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怀念若水

冯兰瑞

    2002年新年假日刚过，就传来了不幸的消息：1月9日，我们最诚挚的朋友若水走了。这让我感到意外。就在12月上旬我们还通过话，他的精神很好，说正在进行化疗。近来胃口也好了一些，病情没有发展，控制住了。年假期间，我打了几次电话没有接通。后来听说，若水情况有好转，没人接电话是因为住进医院接受一种新的治疗。好象是很有希望。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但噩耗毕竟被证实了。今天参加这个会，想说几句心里话，聊以寄托我的哀思。

    若水是同时代我最钦佩的哲学家、思想家。他学术造诣很深、逻辑思维缜密、观察问题敏锐，他在理论上的彻底性，对真理执着的追求，都是非常难能可贵、值得称道和学习的。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无论文章和讲话都心平气和，分析透彻，婉转而有力，让听者不能不为之折服。这是那些以势压人的权威们所望尘莫及的。

    若水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还是我们理论界有名的硬骨头。1972年为反左还是反右给毛泽东写信受到打击，八十年代为人道主义同胡乔木辩论，坚持真理，毫不妥协。这些，同志们比我知道得多。我只谈一件同我关系最直接的事情：1979年的“阶段风波”。

    所谓“阶段”指的是苏绍智同我合作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文，简称“阶段”。“风波”则发生在此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79年5月第5期之后。当年7月初，党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和副院长邓力群分别书面指示和开会布置，令该刊组织文章批评，并说明反批评的文章不许登，内部也不能登。我这两位顶头上司给我们文章加的罪名是：不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这不是学术问题，是政治向题。他们虚拟靶子、把我们树为假想敌。一次会议上,胡乔木还说，关于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没有一年也有半年，有的文章很凶，社科院也有同志参加了这个讨论。

    但是，经济学界的同志们都知道，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自建国以来，经济学界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 却根本没有一次涉及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时由唐宗负责的学术资料室编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报刊文章目录索引（1949--1979）》可以证明。

    可是，两位理论权威竟将他们批判《阶段》一文的意见弄到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去讨论。他们的作法是，把《阶段》中的一句话作为要批判的错误观点，写进：“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宣传提纲”这样一份重要一文件中。这就使得中宣部讨论这个宣传提纲时，必然要讨论对苏、冯文章的批判问题。

    1979年7月，时值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仅仅三个月之后，如果《阶段》一文不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的罪名成立，那将是十分严重的错误。一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批判就会降临我们的头上，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幸当时经济学界的同志对这次批判不积极，刊物组稿多遭婉拒。更重要的是，中宣部的会上意见分歧。尽管多数与会成员主张批判，却有几位同志不赞成。王惠德首先提出异议。他说苏、冯的文章没有错，这个宣传提纲还需要讨论。

    中宣部讨论这份宣传提纲的会议举行了三次。每次都有思想理论界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第二三次若水作为《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他仔细地听了会上的发言。细心的若水发现，有些同志好象没有看过准备批判的苏、冯的文章。于是，他向中宣部的部长和副部长提出疑问，一个一个地请问他们是否看过苏、冯的文章？回答是都没有看过。据此，若水建议，请几位领导看了他们的文章后，再讨论是否要批判的问题。   幸喜主持会议的是作风民主的胡耀邦 (当时是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他接受了若水的意见，宣布看了文章后再讨论。

    几天后中宣部再次开会。参加会的还是上次那些同志。多数人发言仍主张批判苏、冯的文章。若水则是再度逐一请问几位领导，问他们看了这篇文章没有。朱穆之副部长说，他看过了，文章中没有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有一句话：中国还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那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朱穆之说的, 也正是文件中引了作为错误思想要批判的那句话。朱说完后，若水发言说：苏、冯他们的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中也有这样的话。《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参与审查过的。一边说一边拿出一本小册子《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翻开第8页，念道：“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篇文章，曾于1978年5月5日在全国各大报同时发表，中央广播电台同日播出，以后又出版了单行本，是大家都知道的。若水发言后，耀邦同志亲笔删掉了叶剑英讲话宣传提纲中引出要批的那句话。中宣部的会议否定了批判苏、冯文章的意见。胡乔木等未能如愿。他还为他的这种作法向苏绍智道歉，也托人向我转达过歉意。

