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闲聊

－－悼王若水

陆超祺

王若水走了。不能说我们没有思想准备。他去年8月随夫人冯媛去美国治疗的时候，腿已经肿了。久病之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病人怕腿肿。虽说美国的医疗条件可能好些，但是否好到一定能治好癌细胞转移已有时的病人的程度？临别时，我们都衷心祝愿他健康地回来，然而还有隐忧棗说不定在北京迎接的只是他的骨灰！尽管有思想准备，1月10日余焕春同志电话告诉我王若水逝世的噩耗时，仍然感到太突然，他走得太快了！

我不能算是王若水的最好朋友，只能算个好朋友。王若水和我都是1946年秋后进北京大学的，他在哲学系，我在史学系。他在北大叫王志云，王若水是参加工作后改的名。1946年，北大刚从云南西南联大迁回北平复校，宿舍不够，先后将沙滩民主广场西侧的游艺室（后来改为食堂）和红楼地下室改为文科一年级学生临时宿舍，有半年时间，我和王若水都住在那里。由于不同系，又分别参加不同的进步学生社团，一直到1948年底1949年初离开北大，我们仅仅是认识而已，没什么私人交往。王若水晚我一年（50年）到人民日报，直到“文革”，他的文章我都看过，也很敬重他的才华，但因工作不同，个人交往不多。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和王若水真正认识，并成为彼此知心关心的朋友，是“文革”开始以后。

人民日报的文化大革命，是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奉毛主席的密旨率工作组来开展的，是“左”的典型，干部群众中也分派。王若水、范荣康、余焕春、胡志仁、缪俊杰、李希凡和我同在一派，不同意打倒一切，强调对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要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陈伯达支持打倒一切的一派夺权，把我们打成保皇派。掌权派除了斗所谓走资派外，还把曾受到毛主席表扬的王若水和李希凡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把印刷厂几位技术尖子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加以批斗。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李希凡就给江青、毛主席写信，请求保护；王若水跟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这些当时不可一世、气焰熏天的人物本来也认识，但他从不找他们（他们经常来报社），不给他们写信，也不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保护，也不向对立面低头。真金不怕烈火。王若水不信神，不怕鬼，认准了真理就往前闯的人格力量显出来了。在1974年的所谓批邪中，在以后的关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论战中，在所谓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中，王若水面对的都不是一般的学者权威，而是位高权重，可以把人捧上九天，也可以把人打入地狱的大人物。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潜心研究学问的人不知有多少，发现真理，有所突破的人也不少，但真正不怕丢官，不怕丢党票，不怕老婆离婚，直言研究心得，并且坚持到底的人就太少了。王若水是这太少的人中的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位。

王若水是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一位杰出的战士。陈毅咏青松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王若水就是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颗青松，无须待到雪化我们就看到了他的高洁。人生七十古来稀，他今年七十六岁，应是死而无憾的年龄了。但作为一位战士，特别是他从哲学理论上分析批判毛泽东左倾错误这个战斗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离开，真真令人太痛惜了。

我向来能吃能睡，不大失眠。1月10日大余电话告诉我王若水西去的那天晚上，我还

是彻夜辗转难眠，回想很多往事，特别是回想我们最后一次闲聊。

那是八月下旬，我听说他要到美国去治病，就到协和医院旧楼病房看他。他半躺着，精神很好，说到病情，拉起裤管让我看条那已肿了的腿，说医生告诉他，他的思维功能不会受影响。他刚写完一篇关于毛泽东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我们就从这个问题聊起。他说，延安整风本来是要批判和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最后却变成批王实味和丁玲的“右”，搞抢救运动。所以说，毛泽东整知识分子在延安整风时就开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他整知识分子的纲领。因为胡适是我们在北大时的校长，过去对他都有片面的不正确的看法。1954年批胡适的时候，王若水写过文章批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说五四运动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吓倒了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这一派人不久就转到了反革命方面，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死敌（见《在哲学战线上》P1）。所以，我们聊毛泽东整知识分子时就着重谈到胡适。

毛泽东为什么老犯左倾错误？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毛泽东主观上是为人民，为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为尊者讳。毛泽东如果真的是为人民利益着想的话，那为什么搞得死那么多人还不回头？为什么不顾党内外众多的反对意见而一意孤行？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他的“秦始皇+马克思”的思想在作怪。而马克思是为秦始皇服务的。

