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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乎?霸道乎?

——毛泽东缘何两次提到汉元帝

近日胡绩伟同志将他发表的回忆录《从“书生办报”到“死人办报”》(《星岛日报》2000年12月14—21日)复印件给了我一份,讲的是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批评邓拓的事。这篇文章写得很详尽;其中有些材料,如果他不写出来,我也忘记了。

胡绩伟同志在附信中说:“床前谈话部分,根据几个原始材料,其中包括你的一个,特别是关于历史部分,是以你为准的,因为我对历史不了解,毛说时,我就没有听懂。”

其实,我也没有听懂,恐怕当时在座的《人民日报》的同仁都没有听懂。1988年《人民日报》社发动老同志写社史,我为了写一篇对这件事的回忆,又看了《资治通鉴》和《前汉书》的有关材料;当时自以为懂了,其实仍没有懂。

毛泽东提到汉元帝,我们所知的有两次,1957年一次,1973年一次。两次讲话时间不同,背景也不同。前一次的背景,胡文已经谈到了;我现在把后一次的背景交代一下。

       “乱我家者,太子也!”

  

1972年11月,我上书毛泽东,请示在报纸上批判林彪的方针问题。在此之前,周恩来讲话,强调要批林彪的极左,指出对极左思潮还没有批透。但一周之后,张春桥姚文元却指示我们,对左的东西不要批过头。张姚的讲话,在编辑部引起了混乱:到底极左思潮是“没有批透”,还是已经“批过了头”?我把这个分歧端到了毛泽东的面前,并明确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意见,不同意张姚的意见。这封信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说王若水“也不高明”。

毛泽东直接地是批评我,间接地是批评周恩来,这是很清楚的。接着,党中央接见《人民日报》有关负责人,明确指示要批林彪的“极右”。江青说我“挑拨中央”。张春桥讥讽地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总理身上找根据”;还说,“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象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张春桥说不完全是他的意思,那么是谁的意思呢?原来,毛是他们的后台!毛把要批林彪的“右”的意思告诉了张春桥,却没有对周恩来透露。

接着,《人民日报》社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曾有过。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地是批我,暗地是批谁呢?

这中间,毛泽东有一次对姚文元谈话,又讲到汉元帝的故事。

汉元帝即刘奭,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帝纪》。刘奭的父亲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当时震动很大。年少的太子刘奭有些看不下去,就利用一次吃饭机会提意见,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接着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 : “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完叹了口气 : “乱我家者,太子也!”  

刘奭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刑名之学属于法家。刘奭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绳下”的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他们之间的基本分歧是:儒家讲“王道”,强调仁义教化;而法家讲“霸道”,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刘奭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

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他是向姚文元暗示,他不喜欢周恩来,不想让周恩来接替他的地位,因为周恩来不赞成毛的“霸道”。毛泽东对汉宣帝批评太子的话很欣赏,可是对宣帝的枉杀良臣,他却没有任何批评的表示。在他眼中,谁不满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是古非今”;谁不赞成“阶级斗争为纲”,谁就是纯粹讲“王道”。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1973年的这件事,可以说是 1974 年“评法批儒”的先声。从那时开始,我已预感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毛泽东不让周恩来作继承人,固然可以说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正“文革”的错误。周恩来不是儒家,他也不是象汉元帝那样无决断力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倾向温和路线,这样,他不为毛泽东所喜欢就是自然的了。

      “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毛泽东还说,这个故事,他早在1957年批评邓拓时就对《人民日报》的人讲过了,“大概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把毛的谈话告诉了《人民日报》,并要报社整理一份1957年毛的谈话记录给他。于是当年聆听过毛的讲话并仍然健在的胡绩伟   、王揖、袁水拍,加上我,凑在一起共同回忆。

1957 4 10 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 ( 当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编辑,因毛泽东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 ) ,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的事。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发了很大的脾气,批评邓拓“专唱反调”,“死人办报”。在狠狠批评了一通邓拓以后,他又对着几个副总编辑说 :

“难道你们都同意他 ( 指邓拓 ) 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象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甚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写信给中央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停顿了一下,毛泽东看着邓拓,说:“大概你有德,他们不忍心反对你。”

毛泽东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这时,他又对邓拓说 :

“我看你很象汉元帝,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知毛怎么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心想:大概毛主席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一付温文尔雅的样子,就想起汉元帝。

