马的普遍性与它独有的特殊性统一在自己身上了。“普遍”是“正”，“特殊”是“反”，“单个”就是“合”。在合题中，“正”“反”两方面得到了统一，但同时又保持它们之间的区别。这也就是又同一又不同一。正题、反题、合题，也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好象是向“肯定”的回归，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更高阶段的回归，有如螺旋形的发展。
“正、反、合”的三段式，不止是“总念论”的原理，而且贯彻在黑格尔的整个体系之中。例如，质和量的统一是“度”，本质和现象的统一是“实在”。本文开始部分所引马克思的话 : 辩证运动就是“设定自己，自己与自己对立，自相结合” ; “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就是想说明这个意思的。
如果用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表达，我们也不妨说，宇宙的三段式是 :
( 一 ) 太一，或太极。这是混沌的元气，或原始的统一，其中的对立是潜伏着的。
( 二 ) 一分为二。这是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对立展开了。我们还可以把“天”与“人”的对立放在这个阶段，如荀子的“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西方，这种思想的先行者是弗兰西斯 . 培根，他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在实践上就是工业革命。这种观念起过伟大的进步的历史作用。但过度的榨取自然破坏了环境，反过来使人自身尝到苦果。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中的“自然斗争”，就属于这种过时的思想。毛在 1957 年提出了“向自然开战”的口号，在实践中就发展为 1958 年“大跃进”所采用的方法 : 千万人民齐上阵，“战天斗地”，结果是对自然环境的大破坏。
( 三 ) 合二而一。对立得到解决，阴阳调和，或天与人重新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中。这就是今天出现的环境保护思想或“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只有经过工业化的“征服自然”阶段，才会产生这种现代的思想。人与自然的斗争并没有消失，但这种斗争受到节制。人把自然更多地看作是母亲而不是敌人。这里我没有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概念，虽然这个概念近年受到一些学者的高度评价 ; 在我看来，这种“合一”并不是经过矛盾的展开和克服而达到的“辩证的综合”。
从这个角度看，“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就不再是一枚钱币的两面，而是代表了两个发展阶段 * 。
* 不论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还是杨献珍的“合二而一”，都没有表达出辩证法的本质。杨献珍局限于强调“合二而一”只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对立统一只是说对立方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这是不够的，甚至没有达到方以智的深度。方以智说 : “大一分为天地，奇生偶而两中参，盖一不住一而二即一者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因二以济，而实无二无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这里说的“交”，“相反相因，因二以济”，就有对立双方互相作用的意思。“合二而一” ( 对立统一 ) 不是两者简单地相加或合并，它所产生的“一”是一个新的一，而在这个新的统一体中，两个对立方面都不再保持原样了，所以说“而实无二无一也”。《东西均》一书 1962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侯外庐在序言中认为 : “方以智的朴素的辩证法在形式上观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是超越前人的大发现 ... 。”不过方以智说的“合二而一”并没有包括天人关系在内。
两段式还是三段式 ?
