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王若水离我们而去了。他的躯体在遥远的异国土地上化为灰烟。身后留给中国的是篇什繁富的闪着智慧之光的著作，这是一份有分量的精神遗产，足以使他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地位。

活跃于中国思想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王若水，是人民日报社的一位杰出的忠贞的工作者。他个人的命运同这个媒介实体的命运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性。他的人生历程中的晴昙起伏与闻达忧患，都已深深地留在报社同事们的记忆之中。他那沉潜理性、服膺真理、襟怀磊落的学者风范，他那从容不迫、行云流水似的优美文章，都令大家深为钦佩。他的逝世既是中国思想界的损失，也令他的朋友们悼惜不已。在追怀逝者之际，人们不能不沉痛地想到他晚年因发表学术言论而得咎的坎坷遭遇。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在这场促人深思的争论中，王若水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政治气候实际上并不怎么宽松的情况下，他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得失，敢于针对当时最大理论权威的批评进行有理有据的反批评，清晰有力地阐明自己的理论观点，以镇定自若、不卑不亢的态度去应对外来的巨大压力，充分显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和人格尊严，因而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尊敬。不幸的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那场学术层面的争论，竟又重蹈了学术与政治相混淆的覆辙，致使王若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先是被撤免职务，后是被中共除名）。关于那场争论中的是非曲直，公众中早有议论，将来大概还会有种种评说。笔者这篇拙文只想就那场争论中的一个插曲棗所谓《镜报》事件的始末及相关问题澄清一些事实并略述己见。

从深入钻研马克思经典著作入手，密切联系现代中国的实践经验，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是王若水在“文革”后着力从事的一项学术工作。从八十年代初期起，他在这方面先后发表了几篇文章。1983年3月14日，中国学术界在北京举行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周扬在会上做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讨论》的主题报告，报告中阐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部分是被邀请参加起草工作的王若水帮助拟稿的。这个报告发表后引起了广泛重视，但是思想压制和人事整肃接踵而至。同年10月，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党员干部大会上宣布免去王若水副总编辑之职，宣布中央同意胡绩伟辞去社长之职，并在长篇讲话中对胡、王二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王若水的批评集中在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上。他指责王若水“对阶级斗争，对剩余价值学说，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问题都没有这样热心地宣传过”，却在谈论异化问题方面“起了一个非常热烈的宣传者的作用”。他认为，“这个宣传的结果使得一些青年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在胡乔木看来，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这样的学术问题，只有他这位大理论家才有资格发言。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胡乔木来到中央党校，在周扬曾做报告的同一讲坛上做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讲话（讲话文本出版时胡乔木自己称之为“讲话式论文”）。他在讲话中对他所说的“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提出了严峻的批评；虽未指名道姓，谁都明白，他批评的重点是王若水的言论。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很奇怪：胡乔木在这篇讲话中显得极其谦虚。讲话的开场白说，他今天的讲话“只准备就几个主要问题讲一些意见，跟大家一起讨论。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在结束讲话时他又重申了他“只是参加讨论”的表白；接下来又是一大段谦虚的话语，他说：“在一次讲话中也不能说得很透彻，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地希望大家指正”。说了这些还嫌不够似的，接着又说：“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惟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些话说得多么好，显示出讲话者的雍容大度、虚怀若谷。对于王若水本人，胡乔木也表现得很有风度，甚至可以说相当客气和殷勤。讲话过后不几天，他就让秘书给王若水送来了一份讲话文本，秘书的信中说：“请你提提意见，个别谈或写成书面意见都可以。”几天后一位参加胡乔木讲话稿起草工作的先生也奉胡乔木的指示打电话给王若水，征求对讲话的意见。三天后，这位人士又打来电话，说要和一位哲学家（想必也是讲话稿起草班子里的一位）一起来见王若水，当面听取对讲话的意见。由此可见，胡乔木征求意见的心情是多么急切。在这种近乎催促的情况下，王若水便用五张信纸写了一份意见送了上去，其中表示了自己想写答辩文章的意思。过了些日子，王若水从一次正式的传话中得知，胡乔木认为，王若水“在基本上不同意”自己讲话中的观点。传话者宣称：“乔木同志说，若水可以写文章，（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发表不合适，可以在《哲学研究》上发。”二月底，《哲学研究》杂志的负责人果然奉命来向王若水约稿。王在三月中旬把写好的答辩文章交给了《哲学研究》。不久他被告知，他的文章定于在《哲学研究》四月号上发表。

