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其清 金石其坚
——追思王若水同志
胡绩伟
王若水同志身患癌症六年之后，于2002年1月9日在美国逝世。这虽然是早在预料中的事
，而我的心头仍然抑制不住地泛起一阵阵悲哀。
去年8月，若水决定随夫人冯媛去美国哈佛大学，并在该校医学院治病，我约请了几位
一同在人民日报共事多年的老朋友，在家里为他饯行，为他祝福，祝福他能按期归来。
说句心里话，我知道，若水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治愈的希望是极小了！可是仍然希望他
能在高超的美国医药条件下，在人间多停留些日子，完成他的、我们的和许多许多人的
心愿。饯行是一种告别形式，若水此去能否归来，能否重相见，在我们这些老友心中都
是一个未知数。中国人是善良的，富于人情味的，大家都将可能发生不幸的根由深埋在
心底，仍然满怀希望地送他上路。
我和若水在人民日报共事四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期间和改革开
放后胡乔木、邓力群联手打压人民日报期间，我和若水始终处于相同的境地，承受着相
同的命运。我们之间观点相同，相知很深。他比我年轻十岁，如今却先我而去！这悲哀
是那样沉重，我多少次禁不住地苍然泪下。
岁月的流逝，是人们无法追回的，而记忆却在人们的脑海中永存。回想起我与若水相
识、共事、同欣慰、共忧患的一件件往事，仍然象昨天一样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若水离去了，
我心头是那样沉重和悲哀
1946年，若水20岁的时候，因为喜欢哲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哲学是冷门，父
母希望他学理工，可是他选择了这条路。三四十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由于投身革命，
放弃了自己最初选择的专业。我大学时代曾攻读数学系，后来的工作与数学相去万里。
若水终其一生没有放弃哲学，也没有在象牙之塔中学哲学，他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学哲
学，直到他走完人生之路。他在《智慧的痛苦》一文中描述了四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
民主运动之后，说：“我刚踏进大学的门就卷入这场运动。我在课堂上学的主要是唯心
论哲学，那些玄妙深奥的理论有时使我暂时忘掉了现实，从而暂时忘掉了苦闷，然而一
接触到现实，书本上给我展示的那个‘洁净空阔的世界’就烟消云散了。我觉得我是一
个有血有肉的人，我生活在这个苦难而又为我深深所爱的中国，我要和人民共命运。如
果现实是污浊的，那就要净化它；如果社会是不合理的，那就要改造它。于是我参加进
步社团，我编写壁报，我参加集会、罢课、游行示威。当然也读书，读马列的书。”
1949年解放，若水被分配到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在邓拓手下工作。不久，邓拓调到人
民日报当总编辑，随即于1950年底把若水调入人民日报理论组。
我于1952年底调到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热情地委托我作人民日报社的常务副总编辑，第
一次见面时就同我轻声慢语地介绍了报社各方面的情况，特别详细介绍了编辑部。他把
各部部主任（当时是“组”不是“部”）的特点都一一告诉我，一些才华突出的编辑、
记者的身家历史，如数家珍般地说个不停。这中间，他介绍了年轻的王若水，给我留下
了较深的印象。他说：“若水这个同志才华出众，所以我从市委调到人民日报时，就把
他一起调到报社来了。”
1966年以前，我在编辑部分工管农村宣传和党的生活宣传，每天夜里还要上夜班，主持
整个报纸版面的安排。天色快亮了，报纸清样出来了，我才能下班休息。我的理论水平
又比较低，对哲学只有对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初浅常识，对邓拓同志亲自主管的理论
宣传很少过问，对若水更是很少接触。
老实说，在很长时期内，我们，比如邓拓、若水和我，都十分崇拜毛泽东，对毛在
在建国初期所发动的一系列理论学术批判，总的说来都是比较拥护的。这期间，若水
也写过一些批判文章中，的确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比如，在批判杨献珍的“合而
而一”的文章中，就有偏差，对此，若水后来作过自我批评。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作为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一位年青普通编辑，在他身上
发生了两件极不寻常的事。这就是当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他的两篇文章的赞扬，一篇
是人民日报1957年4月的一篇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另
一篇是1963年7月1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桌子的哲学》。由于毛主席的称赞，
使王若水名扬全国成为远近知名的理论家、哲学家，在人民日报社内也成为一位十分特
殊人物。他不是编委，但每次开编委会，都通知他参加。从此，我对若水的了解多了，
交往也多一些了。
我们两人成为知交是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1971年9月，林彪摔死在蒙古的
温都尔汗后，周恩来同志一再强调要“解放干部”，我同若水第一次从不同的“牛棚”
里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编辑部工作。他原是理论部编辑，回来进了当时的领导班子“看
大样小组”，他负责理论宣传。我被分配到理论部作党支部书记，我们间的旧友谊和新
共识，自然就结合得紧密了。当时，若水曾在理论部组织发表了一块“反对极左思潮和
无政府主义”的专版，轰动了中国政坛，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批评和打击，江
青公开叫嚷人民日报出现了一个“以王若水、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
我和若水受到严厉批斗。我们这对难兄难弟从此开始了同患难、共战斗的友谊。
“文革”结束以后，我和若水又一起回到编辑部。1977年1月，新的党中央任命我作人
民日报总编辑（当时是总编辑负责制，没有社长），我大力推荐王若水作了副总编辑，
主持报纸的理论、文艺宣传，兼管重要社论。这样，我们两人的政治命运和报人重任，
就进入了命运与共、生死相连的新阶段了。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胡耀邦领导下，人民日报在那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伟
大斗争中，成为一马当先的急先锋。在报社广大干部的努力下，报纸出现了历史上从来
未有过的崭新局面。这中间，若水同志的理论才能、政治勇气和报人品质都发挥出优异
的作用。于是若水成了胡乔木、邓力群的“眼中钉”。在1983年那场“清除精神污染”
运动中，胡乔木、邓力群亲自到人民日报召开全社员工的紧急会议，发动了一场对胡绩
伟、王若水的大批判。1987年，报社开展一场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资产阶
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若水因“劝退”不成，被“党内除名”。“六四”镇压后，我
们又都受到批判。这样，我们这对难兄难弟就结成生死知交了。在受到党内外处分以后
，我们坚持真理进行了不屈不挠、无畏无惧的斗争。我们都埋头进行学习、研究和写作
，他的很多杰出的哲学、政治学的著作，就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若水从1950年调到人民日报社起，做了三十八年的新闻工作，1988年离休以后的十多年
，他仍然在人民日报度过晚年，直到告别人世。在这五十多年中，若水从没有停止他的
理论研究工作。他从事新闻工作的一生，也是他从事理论工作的一生，两者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下面对若水的回忆，将分为“作为新闻工作者”和“作为理论工作者”两大
部分来加以回述。
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王若水
在思想战线上进行了无畏无惧的斗争
说老实话，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论家的王若水，我知之不深，但是作为一个先进政治家的
报人，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朝夕相处
，共同把人民日报办成一张出色的人民报纸，一个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成为象胡
耀邦这样智勇双全的政治领袖人物得心应手的宣传武器，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舞台上
演出过一场翻天复地的英雄伟剧。
若水同志从1950年底调入人民日报，到1988年离休，把一生都献给了新闻工作。人民日
报与其它报纸不同，它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若水同志长期在报社理论部工作，“文革”
结束后又担任主管评论、理论、文艺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副总编辑。因此，若水是一直
处在中国领导层的政治思想漩涡的中心地带。
若水曾经两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第一次是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他写的社
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的总编、
副总编、编委训话，特意把社论作者王若水也叫了去。毛严厉训斥邓拓主持的《人民日
报》没有大力贯彻他的“引蛇出洞”的方针，骂邓拓是“死人办报”， 是“非亡国不
可的汉元帝”。这时王若水也被毛老人家点名请去参加，并当众表扬他“年轻的哲学家
”，还说要请王若水吃饭，这些对于刚刚三十岁的王若水来说，得到领袖的如此“恩宠
”，不能不说是令多少青年编辑记者羡慕不已的宠儿。第二次是1963年7月16日《人民