现在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观点和黑格尔的作一个比较。
毛泽东的观点是 : 对立双方斗争着，待到“一个消灭一个”后，矛盾就解决了。“否定”的一方战胜了“肯定”的一方。这个“否定”又遇到一个对方，双方展开新的斗争，最后这个“否定”又被对方所否定，这就是“再肯定”。“再肯定”之后又是“再否定” .... 。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称为“肯定”，也可以称为“否定”。因此，三段式是没有必要的，肯定与否定的两段式就够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同他的“两分法”是联系着的。
那么黑格尔为甚么要用三段式呢 ?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甲被乙否定，乙被丙否定，丙又被丁否定 .... 这样否定来否定去，可以无穷无尽。黑格尔称这是“坏的无限性”。用中国古话来说是“往而不复” ; 如果“复”的话也是回到原来的地方 ( 两个否定等于一个肯定 ) 。这只能表明“变化”或“循环”，并不能说明“发展”。要有发展，就要真正解决矛盾，而矛盾并不能依靠“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消灭一方”的方式得到真正的解决。如果乙方要绝对地排斥甲方，抛弃甲方，消灭甲方，那么甲方也会对乙方采取同样的方式。但甲方之所以出现，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它的根据或理由 ; 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它的真理性是片面的。而乙方对它采取简单排斥和抛弃的态度，就说明自己也有片面性。要真正解决矛盾，就要给矛盾双方以适当的地位，承认双方各有道理，同时克服双方的片面性。这就产生新的第三方，即丙。如果甲是“肯定”，乙是“否定”，丙就是“否定之否定”。如果“正题”是甲，“反题”是乙，那么“合题”就是非甲非乙，亦甲亦乙的“丙”。这就是“辩证的综合”。从“正”到“反”再到“合”，这是走了一个圆圈，但并没有简单回到出发点，而是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 确切地说，是一个螺旋形的梯子。当然，这个丙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开始新的一轮三段式发展。这样，在事物或范畴前进的过程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被抛弃，而是被带进了新的阶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在黑格尔的三段式的第一段和第二段，“肯定”与“否定”双方的名称是可以互换的：把“肯定”叫做“否定”，“否定”叫做“肯定”，均无不可。之所以可以这样互换名称，因为双方都是对自己简单肯定，对对方简单否定。但是第三段的“否定之否定”超越了这种僵固的二元对立，它是辩证的否定，是包含了肯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黑格尔用的是 aufheben 这个德文词，它有三义 : 举起 ; 取消 ; 保留。中文译为“扬弃” : 又“扬”又“弃”，也就是又否定又保留，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的保留。因此，把这种“否定之否定”或“扬弃”同简单的否定或简单的肯定混淆起来，都是不可以的＊。这就是黑格尔为甚么不用两段式而用三段式的理由。
＊时下有些文章把“扬弃”当作“抛弃”的同义词来使用，这是误解。
毛泽东虽然也想说明“综合”，可是他的“综合”并不是黑格尔的“合题”。他说，任何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这意思就是，矛盾双方的斗争，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没有第三种可能。这和他早年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综合”其实就是简单的“否定”。毛泽东用战争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是很恰当的 : 对待矛盾的对方就象对待敌人一样，“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 毛泽东语 ) 。
“一个吃掉一个”的现象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辩证的否定。恩格斯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解释。在《反杜林论》中，他在用大麦和昆虫的生长例子来说明“否定之否定”之后，设定了这样的问题 : 如果我把大麦粒磨碎，如果我把昆虫一脚踩死，这不也是否定吗 ? 恩格斯回答说 : “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 ( 《马恩选集》 3 卷 484 页 ) 上面这种否定是外在的否定，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发展过程的中断。麦粒和昆虫只能被否定一次，不可能再有否定之否定了，因为它们已经消灭了。辩证的否定则是内在的否定，在“否定”之后还有“否定之否定”，而前者为后者准备了条件。
简单的否定并不是完全要不得。如果有人说“地球是扁的”，或者预言 2000 年是世界末日，对这种说法，只能简单地否定。但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还是对不应该简单否定的东西予以简单的否定。
毛泽东犯的正是这种错误。他不但对对方总是绝对否定，也总是对自己绝对肯定。他靠绝对否定对方来绝对肯定自己，也靠绝对肯定自己来绝对否定对方。这样，他就总是要强调“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的辩证法不同，它采取了一种谦逊而又勇敢的态度 : 在否定对方的同时也能够看到对方的正确东西和长处，在肯定自己的同时也敢于批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
如果要从人类的活动中找出一件事来代表辩证法的精神，那么与其说是“斗争”，不如说是“对话”。辩证法 (dialectic) 一词就它的希腊语源说，本来就是和对话、辩论相关的，它是一种探求真理的方法。这和那种“我就是真理”的态度不同。我对自己意见的肯定和对对方意见的否定，都只是在讨论开始时采取的一种暂时的立场 ; 这种立场是否正确，还要通过互相诘问和回答来考验。我随时准备听取对方的批评意见而进行修正，或者把对方的观点吸收到自己的观点中，或者对自己的观点提出补充的论证。这样，在对话结束时，双方的观点就会比开始时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或者变得一致。只要对话双方的目的都是寻求真理，那么谁胜谁负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 ___ 真理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再来考查一下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的矛盾如何推动事物发展和矛盾的同一性的含义，它和毛泽东在六十年代讲的有一些不同。
