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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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若水

冯兰瑞

    2002年新年假日刚过,就传来了不幸的消息:19日,我们最诚挚的朋友若水走了。这让我感到意外。就在12月上旬我们还通过话,他的精神很好,说正在进行化疗。近来胃口也好了一些,病情没有发展,控制住了。年假期间,我打了几次电话没有接通。后来听说,若水情况有好转,没人接电话是因为住进医院接受一种新的治疗。好象是很有希望。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但噩耗毕竟被证实了。今天参加这个会,想说几句心里话,聊以寄托我的哀思。

    若水是同时代我最钦佩的哲学家、思想家。他学术造诣很深、逻辑思维缜密、观察问题敏锐,他在理论上的彻底性,对真理执着的追求,都是非常难能可贵、值得称道和学习的。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无论文章和讲话都心平气和,分析透彻,婉转而有力,让听者不能不为之折服。这是那些以势压人的权威们所望尘莫及的。

    若水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还是我们理论界有名的硬骨头。1972年为反左还是反右给毛泽东写信受到打击,八十年代为人道主义同胡乔木辩论,坚持真理,毫不妥协。这些,同志们比我知道得多。我只谈一件同我关系最直接的事情:1979年的阶段风波。

    所谓阶段指的是苏绍智同我合作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文,简称阶段。风波则发生在此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795月第5期之后。当年7月初,党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和副院长邓力群分别书面指示和开会布置,令该刊组织文章批评,并说明反批评的文章不许登,内部也不能登。我这两位顶头上司给我们文章加的罪名是:不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这不是学术问题,是政治向题。他们虚拟靶子、把我们树为假想敌。一次会议上,胡乔木还说,关于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没有一年也有半年,有的文章很凶,社科院也有同志参加了这个讨论。

    但是,经济学界的同志们都知道,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自建国以来,经济学界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 却根本没有一次涉及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时由唐宗负责的学术资料室编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报刊文章目录索引(1949--1979)》可以证明。

    可是,两位理论权威竟将他们批判《阶段》一文的意见弄到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去讨论。他们的作法是,把《阶段》中的一句话作为要批判的错误观点,写进: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宣传提纲这样一份重要一文件中。这就使得中宣部讨论这个宣传提纲时,必然要讨论对苏、冯文章的批判问题。

    19797月,时值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仅仅三个月之后,如果《阶段》一文不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的罪名成立,那将是十分严重的错误。一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批判就会降临我们的头上,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幸当时经济学界的同志对这次批判不积极,刊物组稿多遭婉拒。更重要的是,中宣部的会上意见分歧。尽管多数与会成员主张批判,却有几位同志不赞成。王惠德首先提出异议。他说苏、冯的文章没有错,这个宣传提纲还需要讨论。

    中宣部讨论这份宣传提纲的会议举行了三次。每次都有思想理论界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第二三次若水作为《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他仔细地听了会上的发言。细心的若水发现,有些同志好象没有看过准备批判的苏、冯的文章。于是,他向中宣部的部长和副部长提出疑问,一个一个地请问他们是否看过苏、冯的文章?回答是都没有看过。据此,若水建议,请几位领导看了他们的文章后,再讨论是否要批判的问题。   幸喜主持会议的是作风民主的胡耀邦 (当时是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他接受了若水的意见,宣布看了文章后再讨论。

    几天后中宣部再次开会。参加会的还是上次那些同志。多数人发言仍主张批判苏、冯的文章。若水则是再度逐一请问几位领导,问他们看了这篇文章没有。朱穆之副部长说,他看过了,文章中没有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有一句话:中国还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那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朱穆之说的, 也正是文件中引了作为错误思想要批判的那句话。朱说完后,若水发言说:苏、冯他们的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中也有这样的话。《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参与审查过的。一边说一边拿出一本小册子《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翻开第8页,念道: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篇文章,曾于197855日在全国各大报同时发表,中央广播电台同日播出,以后又出版了单行本,是大家都知道的。若水发言后,耀邦同志亲笔删掉了叶剑英讲话宣传提纲中引出要批的那句话。中宣部的会议否定了批判苏、冯文章的意见。胡乔木等未能如愿。他还为他的这种作法向苏绍智道歉,也托人向我转达过歉意。