我们认为，讲中国现代史，要想绕开陈独秀和胡适是不行的。胡适思想，除了绝对排斥暴力和暴力革命这一点不可取外，其他思想，尤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思想，个人主义，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甚至二十年代闹得很凶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思想，都有值得珍视的部分，值得认真研究。毛泽东借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而发动一场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并不是出于他真的关心《红楼梦》的研究，而是因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民主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太大太深，是他实现“秦始皇+马克思”的极大障碍。毛泽东要做现代的秦始皇，需要知识分子都像刚刚分得一小块土地的贫下中农那样对他感恩戴德，天天高唱“东方红，太阳升````”，就非批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不可，非肃清胡适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不可。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把批胡适转入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一场思想改造运动的用意了。这正如1942年延安整风时那样，不失时机地把批王明的左倾转为批丁玲和王实味，搞抢救运动，把在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整得服服帖帖的。

我们也谈到，我们在北大的时候，直到“文革”以前，总认为胡适在国共两党之间选择国民党，是背叛了人民，因而认定他是买办文人。这种看法太肤浅了，既受鲁迅、瞿秋白杂文的影响，也受毛泽东和共产党宣传的影响。现在，许多为胡适讨公道的文章，肯定了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伟大功绩，肯定了胡适的学术研究成就，肯定了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甚至肯定了他的“全盘西化”的积极意义，但对他1949年的离开大陆仍持批判态度。我们以为，评价一个人，特别像胡适这样有影响的人，应超越党派的界线，站在人民的民族的立场上论是非。1948棗49年，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尽人心，节节败北，共产党得到人民热烈拥护，节节胜利的时候。在这人人期盼共产党解放的时候，胡适选择国民党，乘国民党准备的飞机离开大陆，离开他当校长的北大师生而去，从共产党方面看，当然是背叛人民、投靠敌人的行为。可是心平气和地想一想，看看他离开大陆以后的表现，应该说胡适的选择是他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所决定的。在他看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符

合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理念的政党，但两相比较，国民党是民主的多少问题，共产党则是民主的有无问题。因此，他认为国民党更能容纳他一点一滴改革的主张，有更大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参预政治。事实也是这样，胡适支持国民党是有条件的。他从未放弃对国民党和蒋价石的批评，他支持雷震等人编辑出版《自由中国》，没有停止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做到了他标榜的“不辱身，不降志”。据有些文章介绍，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胡适曾欢呼过苏联的经济平等政策，后来他访欧时顺便在苏联作短暂的访问以后，对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一直持反对态度，但终他的一生，只是反对共产党，而没有辱骂共产党，对五十年代对他的批判，包括给他扣的政治帽子，他也持宽容态度。他把刊登批判他的文章的报刊收集起来，戏对友人说：“共产党还是很看得起我胡某的！”据说，我们党当时曾托人到纽约对胡适表达这么个意思：中国共产党只是批胡适思想，而对胡先生本人还是很敬重的，欢迎他回来。胡适听了笑着说：人和思想是不能分开的。共产党敬重胡适，不就是因为有胡适思想吗？没有胡适思想的胡适还会有人敬重吗？中国人文学科的高级知识分子，1949年时绝大多数都留在大陆，像胡适那样跟国民党出走的为数甚少。然而论学术成就、创作成绩，出去的人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有骄人的成就。留在大陆的怎么样呢？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有诗云：“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有颂红颜”，未必人人认同，但就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而言，有几个人能在1949年已达到的成就上有所突破呢？不是留在大陆的人天赋不如出去的人，也不是留在大陆的人不够勤奋，而是因为大的政治气候和学术环境不同所致。从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来看，我们更没有理由责备胡适的选择。

胡适一生看人只看业务专长和人品，不问政治观点。他很尊重别人对政治的选择。他任北大校长时，不反对甚至还同情学生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但不赞成采取罢课、上街游行的办法。他也反对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和迫害追求进步和民主的学生，并且尽他所能保护学生不受迫害。在学生面前，劝学生不要停课，不要上街；在国民党政府面前，批评国民党，为学生辩护，甚至出面阻止国民党军警进入北大校园逮捕进步学生。作为一个校长，做到这个份上是很不简单的。1989年“6-4”，数以百万计的首都学生、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反对腐败，要求民主改革的时候，我们的大学校长同情学生的大有人在，但有谁像当年胡适那样，敢干站出来为学生说话，敢于批评政府的血腥镇压？谈到这些，我们俩都认为胡适这个校长是很难得的。

王若水走得太早了，如果有时间，我想他会写一篇文章再论胡适的。

2002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