《矛盾论》说 :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 ; 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矛盾的两个方面 ( 新与旧，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方面 ) 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矛盾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斗争的结果，矛盾双方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含义。这里说的转化，是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的转化，如“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而成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经过这种转化，统一体的性质就改变了。但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对立双方仍然存在，继续着斗争，直到旧的方面归于消灭。当然，这时又会有新的矛盾产生。
毛泽东的这种解释，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不过是把社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现象扩大为宇宙的普遍规律，然后又用这种普遍规律来说明阶级斗争。他在这里说的“统一体”，并不是合题，它并不能解决双方的对立，只是给它们之间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地盘。胜利的一方并没有从对方吸收任何东西，它的变化只是由小变大，由非主要方面变为主要方面。
但是，如果坚持认为矛盾的一方对另一方是简单否定的关系，那么，即使指出对立面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这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仍是不够的 ; 他称这个是“消极理性”的观点。之所以是“理性”，因为它已经不同于知性而有了辩证法，它承认事物的矛盾 ; 之所以是“消极”，因为在这里对立双方只是单纯否定对方，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黑格尔认为，最高级也最困难的思维方式是“积极理性”，或“思辩理性”。它和“消极理性”不同 : 它所主张的否定，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把对立面排除在自身之外，而是把对立面加以改造，吸收到自身之内 ; 同时，为了吸收对方，自身也作了改造，双方融合为一个新的有机的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双方的差别和对立并没有消失，但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或互相排斥，而是和谐的、互补的关系 ; 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和而不同”，“相反相成”。这就是黑格尔说的“具体的同一性”。黑格尔说的“对立的统一”，就是指这种具体的同一。只有这样理解黑格尔说的“对立的统一”，才算是理解了辩证法的精髓。
这样看来，否定三段式，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把黑格尔理解的“对立的统一”也否定了。
从“两条战线的斗争”到只反右不反“左”
根据上面的叙述来判断，需要对毛泽东的辩证法造诣重新评估。毛泽东在前期的有些著作中，确实对辩证法的运用达到了很高很熟练的水平，令人赞叹 ; 但是，他的辩证法从总体上说仍是处于“消极理性”的层次。难怪毛泽东的辩证法最好地表现在他的军事著作中。也难怪毛泽东会把辩证法归结为“斗争哲学”。
在少数的场合，毛泽东也曾表现出“辩证的综合”的观点。
毛泽东在 1956 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在谈到向外国借鉴的问题时，主张“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的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他指出 : 鲁迅的小说，就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这个“不中不西”，我们可以了解为“中”与“西”的融合。毛泽东用骡子来作比喻，说：“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在医学方面，毛泽东还提出 : “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在另外的地方，毛泽东在说到中医和西医的前途时，说到将来可能产生一种统一的医学，既不是单纯的中医也不是单纯的西医。
这种观点，和上面所说的“一个吃掉一个”显然不同，倒是可以说是“辩证的综合”，是符合“否定之否定”原理的。
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条战线的斗争”的说法，说的是党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 一条战线是反右，一条战线是反“左”。如果说右是肯定，“左”就是否定 ( 反过来说说“左”是肯定，右是否定也可以 ) 。这两种倾向是截然相反的，互相排斥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说到 1927 年的陈独秀的路线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这是右 ( 陈独秀是否如此，这里暂不论 ) 。王明批判了陈独秀的路线，但他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方法，因此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土地革命后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是“左”。那么什么是正确的路线呢 ? 毛泽东认为应当是“又统一又斗争” : 既应当建立统一战线，又要对统一战线内部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这是一种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政策。 ( 参看《毛选》中的 1940 年的《论政策》和 1941 年的《农村调查·跋》 ) 实际上，这就是对王明路线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对王明路线和它的对立面陈独秀路线双方的合理因素都加以吸收，同时批评双方的片面性。可惜的是，毛泽东只是在很少的场合才表现出这种“辩证的综合”的思想。
“左”和右的争论是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说过，“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 ; 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 ( 《毛选》 5 卷 310 页 ) 他还批评过党内的“‘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 ( 同上 152 页 ) 。虽然如此，他自己也认为“左”比右好一些，说“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 ( 同上 424 页 )1957 年，在批评陈其通等人对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左”的错误态度时，他没有忘记肯定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 可是在批评钟惦斐的所谓“右”的错误时，却没有这样说。难道钟惦斐就不要革命，就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吗 ?