    但是,他的道歉并非诚意,他并不甘心,以后又有几次反复,此地不赘。

    若水平心静气、有理有据、实事求是的发言,消弭了一场就要降临我们头上的灾难。他的敢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事迹,过去听说过一些,巳怀十分好感。这次会上的情况,听了与会的光远和惠德转述之后,对若水的感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在我们熟悉之后,有一次我偶然提起此事,他只是淡淡一笑,说:这算不了什么。此后他也没有再说过这件事。

    我与若水相识很晚。在阶段风波发生之前,大概只在务虚会上见过,没有说话。在这次事件之后,接触多了一些,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0年代,我兼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工作。我认为搞经济学的也应懂得一点哲学,所以,我们的学术活动有时请他参加、作报告。他讲哲学理论,即令是很复杂艰深的问题,都是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说服力很强。他思路清晰,语言明快,特别受欢迎。一位年轻同志对我说:听王若水的报告简直是一种享受。给我印象很深。

    1977年若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83年被免职。这个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少重要文章,读者对报纸的反映很好,其中也包含着若水的一份辛劳。从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开始,若水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了,1987竟被从党内除名。

    可是,若水并未被压倒,他决不屈服,而且越来越坚强了。 他不断为真理而抗争。1986年出版了《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印了三万册。说来惭愧,这时候我才得以读了若水反驳胡乔木的文章:《我对人道主义向题的看法一答复和商榷》。也正是这一年,经济学界举行的全国全面改革理论讨论会,《经济学周报》举行的记者站会议,都请他作过学术报告。 

    尤其可贵的是,他在被剥夺了公开发表文章的权利之后,仍然是那样乐观、开朗,保持着健康的情绪,独立的精神,继续钻研,潜心做学问,在逆境中艰苦奋斗,写出了多篇文章。这些论著凝聚了他的智慧、学识和文字功力,具有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他1995年完成的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2000年的《整风压倒启蒙》等文,我读后都感到受益匪浅。

    1996年,若水因肺癌手术住院。我得知后吃了一惊,急忙去医院探视。他年轻的妻子冯媛陪伴着他,对他无微不至地体贴照料,使他病体恢复得很快,也使我很感动。不由地想起十年前他们的婚事。那是在若水被免去副总编辑职务三年之后,一位年轻的四川姑娘钟情于他,我当时是非常赞成,为他庆幸的。对冯媛那超凡脱俗的选择,她高尚的情操,十分欣赏。以后几次见面,他已康健如常,1998年还到欧洲去讲学,又写了几篇文章。

    没有想到2001年若水的病复发了,又住进医院。八月初我才知道,去探望他时,他正在走廊散步。这时他的左腿己经肿到脚跟,两条腿一粗一细,看着很难过。他却说不痛,只是走路不太方便。问了一下治疗的情况,感到不妙。安慰他几句,他说:你放心,我决不会因为我的情绪影响我的病。多么诚挚而坚强的人!我想。

    过了一天,若水打电话来,说昨天有件事忘记告诉我,他要同冯媛一起到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答应为他治病。并且说,协和的医生告诉他 , 对他的病已经没招了。去哈佛似还有一线希望。他们准备八月下旬动身。我想既然如此,也只好去试试了。 

    八月中旬,我去了趟老家贵阳,为我九十七高龄的老师祝寿。下旬我赶回来,孩子告诉我,若水已经赴美,行前冯媛曾打电话来。以后我两次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他说,已作过检查,正在化疗,情况很好。你听我说话,底气很足的。现在每天散步,看看书。我劝他不要太劳累,不要讲演作报告。他说只在哈佛讲了一次。他还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一篇谈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辩证法的文章,这是在去年十二月。最后一次通话,他问我文章看到了没有,说话的声音也很清亮。我也颇为高兴。以为再过几个月,我们又可以见面了。

    真没有想到,若水就这么匆匆地走了。

    遗憾的是我从贵阳回来晚了一点,失去了最后见他一面的机会。每念及此,不禁老泪盈眶了。

    若水一生,磊磊落落,佼佼铮铮,追求真理,探索不息,直到生命的最后。若水走了,他对祖国文化思想哲学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著作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留下的多篇没有发表的包括那些带病写出的论著,都是珍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绝不可让它淹没,应当结集出版问世。

    若水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2002.2.25初稿  3.9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