不料就在这期间，一个消息突然传到人民日报社。那消息说，邓力群在一次会上把王若水写答辩文章这件事说得很严重，好像它属于“翻案风”一类的性质，“这成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许多同志都反对我这样做，好像我闯了什么滔天大祸似的。”棗王若水后来回忆说。得知上述消息之后，报社领导人秦川和李庄赶紧写信向中央书记处胡启立报告。报社还为此事开了会，要王若水收回文稿。同事们劝王暂缓发表这篇文章，建议他多征求意见，推敲修改。王若水同意了，他将文稿打印出来，分发了几十份以征求意见。到了五月，《哲学研究》负责人告诉王若水，编辑部奉到通知，他的答辩文章将在六月号上发表。王若水请求将发表时间再往后推迟，因为稿子他还要继续修改。然而，事出蹊跷，就在这当口儿，香港的《镜报》在1984年六月号上突然把尚在征求意见中的王若水文稿登出来了。

《镜报》事件发生后，胡乔木的态度随即来了个大改变。中宣部很快通知人民日报社：“经请示，乔木同志说，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既然在香港登出来了，国内就不发表了。”胡乔木本人也多次给秦川打电话，说对《镜报》事件“要追查”，还说他根本没有要王若水写文章。因此，可以说，《镜报》实际上是帮了胡乔木一个大忙。第一，胡氏以这个事件为借口把王若水答辩文章在中国内地发表的机会给剥夺了。第二，胡氏借此事件对王若水进行政治上的打击；把王若水打下去，这样不就再也没有敢于同他在理论上进行较量的对手了吗？真可谓一箭双雕。遵照胡乔木的“要追查”的指示，人民日报社于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和七月十三日召开两次编委会，对王若水进行批评和究问。与会者“一致认为”，王的文章在《镜报》发表，“是个严重政治事件”。发言者还指出，《镜报》编者有意利用王的答辩文章“进行挑拨和攻击，用心是很恶劣的，对此，王若水要负责任”。会议又批评王若水说，他写这样的文章，本身就是“极错误的”，因为“胡乔木同志的文章实际上是对几年来文艺界和理论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的总结，党中央,小平同志都认为很好，指定作为高等学校的教材，并且要求全党组织学习”。既然如此，王`若水写此文章，就是“硬要公开挑起争端，不管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大局是很不利的，是和党中央、小平等同志对着干。他的文章在《镜报》上发表后，香港一些反动刊物和一些外国记者会做文章，国际上的影响将是很坏的”。如此等等。不难看出，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发出这样高得出奇的批评声调，也是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的。要知道，这两次编委会上，都有上面派来的“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宣部整党指导委员会”的驻报社联络员在出席观察，报社领导方面如不摆出个阵势做做样子，如不极力表现出“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姿态，怎么能过关呢？对于这些虚张声势的高调的批评和指责，王若水在会上都一一进行了反驳。

关于自己的文稿为什么会被《镜报》抢先发表的问题，王若水在编委会上郑重声明：他对此事毫不知情。由于一再被追问，王若水在7月13日的编委会上严肃认真地提出了“向党保证五点”：“一、我和《镜报》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识该刊的主编或其他编辑记者；二、我没有把自己的文章交给《镜报》；三、我也没有委托、授意或暗示任何人把这篇文章交给《镜报》；四、我不知道是谁把这篇文章送给《镜报》；五、《镜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是对于有关部门要王若水提供他送出文章清样（即征求意见稿）的名单，这一点，王若水始终没有答应，因为他根本就反对追查，更不愿收到文章清样的人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而被侵犯公民基本权利。