此后毛泽东越来越陷入“左”的片面性，变得越来越只反右不反“左”了。
毛泽东曾提出这样一个处理党内矛盾的公式 : “团结 _ 批评 _ 团结”，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 《毛选》 5 卷 369 页 ) 这最后达到的团结，似乎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程序达到的，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恢复了团结。但是，仔细了解一下就会看出，在这里，毛泽东的意思只是用党中央的思想 ( 也就是他自己的思想 ) 去克服不同的意见，统一全党的思想，丝毫没有从不同的意见的争论中得出正确的思想的意思。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得到广泛赞扬的毛泽东的“百家争鸣”方针。
在中国哲学史上，历来就有两种对待不同学派的传统，一种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一种以《庄子·天下篇》和《汉书·艺文志》为代表。孟子以替天传道者自居，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词”。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虽然承认这些派别“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却认为它们全是“欺惑愚众”，大骂了一通。总之，除了舜、禹、仲尼、子弓，其他都是一无足取。这种观点导致后来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庄子·天下篇》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肯定各家“皆有所明” , “皆有所长”，问题只是“不能相通”，不识大体。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序》里列举了诸子十家，一一加以评论，说“可观者九家而已”。对这九家他都肯定了其所长，也指出了其流弊，包括儒家在内。他认为各家是相反相成，殊途同归，最好是对它们“舍短取长”。这种态度，就是五四时期蔡元培办北大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方针。
毛泽东的“百家争鸣”方针绝不是自由主义的，而只不过是一种消灭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思想的手段而已。它和公开的思想专制只有方法的不同 : 一是不采用行政的手段去禁止，而是允许发表，发表出来再加以鉴别 ; 二是对“毒草”不是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来消灭，而要采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来消灭。即使这样，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认真地遵守过。毛泽东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 《毛选》 5 卷 390 页 ) 毛泽东根本不承认，一种比较正确的思想也需要从反对意见中受到启发，使自己更加完善。毛泽东说百家争鸣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得到锻炼，也说过毒草锄掉以后可以肥田。他本来可以从毒草肥田这个比喻中得出结论，说毒草中也可能有合理的有用的东西 ; 但是，他从没有明确这样说过。他从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从对立的学说中吸取正确的有用的东西，弥补自己的不足或改正自己的错误 ; 相反，他象斯大林一样，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永远正确的，违反这一条的修正主义是绝对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不断地驳倒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观点，而绝不是要肯定和吸收其中的任何东西。更糟糕的是，毛泽东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权威，而他既然掌握了最高权力，就垄断了话语权 ; 谁是马克思主义，谁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由他说了算的。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同党内外的正确思想 ( 被称为“毒草”、“右倾观点”、“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 ) 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1957 年，毛在一次谈话中说：敌我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是绝对地相互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 ( 《毛选》第 5 卷 497 页 )
“绝对地互相排斥”，这个说法显然是从列宁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个命题来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一重性”。这个观点既违反辩证法原理，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了对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当时党中央发出通知，要大家普遍学会分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从那以后，“唯心主义”成了错误的代名词。批评什么人的观点，只要扣上一顶“唯心论”的帽子，对方就紧张起来了。
那么唯心论有什么特点 ? 毛泽东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 ( 《毛选》 5 卷 159 页 )