日报》发表王若水撰写的《桌子的哲学》，毛泽东看后予以赞扬。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什么人受过毛主席的表扬，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王若水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确实是很相信毛泽东的。我们好多人当年都是这样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初
期，王若水还是满怀激情地紧跟毛主席。他在《智慧的痛苦》一文中写道：“我在文化
大革命初期误认为这是一场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人民日报曾就毛主席在长江游泳一事发
表过一篇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这个题目是我拟的，我自己确实怀
着革命的激情，想在这场大风雨中接受锻炼，象高尔基描写的海燕一样。”但是不久，
他就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苦笑着，困感着，写道：
“我已经很左了，然而按照那时的标准，我甚至是右”。
在十年的“文革”岁月中，王若水在现实中不停地观察着、思索着：“文革”初期欺骗
了我们，愚弄了我们，打击迫害了我们，同时也教育了我们，磨练了我们。若水比我醒
悟得早，而我是在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林彪阴谋破灭以后，才经过痛苦地思索，逐渐认
识到毛泽东的真面目。
1970年12月，陈伯达阴谋暴露，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眼看“文化
大革命”难以维持，他又深知江青、张春桥等人虽是他的亲信，但是他们不能帮他度过
面临的难关；毛对周恩来是又怕又恨又离不开。在这危急关头，毛只能靠周恩来来支撑
这个危局。他指定周在百忙的内政外交工作之外，代替陈伯达、张春桥主管人民日报的
宣传。
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文革初期张、姚从上海带来的一个解放日报的亲信，据说原
来是管理机关党委工作的。此人水平很低，人们私下都叫他“草包总编”。他每次送给
总理审阅的社论等重点文章，常常文理不通，总理不得不用红笔一句一句地加以修改。
有一次，总理发火了，对这位“草包总编”说：“你送来的文章是小学生的作文，要我
做你们的作文老师，为你们修改。”又有一次，总理气愤地说：“你们以后不要叫我再
当小学教员好不好？你看，我早已精疲力尽了，你们不要再折磨我了。”以后又说，你
们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在宣传上把把关，把送给我的稿子先修改好再送来。于是总理
指示他把原来的人民日报能干的编辑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回到编辑部工作。这样，
王若水和我等一批老编辑记者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文革”中，编辑部的领导机构叫“党的领导核心小组”。在总理的几次催问下，终于
在核心小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看大样小组”。王若水因是毛主席两次表扬过的干部
，也被吸收为看大样小组的成员，负责主持理论宣传，审定理论部的版面和一些理论性
的文章。
我这次解放出来以后，被分配到理论部去作党支部书记。我到了理论部，就同那些日益
觉醒的同志在一起，一场反对江青、张春桥的重头戏在暗中酝酿着。
当时，毛泽东眼看他的极左那一套已经弄得民穷财尽，难以为继，不能不同意由周恩来
出来收拾残局。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决心先从整顿经济入手，先把工农业
生产重新恢复起来。可是那些作为国家经济主体的国营大企业，被“革命造反派”的无
政府主义搞得生产秩序大乱，很多好的工厂领导成员被打成走资派，很多有本事的工程
技术人员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工人普遍无心生产。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同志
在国务院和几个副总理的会议上，大讲无政府主义的危害，号召恢复生产秩序。1972年
3月，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几个副总理听取黑龙江领导汇报哈尔滨几个老大难工厂
的问题后，提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黑龙江省委写作组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意
见，写成一篇题目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的文章，署名
“龙岩”。理论部很快就编好这篇稿子，还找来一篇题为《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
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列宁）的一点体会》的理论文章，送交王若水，若
水又赶写了一篇《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把这三篇稿子组成一个专版，
送交给那位“草包总编”。恐怕他看都看不懂，认为是王若水审阅通过的，就同意发排
付印了。于是趁着张春桥、姚文元不在北京去上海的时机，在1972年10月14日的《人民
日报》上登出了这块专版。这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法新社发了一条电讯说，龙岩
（该文作者的署名）的文章是批判红卫兵造反派的，是为老干部说话的。紧接着全国有
九个省市的党报予以转载，有八个报纸虽然没有转载，也写了文章来批评无政府主义。
张、姚立即在上海发起攻击，在《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上刊登所谓上海工人的
反对意见，说：“上海工人反映强烈”。张、姚打电话要“草包总编”查问文章的作者
，是谁审查批准登这一版的，压人民日报检讨。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都不服，《文汇报
》一连发表了三期内部情况，反映张、姚组织的上海工人座谈会的意见。说这篇文章是
“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
张、姚把法新社的电讯和三期《文汇情况》送给那位“草包总编”，责令看大样小组和
理论部讨论检查。我们坚持要领导核心小组先讨论，先提出一个意见，我们再讨论。当
时批林彪到底批什么？是批左还是批右？林彪的实质究竟是左还是右？成为天天要出报
的人民日报的大问题。当时周恩来主张批极左，张春桥、姚文元主张批极右。王若水和
我同意周恩来的方针，所以才编出那一块反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版。无论张、姚如何对我
们施加压力，我们心中不怕。
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有一天，我悄悄地对若水说：“现在有些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比如林彪路线究竟是左还是右，不知毛主席怎么看？你是搞理论的，主席又知道你，
是不是写一封信向主席请示一下。”他接受了我的建议，于1972年12月5日上书毛泽东
，把周恩来与张、姚在批林上的矛盾端到毛主席的面前，并明确地表示同意周的意见，
请毛做评判。据传，毛阅信后指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让周与张、姚共
同处理此事。12月19日，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召集报社包括王若水在内的四
个人开了一个长达五个半小时的会。这个会才使王若水明白了原来毛泽东是张、姚主张
批极右的总后台。
这个会之后，从1972年底到1974年底，在人民日报开展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胡绩伟
为代表”的所谓“批一股邪气、一股力量”的运动。王若水是处于运动的台风眼中心的
人物，他受的压力与痛苦是无可比拟的。关于这场“批邪运动”事件，王若水同志自已
有一篇文章《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把来龙去脉讲得十分详细。若水在九十年代末的一
次访谈中，曾回忆1973年到1974年受到批判的时候说：“那次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
沉重得简直承担不起了。那时候不是一天天熬日子，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我被
批得头发也脱了，背也驼了，有时候真觉得实在熬不下去了，这时候我开始懂得为什么
文革中很多人自杀。”
经过长达两年的批判之后，王若水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在“文革”中执
行的路线，想了很多很多。鉴于当时几近“偶语弃市”的环境，他思考了什么，认识如
何，我不得而知，至今亦未见记载。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王若水回到
报社工作以后，他对这些问题反思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
“四人帮”垮台后，我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若水任副总编辑。在新的编委会主
持下的《人民日报》，凭着大家的努力，立即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开创了人民日报在
“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成为改革开放的党中央在宣传战线上的一支精锐的先锋队。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理论务虚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在广大干部和读者群
众中威信大增，报纸的发行量增加到五六百万份。出人意料的是，象胡乔木那些有权势
的人物，却从各方面攻击人民日报。那时胡耀邦同志挺身而出，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