围绕《镜报》事件进行的追查，似乎也伸延到了香港。1985年夏天，我在香港见到《镜报》社长徐四民先生时，他告诉我说，去年确曾有人向《镜报》同仁们询问该刊所登的王若水文章的来源，他本人也曾被人请去谈话。徐先生说：“对于这件事，我们始终坚持了这样一个原则性立场：香港不是内地，香港是个法治社会，合法出版物的消息和稿件的来源，属于出版者自己的业务秘密，也是受法律保护的，这种权利是不容侵犯的。”徐先生这番话使我知道了对于《镜报》事件的追查为什么无果而终。

鉴于《镜报》事件的问题使王若水被困扰了好几年，这里我想根据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事实，谈谈《镜报》的背景情况以及该刊与王若水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

《镜报》创刊于1977年8月。它的社长徐四民先生祖籍厦门，他本是缅甸著名爱国侨领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身为缅甸华商商会会长的徐四民，不顾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馆的阻压，团结侨胞在仰光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6月，徐四民受邀到北平参加了全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1954年他又以华侨代表的身份回国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64年，因为缅甸政局骤变，徐四民举家回国定居（当时，军事政变后成立的缅甸政府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徐四民领导的《新仰光报》及其它实业均被“国有化”，新中国驻缅使馆建议他回国工作），在廖承志领导下的侨务部门工作过十二年。1976年9月，徐四民全家去香港定居。多年来徐先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九十年代更升为全国政协常委直至今日。所以，这位老先生（他生于1914年）现在已经是全国政协中一位著名的资深成员了。他所主持的《镜报》月刊以“振兴中华，诚实敢言”为宗旨，坚持“支持开明进步，反对保守落后”的言论方针，办得颇具鲜明特色，在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国内的不少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等文化界人士也都常在《镜报》上发表文章。所以，王若水的学术文章出现在这家刊物上，也是很平常的事，根本无须大惊小怪，而借此来整人，进行政治挞伐，就更是没有道理。

至于《镜报》在1984年抢先发表王若水的答辩文章的动机说来也没有什么神秘。徐四民先生乃是一位地道的老报人（他当年在缅甸主持的《新仰光报》在东南亚华人华侨中间就颇有名气）。千方百计“猎取”独家新闻和独家稿件，以期提高自己的身价，乃是香港和海外报刊的惯常做法，徐先生当然也精于此道。他抢先发表哲学家王若水同大理论权威争论的文章，也不过是为了表明支持学术自由的立场并扩大自己刊物的影响，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么一来，竟会触发了一个“政治事件”，使文章作者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