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是同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一致的。列宁对这个问题观点要多一些辩证法。他在《哲学笔记》中把那种认为“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的观点斥之为“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说 : 人的认识是沿着近似螺旋形的曲线进行的 ; 这条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段都可能被片面地加以夸大，变成一条直线，这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 参看《哲学笔记》， 403_404 页 ) 。这是对的。例如，人的认识是从感觉到思想 ; 如果截取感觉这一个片段，使之变成一条直线，就成为 ( 唯心主义的 ) 经验论 ; 如果截取抽象思想这个片段，使之绝对化，就变成 ( 唯心主义的 ) 唯理论。
列宁认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 同上， 306 页 ) 他又说 : 唯心主义“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 同上， 404 页 ) 这就是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生长在人类认识之树之上的花朵 ( 这就是两者的同一性 ) ，不过前者是不结实的，后者是结实的。这个比喻很好。不过我认为，唯心主义也是结实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___ 马克思主义 * 。
* 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就是想说明这个问题的。书名中的“终结”在德文原文中是 Ausgang ，有“出路”“结果”“结局”之意。恩格斯的原意是要说明，德国古典哲学不是简单地消灭了，而是被“扬弃”了 : “扬”其辩证法而“弃”其唯心主义，其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看作是绝对对立，象他理解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关系一样。这又是和斯大林一致的。影响所及，在我们国家，“形而上学”已经变成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的代名词。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其实，无论黑格尔或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这样认为的。
黑格尔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列入知性的范畴，它属于思维的初级阶段。他指出，“对于这种认识方式，只要其目的可以说是仅仅在于求日常浅近的知识，当然无可非议 .... ” ( 《小逻辑》第 121 节附释 ) 知性的功能是将整体事物分解为各种成分和因素来加以分析。它是认识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应该承认它的权利和优点。没有知性，就没有思维的确定性。只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里，而应该把这些被知性分解的成分或因素综合起来，还原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思辩哲学或积极理性的工作。前面说过，黑格尔的逻辑学分为三个部分，相当于认识的三个阶段 : 有论 ( 感性 ); 本质论 ( 知性 ); 总念论 ( 理性 ) 。这是一个三段式，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前两个阶段的统一。理性超越了知性的局限性，但是它必须善于吸收和利用知性的劳动成果。黑格尔用下面的话来表述理性和知性的关系 : “理性没有知性就不成其为理性，而知性正是没有理性才是知性。” * 所以，理性是“扬弃”了知性而不是“抛弃”了知性。把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绝对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
* 这是我的意译。原话是 :Die Vernunft ohne Verstand ist Nichts; der Verstand doch Etwas ohne Verstand. 直译为 : 理性没有知性就是无，而知性只是没有理性的某种东西。
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个思想。他论证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时说 : 古希腊的世界观“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和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种方法的成果，说“这是最近 400 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 : 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查” ( 以上引文见《马恩选集》 3 卷 359_360 页 ) 。这种思维方法又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中，成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 《马恩选集》 4 卷 318_319 页 ) 但是它迟早会遇到一个界限，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它就变成片面的和狭隘的了。