说：“粉碎‘四人帮’后，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报纸起了很好作用，
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特别是人民日报，站在
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的前面，这个要肯定。”
站在“扭转乾坤”前面的《人民日报》所起的推动启发作用中，王若水所主持的理论宣
传和他所修改的重要评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这一时期开始，《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引起国内外震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
章、特约评论员文章等等。其中关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内容的，都是经过王若水审
阅、修改、最后定稿的，我这个总编辑审阅时很少改动，很多几乎一个字也没有改动。
这中间，如关于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讨论的很多文章，影响都很大。这方面，已经
有一些专论来评介。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的惟一标准，反对个人崇拜，解放思想，提
倡实事求是精神，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头等大事，人民日报理论版对此坚持不懈地予
以宣传。全国第一篇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于
1978年3月2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理论版。
其后在真理标准那场大宣传大讨论中，理论版连续发表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
实践的检验》、《天才论和实践论的斗争》等一系列文章。又发表了《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学风》、《文风和认识路线》、《科学和迷信》、《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等文章。
在此前后，人民日报理论版对“四人帮”及其写作班子制造的一系列谬论和在思想上酿
成的混乱作了很彻底的拨乱反正工作，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
论”》、《埋头拉车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驳姚文元“按劳分配
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等。这些文章针对性强，有说服力，很受读者欢迎。
由于若水同志理论、政治水平高，文学修养也好，特别是他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
风，所以很多评论性文章虽是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定稿的，到他手里，仍然照样进行
仔细考虑、再三斟酌、认真修改，作到精益求精。可惜现在无法查阅他当时审定的那些
稿件。我这里恰好保留着耀邦同志给若水的信，可以说明若水的负责态度。那是1979年
4月1日发表的《革命者要向前看》的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是耀邦指导组织撰写的稿子
，经过耀邦几经修改才审阅定稿的。若水同志对这篇评论作了些修改和补充，他还写了
一封短信把稿子送给耀邦，信上说：“这是我们的一些考虑，如有不当，请予指正。删
改得不当的地方，请再改过来。”耀邦同志当天就把稿子退回来，还给若水写了一封信,
说:“若水同志：同意你的修改，这么改，更稳妥了。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
这种互相商量、互相琢磨的风气。”若水同志这种认真精神，以及党的领袖人物同报社
编辑之间的互相磋商的风气，在当时新闻界传为佳话，很多单位来信索要王若水的改稿
和耀邦的回信。
当然，若水同志在报社理论宣传上所作的杰出贡献，也是当时以何匡为首的报社理论部
和评论部众多同志的胆识与心血的结晶。何匡同志已经去世，现在若水也故去了，我在
这里特别说一说当时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就是想表达大家对他们的怀念之情。他们在
“扭转乾坤”的理论宣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功不可没的。
1979年3月，在理论务虚会上，胡乔木为小平同志起草了关于“四个坚持”的报告（就
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这个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映。很多同志认为这是对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局
要“收”、要“退”，要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反“右”的反映。
我和王若水同理论部的同志研究了几次，若水和我分别写了意见向有关领导反映提出修
正意见，如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说清楚只能坚持解放初期实行的真社会主义
，不能坚持“大跃进”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实行的又穷又乱的假社会主义；关于坚
持毛泽东思想，只能坚持毛泽东前期的正确思想，不能坚持毛泽东后期的错误思想；关
于坚持共产党领导，只能坚持我党前期的正确领导，不能坚持“文革”时期党的错误领
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坚持我国第一个宪法中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坚
持“文革”中改过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时期，我们特约李洪林同志撰写了系统地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第一篇是《我
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后又陆续发表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注：另外一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由于胡乔木一再反对，此文后来由其他刊物发表了）。据我所知，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象人民日报理论版这样逐项分别发表专文加以阐述和宣传的，
在全国报刊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文章，重点放在划清我们所应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
同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的一套以及同我们党长期存在的左倾路线之间的理论界
限。这些文章在读者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实践证明这样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的，实
事求是的，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一扫那种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空头政治的宣传风气，
广大读者和广大干部、包括很多高级干部都来信称赞。可是却偏偏受到胡乔木等极左人
物的反对。胡乔木还在中央召集的几次会议上，硬说人民日报对宣传四个坚持不积极，
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评理论版那几篇正确阐明四个坚持的文章。
在那一时期，理论版还发表了其他很多引起很大影响的文章。
如关于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有《马克思主义同庸俗生产力论的斗
争》、《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长途贩运是
投机倒把吗？》、《民富与国富》、《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等。
关于宣传文化、知识、知识分子问题的，有《蒙昧主义的反动谬论》、《猴子变人还是
人变猴子？》、《文化继承问题的一场论战》、《对待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方针》、
《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等。
关于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有：《科学和民主》、《坚持社
会主义的民主原则》、《“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是否正确？》、《法和言》、《
正确认识人治和法治的问题》、《加强人民权利观念》、《政治体制改革与反对封建主
义影响》等。
关于宣传人道主义的，有：《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的地位》等。
关于宣传双百方针和学术自由的，有：《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创作
自由到学术自由》、《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由之路》等。
现在重新看看上面这些文章的题目，有许多似乎只是常识罢了。但是，在距今二十余年
前，这些常识被极左路线搅得是非颠倒，违反常识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反而成了习惯，因