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毛在这次确实讲到了汉元帝,但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汉宣帝批评他的故事,否则,大家不至于一点印象都没有。大概当时毛泽东想到了这个故事,虽然没有讲,也误记为讲了。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一直以为,1973年那次毛提及汉元帝是指周恩来,而1957年那次是指邓拓;这说明我没有真正听懂。现在我才明白,其实两次都是对着周恩来——57年骂邓拓不过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而已。把这一点点破,毛泽东的话就容易解读了。

我当时对中央高层内部批评周恩来的事一无所知;后来知道一点,也没有形成深刻印象。直到1991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问世,我才比较详细地知道了个中情况。从这本书中我们得知,周恩来等领导人在1956年初到1957年初提出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对此事有保留意见。1957年9、10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批评“反冒进”。当年年底,毛在杭州会议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到达了高潮。会上印发了二十二个供批评的参考文件,包括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节录)。“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和听取汇报时的插话,都是集中批评反冒进的。会上气氛紧张。”(《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637页)3月份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问题又讲了两次。直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再次作自我批评后,历时半年多之久的反对“反冒进”的浪潮才暂时平息。这场批评为“大跃进”作了准备。

尽管毛是在57年9、10月间正式提出反对“反冒进”的,但迹象表明,在这之前他已经对身处第一线的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不满了。毛批评“反冒进”的人和右派差不多,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同上,645页)这个话是很重的。不但如此,“毛主席认为,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同上页)

毛的不满意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而且认为他丢了权,被封锁了。“1958年1月12日,毛在南宁会议上说:……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一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并提出,要“大权独揽”(同上,650—651页)。

这种指摘是毫无道理的。把文件搞好了再送给毛最后审阅,这是为了节省他的时间;要是把没有修改好的草稿送给他,他又可以批评了。党的八大后,中央作了新的分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退居“第二线”。这是应毛泽东本人的多次要求而这样做的,现在毛却说他没有权了。实际上,毛从未真正退居第二线。

李志绥认为,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95页)。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懂得,毛泽东何以要在1957年3月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出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这一年的6月,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又谈了“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还说,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会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吴冷西:《忆毛主席》,157—158页)。

     皇帝是谁?

坚持真理,向共产党人提意见的确需要一些勇气,可是何至于这样严重,到了要“不怕杀头”、“舍得一身剐”的地步?     

关键在于,毛泽东说的是“敢把皇帝拉下马”。

那么“皇帝”是谁?是毛泽东本人?难道毛泽东是在鼓励人们推翻他?当然不是。在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的民主人士中,确有很少数的人对毛泽东提了批评意见,但他们全都被戴上了大右派的帽子,受到了严厉的惩罚。那么这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阳谋”是有的,不过毛的初衷还不在这里。

毛说的“皇帝”是指周恩来。周恩来是宰相,不是皇帝,但他有可能作毛的继承人,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是太子。照毛看来,周恩来是讲王道,不讲霸道的,所以是刘奭,他要是继了位,“非亡国不可”!

毛感到不快的是,大家都认为周恩来是公而忘私的领导人,从而一致拥护他,把他弄下台不是容易的。当毛对邓拓说“你有德,人家不忍心反对你”时,心里想的其实是周恩来。当然,邓拓和周恩来有些相像,所以才可以借题发挥。

毛泽东曾经将想把周恩来从总理的位置上撤下来的意图告诉刘少奇,征求刘的意见,刘没有同意,大概刘觉得不能理解。党外民主人士就更想象不到毛竟会有这个意图了。所以,在“大鸣大放”中,竟没有什么人批评周恩来。

同样,毛泽东早在1957年就批评了汉元帝,而我们在十五年之后还继续拥护周恩来,难怪毛会说我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毛泽东对汉宣帝讲的“王霸道杂之”这个统治经验非常欣赏。汉宣帝把这个经验传给儿子,毛泽东也企图传给他的后代。姚远方同志有一篇回忆录,讲“文革”期间,肖力(李纳)在《解放军报》夺了权。“当时,肖力就宣告她在报社要实行‘王、霸杂用’的方针。‘王、霸杂用’就是王道与霸道杂用。肖力是在北大攻读历史专业的,她知道历史上的‘王道’‘霸道’的典故,宣布从今以后她要在军报实际上实行‘霸道’的统治。”(姚远方:《天上掉下来一个毛姑娘》,收入者永平主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册)李纳固然会知道这个典故,不过我仍然相信这是她爸爸传授给她的统治术。作者说这实际上是实行“霸道”统治,这是对的。无论汉宣帝还是毛泽东,都是这样的,或者叫做“儒表法里”、“阳儒阴法”。霸道即专政,这是实质;王道不过是门面装潢而已。

       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