    但是，他的道歉并非诚意，他并不甘心，以后又有几次反复，此地不赘。

    若水平心静气、有理有据、实事求是的发言，消弭了一场就要降临我们头上的灾难。他的敢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事迹，过去听说过一些，巳怀十分好感。这次会上的情况，听了与会的光远和惠德转述之后，对若水的感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在我们熟悉之后，有一次我偶然提起此事，他只是淡淡一笑，说：这算不了什么。此后他也没有再说过这件事。

    我与若水相识很晚。在“阶段风波”发生之前，大概只在务虚会上见过，没有说话。在这次事件之后，接触多了一些，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0年代，我兼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工作。我认为搞经济学的也应懂得一点哲学，所以，我们的学术活动有时请他参加、作报告。他讲哲学理论，即令是很复杂艰深的问题，都是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说服力很强。他思路清晰，语言明快，特别受欢迎。一位年轻同志对我说：听王若水的报告简直是一种享受。给我印象很深。

    1977年若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83年被免职。这个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少重要文章，读者对报纸的反映很好，其中也包含着若水的一份辛劳。从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开始，若水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了,1987竟被从党内除名。

    可是，若水并未被压倒，他决不屈服，而且越来越坚强了。 他不断为真理而抗争。1986年出版了《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印了三万册。说来惭愧，这时候我才得以读了若水反驳胡乔木的文章：《我对人道主义向题的看法一答复和商榷》。也正是这一年，经济学界举行的全国全面改革理论讨论会，《经济学周报》举行的记者站会议，都请他作过学术报告。 

    尤其可贵的是，他在被剥夺了公开发表文章的权利之后，仍然是那样乐观、开朗，保持着健康的情绪，独立的精神，继续钻研，潜心做学问，在逆境中艰苦奋斗，写出了多篇文章。这些论著凝聚了他的智慧、学识和文字功力，具有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他1995年完成的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2000年的《整风压倒启蒙》等文，我读后都感到受益匪浅。

    1996年，若水因肺癌手术住院。我得知后吃了一惊，急忙去医院探视。他年轻的妻子冯媛陪伴着他，对他无微不至地体贴照料，使他病体恢复得很快，也使我很感动。不由地想起十年前他们的婚事。那是在若水被免去副总编辑职务三年之后，一位年轻的四川姑娘钟情于他，我当时是非常赞成，为他庆幸的。对冯媛那超凡脱俗的选择，她高尚的情操，十分欣赏。以后几次见面，他已康健如常，1998年还到欧洲去讲学，又写了几篇文章。

    没有想到2001年若水的病复发了，又住进医院。八月初我才知道，去探望他时，他正在走廊散步。这时他的左腿己经肿到脚跟，两条腿一粗一细，看着很难过。他却说不痛，只是走路不太方便。问了一下治疗的情况，感到不妙。安慰他几句，他说：你放心，我决不会因为我的情绪影响我的病。多么诚挚而坚强的人！我想。

    过了一天，若水打电话来，说昨天有件事忘记告诉我，他要同冯媛一起到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答应为他治病。并且说，协和的医生告诉他 , 对他的病已经没招了。去哈佛似还有一线希望。他们准备八月下旬动身。我想既然如此，也只好去试试了。 

    八月中旬，我去了趟老家贵阳，为我九十七高龄的老师祝寿。下旬我赶回来，孩子告诉我，若水已经赴美，行前冯媛曾打电话来。以后我两次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他说，已作过检查，正在化疗，情况很好。你听我说话，底气很足的。现在每天散步，看看书。我劝他不要太劳累，不要讲演作报告。他说只在哈佛讲了一次。他还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一篇谈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辩证法的文章，这是在去年十二月。最后一次通话，他问我文章看到了没有,说话的声音也很清亮。我也颇为高兴。以为再过几个月，我们又可以见面了。

    真没有想到，若水就这么匆匆地走了。

    遗憾的是我从贵阳回来晚了一点，失去了最后见他一面的机会。每念及此，不禁老泪盈眶了。

    若水一生，磊磊落落，佼佼铮铮，追求真理，探索不息，直到生命的最后。若水走了，他对祖国文化思想哲学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著作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留下的多篇没有发表的包括那些带病写出的论著，都是珍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绝不可让它淹没，应当结集出版问世。

    若水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2002.2.25初稿  3.9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