此，说出原来的常识，倒常常被视为异端。因此发表这样的文章，在当时需要冲破方方
面面的阻力，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例如上面列举的那篇关于生产目的的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也引起乔木的强烈反对
，结果他抬出一些高级领导人的意见，终于把这一讨论压下去了。又如那篇《长途贩运
是投机倒把吗？》的评论，也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把商业、特别是对
运输周转业认为是资本主义，不要说长途贩运是资本主义商人的投机倒把，连短途贩运
也是投机倒把。《人民日报》一登这篇评论，尽管遭到胡乔木等人的反对，可是却受到
商业界的热烈拥护。一些长途、短途贩运的大小商贩顿时活跃起来。有的小商贩把《人
民日报》这篇文章捆在扁担上，遇到市场管理人员来干涉，他们就把《人民日报》拿出
来辩解，说他们是进行正当的商业活动。
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同志走马上任中宣部部长之时，曾经评论当时理论宣传界的形势说
：这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
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引起胡乔木的极大忌恨。要讲道理，他自己没
有道理，又讲不过我们；要用高压手段，我们又得到中央和耀邦同志的支持，他高举着
极左的棍子，几次都打不下来。
这里要特别讲一讲胡乔木打在周扬和王若水头上的一阵闷棍。这就是1983年初发生的一
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起因是胡乔木对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提出了批评。这个报告是由包括王若水在内的几位同志帮助周扬起草的。
王若水同志在八十年代所不屈不挠地坚持和争辩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出
发点是人”的问题；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是“异化”的问题。若水这方面写有许多
著名文章，如《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为人道主义辩护
》、《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关于革命人道主义》等等。这些都是他经历了文化大
革命的谎言和反动而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的结晶。最著名的一篇是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
世一百周年时替周扬起草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里，为
了便于引起回忆，说一下这篇文章的四个小标题：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
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在
第四部分讲了“异化”问题。
胡乔木特别就报告中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部分发起攻击，并加大政治压力，结果把
周扬压出一场大病，终于变为植物人；把王若水压得撤消副总编辑职务，甚至要把他调
出人民日报。当时，有一些明眼人对我说，如果这个报告是由乔木在大会上讲，可能什
么问题也不会有。偏偏这件“风光”事落在周扬头上而不是胡乔木，他当然不快，忌恨
之心，油然而生，所以抓住王若水大做文章。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
全，因为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正好是胡乔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大靶
子。
1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报告结束，全场掌声雷动。报告后，周扬
将讲稿分送胡耀邦、胡乔木审阅。3月8日发表会议新闻，人民日报说明“全文本报另行
发表”。
谁知，胡乔木、邓力群在背后玩了手脚，闹出一场大纠纷。
胡乔木当着若水和周扬的面，都没有说周扬的报告在《人民日报》上不能发表。可是他
却在人民日报宣布将全文发表以后，告诉邓力群说，不能发表。而邓力群又把乔木这个
“指示”隐瞒起来，不告诉报社。八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报告，胡乔
木、邓力群这才大兴问罪之师。对此，邓力群和胡乔木在不同场合又一再说明，这是一
次学术性的论争，希望不要政治化。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开会传达了对王若水
“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的“处分”决定，还要周扬作检讨。周扬同志十分气恼，
一再申明，胡乔木并没有向他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痛责胡乔木“不
正派”。
整个1983年，从春天到冬天，中国的政治气压越来越低，政治气温越来越冷。到10月，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邓小平发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
，讲了要批判人道主义、异化和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这个讲话是胡乔木负责起
草的。胡乔木借邓小平之口，替自己的观点披上了权威的外衣，从此开展了一场“清除
精神污染”运动。这场被讥讽为“小文革”的运动，内容都是些什么东西，大家记忆犹
新，详情就不必提了。只是原来议论风生、敏锐创新的理论宣传遭到指责，从此被迫失
去锋芒。
正在这时，我对这类“政治运动”已经厌烦透了，退让和转移阵地的消极思想一下占了
上风。我感到在胡乔木、邓力群不断制造事端的情况下，我这个社长已经不能象前几年
那样放开手脚办好报纸了，因而就想早点从报社这个岗位上退下来，专门去从事新闻学
的研究和新闻法的制订。秦川和若水都不同意我的想法。但是经过一再思考，我还是悄
悄地把辞职信送到中央。可是胡、邓等人并不善罢甘休。我想退让，人家正好趁势进
攻。
1983年的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人民日报召开全社员工大会。胡在会上传达了中
央批准我辞职的决定。借此机会，他在会上大讲我和若水的“错误”，宣布报社进行
“整风”，又在报社掀起一场对胡绩纬和王若水的大批判。可是报社同志也对运动厌烦
了，虎头蛇尾，批不下去。
刚刚进入1984年，乔木又拿出他的新法宝。1月3日，乔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作了《关
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这是他组织了一个十来人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专门批
判周扬和王若水观点的长篇文章。
简单说来，这个讲演内容分为四个问题：
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胡乔木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种种人道主义，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
它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都是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它们对人类
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动力问题，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只有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
义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才找到了对人类社会进步动力问
题的科学解答，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社会和革命才得到科学指导而取得胜利。胡在
这里着重批评了王若水提出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
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性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并
说：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总之，胡乔木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
义和人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
胡乔木批评所有赞成人道主义的文章都犯了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的错误，说无产阶
级的“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的价值，谁也不应该在“尊
重人的价值”的口号下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关于个人享受、个人自由的要求。这样
会影响一些人去“怀疑社会主义实践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程。”
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胡乔木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有作为道法规范和伦理原则，才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可