就个人关系来说，徐四民和王若水早先谁也不认识谁。王若水在他的五项保证中所说的那几点，完全是事实。自从发表了王若水那篇文章以后，徐先生才有了想访晤这位健笔纵横的哲学家的意愿，而且，这个意愿越来越急切。但他不知道到北京后怎样才能见到王若水。由于机缘凑巧，我和妻子沈纯居然被徐先生当作他访晤王若水的中介人。我们早先也都不认识徐四民先生。1985年1月间，沈纯作为《人民日报》记者随全国侨联组织的侨乡访问团到福建采访，同应邀来到侨乡参观访问的徐四民先生偶然相遇，两人交谈起来，徐先生说他很高兴能在故乡见到《人民日报》的人，并且热情地表示，以后将赠阅《镜报》。沈纯回京后果然见到徐四民寄赠的最新出版的《镜报》。大约三个月以后，徐先生给我们寄来了一封短笺，说他将在政协开会期间抽空来拜访王若水先生（他已知我们家和王家同在一个宿舍区，相距很近）。4月7日徐先生偕夫人郭素兰女士来到我家，要我们陪他去王若水家，我以电话向王若水打招呼，王为避嫌不肯见。徐先生白跑了一趟。同年夏间，我奉派去了香港，担任《人民日报》驻港记者，同徐四民先生常见面，工作上也有些来往。我曾问他，《镜报》上发表王若水的文章是怎么回事，他说此事与王本人毫无关系，他们自有取得稿件的办法。但他很关心王若水的处境，几次向我询问王若水的近况，希望重新找个机会同王见见面。1988年4月10日下午，徐先生第二次来到我家，还是要我们陪他去见王若水；这一次王同意了，于是我和沈纯便陪同徐先生去到王若水家。徐、王两位初次见面，叙话不多，但在交谈中，王若水郑重地向徐四民问起曾给他带来许多烦恼的《镜报》事件，不过，口气则是温和平静的。我记得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当年你们《镜报》登出的我那篇文章，原是征求意见的未定稿，不知你们是怎么拿到的？”徐四民回答说：“那年春天我来到北京，碰巧看到了王先生的文稿，是我自己把文稿带回香港的，不是别人寄去的。”回答就这么简单。王若水是个很懂分寸的人，听他这么回答，便不再往下问了。我想徐先生在王若水面前不肯说出他看到的文稿是在何处，大概是出于保守自己刊物稿源秘密的考虑吧！这也可以看出这位老报人的精明和谨慎。但我相信这个谜底将来自然会揭晓的。

徐四民这次初晤王若水，带去了一点“见面礼”：他把一册刚出版的《镜报》月刊（1988年4月号）赠给了王若水，那上面有王若水向胡乔木答辩的第二篇论文《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棗答复和商榷》。（这期刊登的是文章的（上）部分，五月号登出（下）部分。）据我所知，这篇文章也不是王若水自己投稿给《镜报》的。但这已无关紧要，因为王若水已不是中共党员，他的文章刊登在《镜报》上，中共组织当然已经管不着，不再会引发什么“政治事件”；况且如今是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消息和文章都会“不翼而飞，无胫而走”，瞬息即达，无远弗届，这是任何权力都阻遏不了的。有趣的是王若水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对胡乔木的应战，最后还是由香港《镜报》给划上了个句号，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徐四民先生在离开王家之前，拿出相机亲自给王若水拍了一幅半身照，然后又让我给他俩拍了张合影。据我记忆，徐、王二人1991年3月间在北京又匆匆见过一面，这一次，好象只是因为徐先生要向王若水赠送他的一本著书棗《徐四民言论集》。

这篇拙文拉拉杂杂拖了这么长，为的是澄清事实，去诬存真。王若水被一个从天而降的《镜报》事件缠得很苦。他为此蒙冤受屈挨整（被中共除名也与此事有关），应当让事实为他湔雪。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已成历史。透过《镜报》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学术与理论上的交锋，竟会演变得那样曲折诡谲，令人捉摸不定。在这场理论思想的斗争中，胡乔木为人的多变善变，确实有相当充分的表露。发表讲话时他的姿态是那样温良谦恭，所有好听的谦虚美辞几乎都被他说到了。讲话出台后他差人累次三番的向王若水“征求意见”。假如王若水识时务，呈给他的“意见”是对他的讲话式的论文的高度赞美和颂扬，再加上低头承认自己理论观点的错误和乖乖接受他的批评，那么王若水的命运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这一点，王若水心里是再清楚不过了。然而他偏偏没有这样做，他拿出的却是“在基本上不赞成”胡氏讲话的答辩文章。所以，《镜报》的事一出，大理论权威随即翻脸变卦，趁机“封杀”王的答辩文章还不满足，又对王本人狠施打压。人们不能不感到惊讶的是，同一位大理论权威，何前谦和而后忌刻以至于此也！几个月前宣称“真理愈辩愈明”的人，为什么又如此害怕辩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