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关系，或理性和知性的关系，最好的例证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同牛顿力学之间的关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超越了而不是抛弃了牛顿力学，它指出了后者的局限性。牛顿力学可以看作是相对论的特殊情况。在宏观和低速的范围内，牛顿力学仍是有效的。牛顿力学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方法是辩证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也是有同一性的，不然，怎样从哲学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原理 ? 怎样说明毛泽东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 从当前的现实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每一方都从对方学习和吸收了许多东西，怎么能说是绝对地相互排斥呢 ? 《矛盾论》曾经讲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有同一性的，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同一性的。现在毛把自己否定了。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绝对肯定，对资产阶级绝对否定。他把“资产阶级”作为一切邪恶的代表，“无产阶级”作为一切美德的化身。于是，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对道德上的缺点或思想上的错误，总要归咎于受资产阶级的腐蚀或影响。毛还提出“兴无灭资”这种“左”的口号。
如果无产阶级是完美无缺的，那么无产阶级还要不要消灭自己呢 ? 如果无产阶级思想总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它岂不变成了绝对真理吗 ? 如果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 ? 毛在 1940 年时还只是把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用“帝国主义反动文化”一词来加以抹杀，至于西方古代和启蒙时代的文化还是要批判地吸收的 ( 《毛选》 2 卷 706_707 页 ) ，现在却连这也不提了。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曾批评许多党员干部“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 《毛选》 3 卷 939 页 ) 他还评论五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物使用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说：“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这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 同上 ,831 页 ) 后来就走到反面，产生了洋八股和党八股。可是毛泽东自己也走上了这条路。毛泽东主义成了五四以来危害最大的新八股、新教条。教条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是个人迷信。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扯皮的主义”。这个话表明，毛泽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为“消极理性”来理解的。辩证法当然可以说包括了“扯皮”，但不能停留在这里。不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理，谁也不让谁，这样吵架下去，争斗下去，永远没个完。甚至同一个人，今天可以抓住这一方面来反对另一方面，明天又可以抓住另一方面来反对这一方面 ; 每次这样做都可以讲出一番道理，因为事物总是包含着相反方面的。知性容易产生教条主义 ; 消极理性的好处是对这种知性的教条提出挑战，指出它必然陷入矛盾。但消极理性也会产生怀疑主义，或者变成诡辩。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毛泽东如何把辩证法变成了诡辩。一次是在 1958 年 11 月 23 日的武昌会议上，在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虽然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虚报成绩，但又说 :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 ? ”这几句话，冲淡了作假的严重性，似乎作假是自然的、不可免的事 ; 似乎虚报成绩的现象存在，适足以证明生产有伟大成绩是真的了 ( 当然，这实际上不是真的 ) 。诚然，真是与假比较而存在的，但人人都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 难道如果现实中不存在虚报成绩的现象，人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了吗 ? 另一个例子是 1966 年 7 月 8 日“文革”初期，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上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用这个话来为“文革”辩护，是完全站不住的。这等于说，一个人想要身体健康，就必须大病一场。诚然，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但大乱之后也许是中治，也许是小治 ; 为甚么一定是大治呢 ? 如果天下大乱一定能达到天下大治，那么就不怕天下大治又会达到天下大乱吗 ? 这完全是玩弄概念，不是具体分析。“文革”后期，天下已经乱了多年了，毛还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 ”而不说“八亿人口，不和行吗 ? ”
毛泽东为甚么需要“斗争哲学”
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变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毛泽东牺牲了理论的一贯性和严密性。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反对过“只要斗争不要团结”的错误，现在，他自己也走上这条路了。从此，毛泽东就沿着这条路滑下去，一直滑到“文革”时期大行其道的“斗争哲学”。“团结 - 斗争 - 团结”，变成“斗、斗、斗”了。这不是说毛泽东后来绝口不提团结，在政治的意义上他有时还讲团结，但是，再也没有提到哲学的高度了。
在 1974 年初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迟群和谢静宜一唱一和地叫嚣 : “斗则进，不斗则退 ! ”“不斗则修 ! ”“不斗则垮 ! ”把矛头对准周恩来。这虽然不是毛泽东的话，却是符合他的“斗争哲学”的。并不是一切斗争都是推动事物进步的 ; 象“文革”这样的斗争只是给我国带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大倒退。