以为我们批判地继承。
胡乔木在讲演结尾时，故作谦虚地声称，自己“只是参加讨论”，“再一次恳切希望大
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胡
乔木还派人送一份讲稿给王若水，并多次令其部下来征求王若水的意见，并说，若水可
以写答辩文章。胡乔木自信自己的文章是驳不到的，并且，自以为未必有人敢出来公开
和他这个政治局委员争论。
这时，若水决定写文章正式答复。他此时深感千斤重力压顶，他想争取一点小小的申辩
自由。他说，他绝对相信胡乔木内心不愿意发表我的文章，胡只想用自己的文章统一全
党全国的思想，但胡乔木不能这样说，只能在表面上表示欢迎批评。这明明是假的，甚
至又是“引蛇出洞”。所以当时报社很多同志都劝若水不要写答辩文章，等一等，看一
看，以后再说。也正因为如此，倒是若水的朋友，同事纷纷来阻挡，当然全都是好意。若
水说，此时只有三个人支持他的做法：刘宾雁、冯媛、他的二妹。刘宾雁说：“这就好
比在球场上，一个球落在你跟前了，旁边没有人，守门员是个庞然大物，你敢不敢踢？
”
若水想：周扬已经做了检讨，承认了失败，失去了反击的资格。一个下级党员在报刊上
公开反批评一个得到中央批准的政治局委员的文章，这种事虽然还没有发生过，胡乔木
是弄假成真，这个任务落在我头上了。发表反批评文章这件事的意义超过了文章本身，
他再三考虑后说：“你敢不敢踢？”我敢！
1984年1月26日，胡乔木的讲演稿在《红旗》刊载，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
《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转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并出版朝、哈、维、藏、蒙
五种文字版本，共计三千万份，仅次于邓小平文集的出版量。
2月16日，《哲学研究》负责人向王若水约稿。
3月中旬，王若水写出《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一文，交给《哲学研究》。这篇文
章针对胡乔木文章的四个部分逐点提出探讨辩论。
老实说，乔木的报告，并不是“学术报告”，而是政治性的大批判演讲，没有什么学问
，只是为了达到批人的目的，实用主义地找一些“理论根据”。而王若水的答辩文章才
是有真才实学的，是心平气和的讲道理、谈理论，有根有据，丝丝入扣。
若水这篇答辩文章的题目是《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我这里只引一引他的文章的
第一部分的要点：
文章说，乔木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它不能对世界和
历史做出科学的说明。我的答辩说：“人道主义确实不能，但这不是人道主义的任务。
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观念，它的基本原则是‘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唯心主义是一种
解释世界的理论，它的基本原理是‘意识是第一性’的。人道主义和唯心主义没有必然
联系。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争论的是一个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争论的是另一个
问题，两者不是一回事。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和百科全书派的世界观，既是唯物主义
的，又是人道主义的。爱尔维修等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
马克思就是这样说。是‘一种唯物主义学说’。爱尔维修和他的人道主义是一致的。马
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理论，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可见人道主义并
不总是和唯物主义对立的。我们需要对世界做出科学的解释，也需要对世界做出适当的
价值判断，因此，我们既需要唯物主义，也需要人道主义，两者都是世界观。”
够了，我引这一点，只是说明若水的答辩是饱有学问的，是讲理的。
若水写好这篇答辩文章，送给《哲学研究》以后，还一再关照，刊登以前一定要先送胡
乔木和邓力群审查，这是组织纪律。《哲学研究》编辑部说：“审阅通过了，指定要4
月分发表。”编辑部还特别加了一个“按语”，大意说：若水这篇文章，按照中央关于
对待学术问题应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特予发表。
对于刊登这篇文章，若水和《哲学研究》在登出以前都是保密的。而是一位参加乔木文
章写作的作者在广东一个学习乔文的座谈会上透露出来的，所以香港的《争鸣》杂志先
报道了这个事件。
在另一个会上，邓力群也首先透露，说：“我给大家透个消息：王若水同志看了乔木同
志的文章写了答辩文章，准备在《哲学研究》上发表。……”
《哲学研究》编辑部如约刊登了若水的答辩文章，印了十万份，却被上级勒令不准发
行。不知是什么人将若水这篇稿子传到了香港的《镜报》杂志，它抢先在1984年6月号
刊登出来了。这就使乔木慌了手脚，马上追查《镜报》是如何得到文稿的，要《镜报》
领导人“说清楚”。岂知香港不理这一套。于是乔木就对若水发动了一场政治迫害。此
时，这些极左人物把香港看成敌对势力管辖的区域，在香港发表文章就是同敌人勾结，
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调查不出结果，这事只好拖了下来。
胡乔木、邓力群如此盯住王若水、胡绩伟不放，目的是为了把人民日报这块中央的宣传
阵地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我辞职以后，中央任命秦川继任社长，他们认为秦川“比
胡绩伟还胡绩伟”，是“执行没有胡绩伟的胡绩伟路线”，这块阵地还是没有变成他们
所企望的“驯服工具”。
到了1985年2月8日，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长篇讲
话。秘书把讲稿整理出来，耀邦叫打印几份，指定送给我一份，希望我提出修改意见。
我约若水等几位同志进行了逐条研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由若水综合大家意见，写
了一封信给耀邦，再经过我和秦川修改后，以我的名义向耀邦提出修改意见。恰好这时
中央决定耀邦出国访问，出访前，他把稿子交给秦川，说怎样修改，怎样发表，由秦川
负责处理。可是在为耀邦送行时，乔木问到他讲话稿时，他说已经交给秦川负责处理，
但他又说，请你也把把关。这就给胡乔木一个大空子可钻。乔木知道交由秦川处理，一
定会吸收我们提出的修改意见，于是他自己进行了一些修改，趁耀邦在国外的时候，就
匆匆忙忙交给《红旗》发表，并且指示新华社全文照发，全国报纸转载。这样，逼着人
民日报只好照乔木修改的定稿刊登出来。
我说这一件事，一是表明我那个意见书是若水起草的；二是表明若水这位资深的新闻工
作者，对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特别是党报工作已经总结出比较完整的观点。若水的新闻
观点与我相同，而且有所创新。比如，我的新闻观，长期停留在“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
”的地步，而若水早就突破“党报”的框框，认为新闻、理论、文艺等意识形态应该摆
脱“党性”的束缚，进而为人类的政治解放、思想解放以至整个人性的全面解放而奋
斗。只是在当前，他同意我只能在“党报”范围内图谋改革的主张和策略，而且竭力帮
助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不懈的斗争。
耀邦的这个讲话稿，的确有好些妥协和倒退，有好些不完备的地方，因而在国内外反映
都不好。1985年5月10日胡耀邦在北京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的采访，陆对
他说过这样一段话。陆说：“在你发表了《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之后，就受到很大的
损失！保守的言论与开明的形象是背道而驰的。海外的反映普遍不好，包括陆铿在内。
因此就有这样一种说法：党内那些保守分子，我们不说派吧，他们是故意整你。你第一
次出国，就有白桦事件；第二次出国，又搞了清除精神污染；第三次，你的前脚跨进澳
大利亚，后脚就发表了这个东西。”
胡乔木、邓力群之辈的确是在整胡耀邦。这里我就不详谈了。终于，在1986年，耀邦被
逼下台。
1989年四月十五日，耀邦突然逝世后，广大群众由对他的掉念发展为要求政治体制改
革、要求民主自由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受到邓小平的血腥镇压以后，我因支持这
场民主运动，受到党内外处分。于是胡乔木及一批向改革开放反攻倒算的人物在人民日
报再度掀起“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他们在抢夺人
民日报这块中央宣传阵地以后，还要肃清“胡、王在人民日报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
影响”。与此同时，在全国宣传领域也开展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办报路线的“教
育”运动。
这样，若水被压到政治底层。但作为理论家的王若水决不屈服。他一方面继续申辩，一
方面进行更为艰巨的理论研究，写下了警世醒世的作品。
作为理论家的王若水
深刻剖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若水的逝世不仅仅是我失去了一位知已，一位战友，而是我们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
他留给后世的并将在历史上永存的是他的理论著作。我因为缺乏理论修养，他的早期的
一些理论著作，我虽然读了，却没有仔细研究过。他的后期作品，因为都是在大陆以外
发表的，我也读得不全。这次，重新阅读他的著作，他的精辟的理论观点令我叹服。在
撰写这篇纪念他逝世的悼文时，我必须摘要介绍他这些惊世醒世的理论著作，宏扬他这
些具有开创性的理论观点，把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奉献给广大读者。
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他1963年7月1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受到毛泽东表扬的《桌
子的哲学》，此文阐述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物质和精神的相互作用。文章写得清
