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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性特征见其内心世界

——读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

李锐

中国的历史，20世纪恐怕是变化最大最快的了。这一百年，前潮后浪，沧海桑田，天翻地覆，变幻莫测。历史巨变过程中，必能出现各种历史人物。对20世纪的中国来说，影响最大、程度最深、时间最长的人，当然是毛泽东了。1981年作出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了他执政时期的“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更是十年浩劫；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可是，至今仍不断出现“毛泽东热”，仍不断发生意识形态纷争，时常涌出“左”的明潮和暗流，还在继续造神，对当代历史研究还设有许多禁区。我在有关文章中曾不止一次指出，毛泽东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即属于他的“无法无天”，独断专行，一把手说了算，乃至“要一点个人崇拜”，等等霸道惯性，仍然很有市场。不过，历史到底翻过了一页。二十多年来，人们究竟打破了对毛泽东的神化，敢于评说其功过是非了。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意识形态的最大变化；要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也必须研究毛泽东，彻底弄清楚造成毛泽东晚年悲剧的来龙去脉。

现在有关毛泽东的著述可说汗牛充栋，达几百上千种，多年来一直是出版界的热门。不过，真正科学、严肃的研究，如实反映历史事实的著作，实在不多；而且这样的著述，在国内往往难以出版。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现在令人高兴的是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王若水的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是极少见的研究毛泽东的严肃的科学著作。书名“新发现”，确有其道理，盖道其前人未道之理也。

若水的这部书并没有全面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现象”，而是选择毛泽东的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这个侧面，作深层次的剖析。选择这个角度，当是因为过去的研究对这个方面注意不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中，在执政以后的和平年代里，毛泽东之所以叱咤风云、独领风骚，除了历史和社会原因之外，同他本人的个性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因此，“认识他的个性特征，发现一些意味深长的信息，窥见其内心世界”，这对于研究毛泽东不仅是不能回避的，而且还是应当特别重视的。所谓“新发现”，我以为并不是披露了什么机密档案或宫廷内幕，而是作者注意到了被人们忽略的或难以动笔的一个方面。他追溯到延安整风抢救和苏区肃反，乃至建党初期；并从历史的视角中，同时展现出毛泽东能够放肆发动“文革”的制度因素的形成。这个方面的研究，对于研究毛泽东以至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其特殊价值。

毛泽东是极富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其性格特征鲜明。绵延十年、祸及国人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个性，怕是任何一位党的领导人也不可能发动的。那场“卫星上天”却饿殍遍地的三年“大跃进”，倘若不是毛泽东“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气魄，怕也是不会到那样荒唐的地步的。即便是从来不出门槛送客这样的细节，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的性格，他不能显示出他自己要见客人更甚于别人要见自己，“门槛两边的地是一样的平，但是门槛内外却有尊卑之别”。虽然海面刮起七八级风浪，他也要到海里游泳，以至于警卫和卫士不得不提心吊胆簇拥他冲向大海。说得好听是“挑战”，而真正的心态是逞强好胜。大概记得是弗罗依德说过，“性格即命运”。晚年的毛泽东疑心重重，狐独寂寞，与党内同志、生平战友失去了私人情谊，与子女亲人鲜少往来，完全与外界隔绝，终日生活在高墙深院，“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民情、民心不甚了了，却还说“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还要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毛泽东自己的命运，却也造成了民族洗劫的命运。

毛泽东性格的形成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对此，若水从农民的阶级性格所做的分析十分深刻。中国过去是一个农业国，农民是人口的主体，中共的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出身，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农民领袖，而且是做到了“君师合一”的农民领袖。马克思说过，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必然是分散的、孤立的、无力的，他们需要有人代表他们，从上面赐给他们阳光和雨露。在中国，还有长期形成的宗法社会和家长制传统，需要权威又很容易崇拜权威。所以，“毛泽东现象”是有中国的滋生土壤的。此外，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把“农民集中制”作为建党原则，又用这个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相结合，成为一种国家制度，斯大林使之更便于专制独裁。毛泽东把这一套移植到中国，并加以发展，思想意识定于一尊，做到人人为“一条心”的驯服工具，从而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包揽一切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把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组织在一个一个的“单位”里，使每一个人从思想到行为都从属于组织、依赖于组织。执政党实行“一元化”领导，把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意识形态统统管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控制力量。这个力量凌驾于社会之上，无所不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使得毛泽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可以随心所欲，由着性子来，直到他去世前，无人敢对他提出异议。

当然，注重毛泽东个人性格，并不意味制度的因素不重要。这是若水在书中特别强调的。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浩劫，不是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若水说：“人要依靠别人，也要依靠制度。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没有制度就不能存在，不能发展。但是制度也会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阻碍社会的发展。这就需要革命和改革。”这话说到了根本。

人都有发展个性的自由，这是制度也不无权干涉和侵犯的公民权利，制度无权也不能把性格作为选择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的条件。但是，制度必须杜绝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因为自己的个性而干涉、侵犯一般公民的权利。与一般公民一样，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必须以尊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和条件，而不能把自己的个性以及由个性导致的结果强加于任何公民。当代中国发生的一幕幕悲剧，正是毛泽东将个性强加于国民的结果。因此，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不使领导人由于其个性而作出错误决策或者由于其个性而无法纠正错误的制度，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要务，也是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目标。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对毛泽东的研究，也从当事人、亲历者的角度写过一些东西。对毛泽东做深入、科学的研究，是我的一个愿望。若水做了我想做的事情，这是值得欣慰的，因此，我悼念他的挽诗中最后一句是：立言立德仰高丘。

最后，我们要感谢冯媛夫人，她在若水去世两个月后，就将这部近50万字的巨著编辑付梓。这是她同若水十五年共同生活的一个结晶。她写的附录：“王若水的‘美丽境界’”和 “编后记”，读来令人感动无已。

200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