批判“斗争哲学”，绝不是说要从此抛弃一切斗争。我们提倡保护环境，但同时也不能放弃自然斗争，例如对付洪水和疾病。我们需要社会安定和人民团结，但也不能取消社会斗争，例如反对专制和腐败。在有的时候，这种斗争可以尖锐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并不是一切斗争都是如此。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方式是要看具体条件而定的。无节制的斗争和无原则的和平都是我们所不取的。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并非由于他在哲学理论上的失误而导致他行动上的错误，相反，他的哲学观点的改变是为他的错误行动做辩护。我们不要误以为，毛泽东是因为接受了“斗争哲学”，然后才变得很“左”，很好斗；不是的，毛泽东这种在哲学上的倒退，是他在政治上搞极左路线的反映，是适应他发动的“反修斗争”和“文革”的政治需要的产物。
毛泽东在 1964 年的哲学讲话中说过：“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从这一点出发，才有马列主义，才找到了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从认识的顺序说，哲学当然不是最先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无疑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有深刻的影响。然而哲学又应该批判地考察实际的东西，包括阶级斗争。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他把这些运动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其实不过是用“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来使他进行的政治迫害披上一件合理的外衣而已。哲学应当关心政治，但哲学不能把统治者的意志和政策当做先验的前提来接受，哪怕它打着“人民”的旗帜。那种要哲学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观点，取消了哲学对政治和阶级斗争进行独立审查的作用。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曾沦为神学的奴婢 ; 现在毛也要哲学成为党的奴婢，这被他说成是“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成为英雄和领袖的。一旦没有敌人，没有斗争的对象，革命领袖的光辉就有变暗淡的危险。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本来应该进行和平建设。新时期需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领袖人物。然而毛泽东对经济建设是不在行的 ; 搞政治斗争，特别是玩弄权术却是毛泽东的拿手。于是，国家就不得安宁了。
1998 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他的小说《耶稣基督眼里的福音书》里，叙述魔鬼曾想改邪归正，向上帝忏悔。但上帝拒绝了，而上帝拒绝的理由是惊世骇俗的 :
因为我不能没有你所代表的邪恶而存在。如果魔鬼不是魔鬼，上帝就不成其为上帝。
上帝的敌人是魔鬼，可是上帝又不能没有魔鬼。魔鬼与上帝同在，绝对的恶与绝对的善共存，这就是神圣的辩证法。上帝无所不能，只是不能消灭魔鬼。魔鬼是上帝存在的理由。正因为有魔鬼的诱惑和对魔鬼的恐惧，人们才感到需要上帝 ; 否则，上帝也就可有可无了。
毛泽东是人民的“救星”，人民需要“救星”是因为他们受到阶级敌人的压迫。敌人越多越凶恶，越不能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没有敌人。一旦外敌打倒了，毛泽东就要在内部搜寻新的敌人，搞内斗了。不过毛泽东搜寻的“敌人”不再是真正的敌人，只不过是他认为试图或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外或多或少有一些独立思想的分子，这些人被毛泽东说成是“反党”“反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和镇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一种恐怖感，加上系统的强化的政治思想灌输，人们变得盲目地跟随共产党和毛泽东。尽管这样，人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不知道哪一天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种政治迫害到“文革”发展到顶峰。为了搜寻和肃清他视为心腹之患的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毛在人民群众中制造一种虚假的危机感，似乎资本主义复辟的大祸临头，修正主义篡党的危险迫在眉睫，只有拜倒在毛泽东的脚下，一切听从他的指挥，斗争斗争再斗争，国家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下级和上司斗，群众和领导斗，同事和同事斗，学生和校长老师斗，“红五类”和“黑五类”斗，子女和父母斗，朋友和朋友斗，“造反派”和“保皇派”斗，“造反派”的这一派和那一派斗 .... 直斗得中华大地昏天黑地，日月无光，直斗得八亿人口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所有这些人都声称他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 ”“谁敢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 ”在这种斗争的狂热中，任何被怀疑为对毛泽东不忠的人就面临灭顶之灾了。
这就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实际意义。
1998 年 11 月 完稿于瑞典隆德大学东亚暨东南亚研究中心
1999 年 4 月 修改于北京
本文是作者１９９８年下半年在瑞典隆德大学东亚暨东南亚研究中心任客座教授时完 成的论文。作者谨向对此项研究提供支持的该中心主任沈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 博士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