新，没有党八股式高谈阔论式的陋习，深入浅出地讲清楚了当时存在于一般人思想中的
关于唯心论唯物论的似是而非的错误认识。文章最后有一段话，便是他当时要阐述的现
实意义：“用朴素唯物论或者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是不能真正划清唯物唯心的界限，而
同时又充分了解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物质和精神之间，有一个第一性第二性的关系
，又有一个互相统一互相转化的关系。辩证唯物论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认为思想和存
在的关系是物质——精神——物质，也就是说，物质最初的出发点，先是物质在一定条
件下转化为精神然后精神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物质。”重读这段话，令人感慨系之。
后来，在我们中国，有很长一段时期，成了唯意志论天下，精神变为万能的了。
回过头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是家喻户晓的。王若水同志早在1955年6月就写有这方面的文章，题目叫《谈谈
真理的标准问题》，副标题是《在实践以外还有其他的真理标准吗？》文章说：“真理
的标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真理的唯一标
准是实践。”文章就实践以外的其他六个标准进行了分析，它们是：一、感觉；二、理
性；三、多数人的意见；四、效益和利益；五、权威；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分析的
结果是这几样东西都不能成为真理的标准。文章最后说：“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
是和社会发展规律一致的。所以，我们认识如果符合客观规律，也一定符合无产阶级和
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和实用主义者用个人的利益或反对剥削阶级的利益作为真理的标准
是根本不同的。”并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经典著作，这是狂妄，但是，如果尊重
到迷信的程度，那就是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可以说，王若水在二十多年之前，就
清醒地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后来，他有一本文集，书名就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
实践论》。
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研究哲学的人都
是知道的，并非若水的先见之明。如果我们党和国家一直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办事，这点
正确的认识论本该早就全国普及了。不幸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这块称之为
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的土地上，居然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让封建专制主义大肆泛滥，迷信
思想弥漫成灾。以至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世界都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了，我们却
还要用极大的勇气和力量，开展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才能把被颠倒的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重新颠倒过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悲哀！我正是从这种悲哀中回头看
若水，看他在五十年代的清晰认识，看他在八十年代的不屈不挠的坚持和争辨，才深深
感觉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王若水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在是弥足珍贵！
若水的理论著作很多，论述的主题也很广泛，他的创见异论也很丰富。我认为他的独到
之处在于他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对毛泽东思想和
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精辟剖析。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摘要地介绍他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
成果。
在“文革”以后，若水对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的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和极左路线作
了深刻的反思。对此，他撰写了若干文章，有的写得较早，具有发勒的意义。现在就介
绍这样两篇文章。
《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一文，是王若水同志在1979年2月13日
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稿。这篇文稿一开头就问：文化大革命是党和民族的一场大灾难，
但“四人帮”这么几个人为什么能把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和三千多万党员的大党搅得天
翻地覆？以毛主席之英明，为何不能及时觉察和击破他们的阴谋，反而让他们打着毛主
席的旗帜，干了大量的坏事呢？在当时，这个疑问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但敢于说出口的
不多，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发问的更少，敢于在重要会议上专门提出这个问题、并能
敞开心扉、解放思想地讲一番道理，就是难能可贵了。
若水的文章说，搞文革那样的大运动，按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从经济上、政治上来说明
，然而当时经济情况不错，人民是满意的，人民也没有所谓受走资派压迫的痛苦，这说
明当时人民无论经济上或政治上都并无这种“革命”的需要。但这确是毛主席“亲自发
动和领导”的。毛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错误地看待了党内外的形势。1966年的《五
·一六通知》中，毛说的“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
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取政权”是错误的。1969年，毛在
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需要重建”也是错误的。若水坦率地
说出结论：“我看，文化大革命是用错误的方法对错误的对象进行的一场错误的革命。
”他在这篇文章中，也分析了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理论修正得越来越尖锐，把对他自己的
个人崇拜要求越来越强烈，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若水还说：“如果我们把个人迷
信仅仅归咎于一个人的骄傲或几个人的阴谋，那不能算是科学的说法”，从而指出我国
的根深蒂固的农业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我国源远流长的封建主义帝王思想和专制统治
，乃是个人迷信的社会根源。总之，王若水在1979年初，已经对文革灾难同极左路线、
同毛泽东的相互错综复杂的关系，探索得相当深入而开阔了。
若水的另一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写于1981年初。文章分
为十二点，依次叙述。第一点可视为点题、破题；第十二点是结束语。中间十点，是系
统地分析毛泽东的晚期思想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发展的种种根源。现在把这
十点简介如下：
一、毛的晚期错误，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既脱离马克思主义，又脱离中国
社会实际，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认识上和理论上的根源。
二、毛晚期错误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即“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模式问题上的错误，即脱离以现代
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表现为反映小生产的落后性和平均主义思想的空
想社会主义。
三、毛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是从反右派的错误实践中产生的，历经
背离“八大”决议、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四清的“二十三条”至文化大革命而形
成。这一理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依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阶级的科学原理，提出依
据人们的政治思想状况作出远离实际的臆断，更将此错误观点用于党内，认为党内不同
意见都是路线斗争即阶级斗争，故必须发动向“党内走资派”进行的“一个阶级推翻一
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毛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模式上的错误，是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实践中
产生的，表现为：以为不必依靠科学技术和专门人材，单凭政治热情和群众运动就能迅
速发展生产力；以为不必依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单凭思想觉悟和共产主义风格就能改
变生产关系甚至很快就能进入共产主义。实际上，人民公社是扩大了的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形态。毛还提倡供给制、批评工资制、不重视按劳分配原则，鼓吹“破除资产阶级
法权”，这些实际上有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色彩。
五、毛晚期错误思想之所以日益严重，还有毛个人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上的原因。他日
益骄傲，日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党的集体，日益拒绝批评，日益欣赏、接受、
鼓励对他的过分颂扬，甚至公然要求对他的个人崇拜。他越来越严重地破坏党的民主集
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把自己置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上，把维护个人威望放在党
的利益之上。并且，他在发动“文革”前后，他原有的狭隘农民意识和封建残余思想影
响严重地发展了，在党内采用封建主义的纵横捭阖的政治权术，对同志实行突然袭击，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六、毛泽东晚期错误思想之形成、发展，并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与党的思想理论状况
有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个落后的大国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执政党应如何
加强自身建设，没有足够的思想理论准备与研究。
七、党在制度上的缺点是“文革”得以发生并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集体领导不断受到
削弱和破坏，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文革”发生后又形成一种极端反常局面，即毛泽
东个人被当作“效忠”的对象。他的任何观点或言语都成为“最高指示”，“句句是真
理”。于是，党内的民主、党员的权利、正常的批评，都荡然无存，党内越来越难于纠
正毛泽东的错误。
八、毛泽东的错误之不能制止，“文革”之能够发生，同国家制度很不完善、民主法制
很不健全有关。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宪法和法律，没有充分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
民主权利、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民主与法制的根本要求，甚至反而看作是
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点加以否定。同时，奉苏联的一套过分集中的国家政治制度和观
点为楷模。这些使得我国人民的权力不容易行使，以致文革中宪法和法律被弃为废纸，
国家和人民对一切严重破坏活动束手无策。
九、我国是世界上封建制度历史最长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悠
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因素则很薄弱。共产党执政后过分强调批资
批修，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忽视系统的批判。以致个人崇拜、家长制、宗法关系、特权
观念、等级观念、狭隘保守等落后意识在党内和社会上长期地、广泛地保存着影响。这
是毛泽东晚期错误思想之形成、发展，以及“文革”之发生、绵延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
因。
十、国际因素也不可忽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一场大
论战，毛泽东产生“党变修国变色”的紧迫危机感，认为必须在党内国内不停顿地进行
阶级斗争才能反修防修，防止蜕化变质。他发展到把一切矛盾都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阶级斗争，把一切不同意见都看成修正主义，还特别担心中国要出赫鲁晓夫，甚
至认为赫鲁晓夫就睡在身旁。因而不顾一切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注：关于所谓党内
出赫鲁晓夫问题，王若水同志另有专文就毛泽东的主观原因作分析，这里不引录）
王若水的这篇文章，是我所读到的把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指导思想的关系讲得最深刻、
最透彻、最全面，而又文字最理性，态度最平静的一篇。刚刚介绍过的十点剖析，我认
为是可以奉为研究这个问题的经典的。
距离若水同志写这篇文章，二十年的光阴匆匆过去了。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早已作
出了彻底否定的决议，然而文革似乎仍是学术和文艺的禁区。至于对亲自发动和领导这
场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指导思想进行分析研究，那就更是禁区了。
到了1995年，若水把这种反思更深入了一步，而对我们共产党奉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进行了精辟地分析。他不只写了《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书，详细记录了这
些年同他的对立面所进行的辩论；同时还专门写了一篇审视自己的文章——《我的马克
思主义观》。可以说，这是他自己一生学习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结。
此文一落笔便直面中国人寻找革命真理从追寻到幻灭的历史，直面二十世纪是国际共运
勃兴和失败的世纪，随即直言“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下面是若水的检验和批判。
——关于列宁主义
若水说，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学来的，实际上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有不同的学派，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过去习惯说“十月革命胜
利和中国革命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其实，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证明了
一件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以武装夺取政权，这只是证
明列宁的思想。但是武装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列宁在贫穷落后的国家
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过去说，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
搞社会主义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反，他违
反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关于资本主义。
若水说，从马克思逝世至今的一百多年里，帝国主义阶段过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着，并
有许多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
的阶级。马克思和列宁都过早地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的毛病，根子产生在老祖宗那里。
拿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比较，哪个进步？哪个落后？若水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衡量一个阶级是否进步，要看它的经济地位，特别是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资产
阶级是同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它和无产阶级、科技人员一起，代表一种新
的生产力，所以它是进步的阶级。可是农民阶级和小生产相联系，《共产党宣言》据此
认为它是保守和没落的阶级，农民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即使胜利了，还是回到封建主义，农民领袖还是当
皇帝。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联合农民的思想，是为了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不表示他
们认为农民阶级是先进的阶级。
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受到资产阶级影响，都要思想改造，遂把他们赶到农村去让
农民改造知识分子。其实一部分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前的“资产阶级式教育”中接受的
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要比农民的小生产思想和封建思想进步很多，也比毛泽东头
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
所以，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加以贬低、加以歧视，是荒唐的，而我国这几十
年来由于官僚主义的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任何资产阶级的剥削所不能比拟
的。
——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空想？
若水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过去 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只有他们才把社会主义从空想
变为科学。现在看来，经过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非常好的，但怎样实现
呢？马克思主张要消灭商品和货币，是做不到的；严格的按劳分配也是不可能的；至于
全面的计划经济更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的这些设想都建立在他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的基础上。这个理论是从体力劳动和简单劳动力说的，应用到脑力劳动上，复杂劳动上
，就不行了；应用到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上就完全不行，更不要说到了信息时代怎能用劳
动时间来计算信息的价值呢？马克思过于迷信理性的力量，错误地以为社会制度的变革
是可以用理性来设计的。
若水说，马克思、恩格斯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又误以为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出在
私有制上。其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并末出现马恩所忧虑的迅速两极分化为两
头大中间最细的葫芦形（一头是人数很多的大资产阶级，一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而
是出现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中间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所以社会结构比较稳
定，工人阶级也早已不是《资本论》中所描述的悲惨状况。这是西方国家的工人不接受
共产主义的原因。历史的发展否定了马克思的预言。
——从无产阶级专政到领袖专政。
若水说，《国际歌》批评了救世主的观点，但是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
而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这种把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赋予一个特定阶级的观点，何尝
不是承认有一个“救世阶级”！
马克思的这种赋予工人阶级以特殊历史任务的观点，被列宁继承发展而形成为他的无产
阶级专政学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当然它要来领导革
命；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所以无产阶级是通过共产党来领导革命；政党通常是
由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少数领袖人物来主持的，所以最后是归结为领袖专政。
在这一学说下，理论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现实上工人阶级应有的政治上的、社会上
的特殊地位，被代表他们的党占有了。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成了改造者、解放
者、教育者，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了合法性，甚至最高领袖个人专政也有了合法性，于
是“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蚀人”，绝对的权力不仅腐蚀领袖，而且腐蚀一
个政党。
在推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同时，列宁严历地抨击资产阶级民主，他说资产阶级的民主
是虚伪的、形式的、残缺不全的，而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实践证明
，这个好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从来没有出现过。反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建立一套有
效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来表达民意，监督党和领袖，防止滥用权力。其结果是党和领袖
凌驾在人民和无产阶级之上，异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无法防止
党和领袖的异化。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堕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实践的唯人主义。
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中，用很大的篇幅细细分析马克思主义如何被误
解，被扭曲，我不引录了。这里只说说他得出的总结性的认识。
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是现实的人。把个人和集体绝对地对立起来，以为个
人无足轻重，集体才是一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马克思主义不轻视个人的价值
，不害怕也不反对个人的自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堕落为一种统制思想的工具。它
同改革开放相抵触，正被保守分子利用来反对时代的潮流，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
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矛盾的。其实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人民的利益
高于一切，就够了。凡是实践证明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不符
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要放弃。
若水在文章的结束部分襟怀坦荡地写道：总起来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正统的
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过时了，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马
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我称之为实践的
唯人主义。
今天，我们细细研读王若水同志的著作，越来越体会到，他从青年、中年、到晚年，终
其一生，都是在中国的现实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探讨马克思主义，并无所忌讳地力求根
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针砭时弊，改进现实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吃尽了苦头。我们实在不
能不敬佩这位二十世纪后半叶从我们中国的社会现实中磨励出来、成长起来、并不断突
破自己而前进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若水离去了
他的思想理论是不朽的
综观王若水同志的一生，我认为他有其不可磨灭、不容忽视的价值。那就是：在二十世
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处于危难、转折、而又进退反复的重要历史关头，他作为一个哲学思
想家，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站在了思想理论战线的最前沿，为批判极左思潮、极左路
线而自觉地战斗，为恢复、寻找、并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自觉地战斗。其实
质，是改革与守旧的斗争，开放与封闭的斗争，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自由与压迫的斗争
，总起来，是前进与倒退的斗争。王若水同志为此整整战斗了四十年。四十年中，他几
次陷于灭顶之灾。然而他在谬误面前，权势面前，宁死不屈，至死不屈。结果怎样呢？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若水始终是历史狂澜中的一面不倒的旗帜。他以
一介文弱书生，一肩扛起了中国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除旧
立新的重任。
如今，中国又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现实仍然需要用正确的理论来剖析与
指导，思想理论界任重而道远。然而若水离去了，寂寞、沉闷和迷雾弥漫了思想理论界
，我心里有无边的悲哀。我无从倾诉这种悲哀，特在此文的最后，用一点我们中国的传
统悼念形式，写几句诔词，寄托我对若水的不尽哀思。就让我念给大家盼望他魂兮归来
的若水听听吧：
自由思想，独立人格，
自由独立，若水之心；
金石其坚，冰雪其清，
既坚且清，若水之神；
心神如此，何物能撼？
文弱书生，正气干云。
若水若水，君行何速？
思想战线，失此斗士；
中华民族，失此精英，
君志未竟，国家需君；
今日悼君，泪下沾襟。
若水若水，魂兮归来！
护君伴君，有兹故土，
思君奠君，有众故人。
若水安息，征途漫漫，自有后人；
若水安息，山高水长，风范永存。
2002年2月
（注：此文在香港《争鸣》杂志2002年3、4两期上发表。成稿时因为已经很长，为适于刊物发表，尽量压缩，有些该说的话只好不说了，有些地方能删去的就删去了。现在，我特地作了一些必要的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