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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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境界

关于王若水

冯媛

最近,一部名为A Beautiful Mind的电影在美国上映,这里的中文报纸将它译为美丽境界。每看到这个片名,就想起大夫对若水脑CT照片的赞叹:多漂亮!我也曾再三端详那些角度不同的轮廓,那些明暗更替的区域和往复绵延的沟回,不免好奇什么造就了这颗大脑,使它在医学的眼光中也堪称美丽?

 

也许,是永远活跃的思想让这个大脑如此美丽?

在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中,有一个叫做新见解的文件。这是此次若水的第一篇口授,是他对中国民主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这篇文稿创建于2001年12月31日下午4时许,他做完几个小时的治疗之后。当时,我记录了700多字。元旦上午,若水精神比头天更好。大夫说他治疗时,我们也可以工作。于是,若水回到他的思路上,进行到12时许,大致完成,约2600字。

谁也没料到,午餐后,治疗即将完毕之际,在大夫和我眼皮底下,他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对治疗产生了强烈的反作用。转眼间,医生护士来了一屋子。也许是觉得我这个外行在旁边傻站着反而碍事,也许是担心目击抢救会让我更加不安,当班负责的医生让护士把我带到家属休息室。过了好一会儿,他来找我,说没事了,可以回病房了。我道了谢在这么一个假日,正值午餐时分,不同科室的有关医生居然在需要他们的瞬间,立刻出现在病人面前。回去看到若水平静安详的样子,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刚才的反应正是死神对医学发起最后挑战的信号。傍晚,重新看一遍那些记录,发现除了我打字时的误植和需要查对原文的引语之外,几乎不需要有什么编辑,若水的思路还是那样清晰,语言还是那样干净:

毛本人和中共党史的说法,都是民主革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现在看起来,民主革命没有取得胜利。民主革命有两个必要内容:一是土地革命,第二是资产阶级取得一定的权利。摆脱知识分子的积极影响,这就注定了中国革命要失败(所谓失败,不是指取不到政权)。

列宁主义的中心点,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排除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外,就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也是这样

我认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这种倾向,要负责任。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说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共产主义者就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对自己的使命坚信不移,类似宗教。列宁所谓的共产党人的自大狂,也是类似于此,他们好像说真理在我这里跪下来了。这种信心,成为许多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力量的泉源,但也产生一种盲目的信仰。这个思潮,属于欧洲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是不同的。

 

也许,泰然自如的态度也使他的大脑如此美丽?

1996年7月,若水做了肺癌切除。手术前夕,大夫半开玩笑:手术不会死人,只是有人没从麻醉中醒来。为了预防万一,当晚,他倚在床头口授,我在电脑上敲下了三篇文稿:《失乐园我看〈红楼梦〉》,《哲学基本问题批判》,中国共产党研究写作计划。第二天,上手术台之前,他告诉我:昨晚失眠了。脑子里净想的是这辈子的好事。照许多人看来,他的一生,大至国家民族浩劫、小至个人悲欢沉浮,都历尽坎坷祖籍江西,生在上海,4岁时随家迁居湖南,11岁时抗日战争爆发,他们全家又逃难到四川;幼年多病,经常辍学,直到以同等学力报考高中。短暂的大学生活,是他的黄金时代,以后则经历了个人迷信岁月里自我的丧失。当他在70年代初终于逐步恢复独立思考后,却因此招致10年之内两次被削职、被两代最高领导人点名批判、被限制发表文章。而他得出的教训竟是我再也不放弃我的自由权力了。他相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并在《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1988年)中,提出了克礼复己的口号。尽管这有限的自由没能享受几年,在那样一个无眠之夜,他的心中,洋溢的却是对生命的美好的回忆!

2000年初,医生在若水的淋巴发现了另一类型的低分化转移癌。2001年初,这种很猖狂的病魔开始侵袭他身体的其他部分。这些都使他有一种紧迫感,不过他仍然不改那不厌其烦地修改的写作方式。5年来,为破解毛泽东发动文革之谜,他先后发表了10多万字的文章。他还写作了一系列的散文随笔和论文,只身到印度、美国和香港参加学术会议。

这次,1月4日上午,他的医生,沉静、稳重而又亲切的拉宾大夫来到床前。拉宾大夫告诉我们,看来要做最坏的打算,而不是最好的打算。大夫走后,若水对我说:这回是头一次有濒临死亡(approching death)的体验。很奇怪,对那些鼓励你战胜癌症的谈话仍然不感兴趣,也不想看这方面的书。我不需要。对我都是多余的。说到这里,他笑了:谈死亡,我没这个,他一边微笑,一边摇头。我说:好,不谈这个。谈你想谈的。他想谈的是什么呢?周恩来的悲剧,这是个大工程。还有哲学的基本问题,以那篇发表在《马恩研究》杂志上的文章为基础,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许多人都想突破,但突不破。于是,他继续口授。这当中,他的思路,偶尔又会跳回来:在人民日报种一棵树。不要雕上我的名字。无名树,知道的人知道,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了。

1月8日,他最后一个白昼。早上,他对值班医生说:现在我知道了,要做最坏的打算,而不是最好的打算了。说这话时,竟带着一抹微笑。我站在床边,看着被感动的医生,第一次忍不住泪水,为他骄傲,也为他悲哀他还有好多没完成的思想。医生离开后,他说:我脑子还行,但身体已经不行了。

我安慰他:既然如此,看淡些。从我认识你开始,你的身体就跟不上你的脑子了。

1983年冬天,我们在人民日报大院邂逅。那时,以他为主要批判对象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没有尘埃落定。那场运动给刚刚进入研究生院的我带来了一场精神危机。正是1979年后的思想解放过程,使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并对中国前途有了信心。而当时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大肆批判,不啻是扼杀我们脆弱的兴趣和信心。因祸得福的是,若水被免职的处境,使我们可以平等地相处;由于身体不胜负荷,他晚上都不工作,于是我们有了很多聊天的时间。几年的过从甚密,奠定了我们15年婚姻的基础。

 

也许,永远年轻的心理也使那颗大脑如此美丽?

1990年,为从六四惨剧的创痛中走出来,我父母请我们游览九寨沟。那次旅行的间歇,若水捡起大学时代学过的德文。当时是希望能对照中译本,研读马恩原著中的一些关键地方,以利他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后来,尼采的散文、海涅的诗也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在北京时,有一次若水做化疗,不巧我与人有约在先,而那天我弟弟和若水的儿女都没时间来陪他,情急之下,我只好让人家来医院会客室。当若水知道来访的是一位德国人士时,便问我:你们谈完后,能不能请她来纠正一下我的德文发音,把海涅的《罗洛莱》录下来?事后,他兴奋了好几天。

这几年,他同病魔作斗争,我也特别忙。上下班路远,还不时离开北京几天,节假日也不一定都能陪他。我们曾经凑了一首打油诗戏谑我的忙碌,但对追求性别公正和平等的工作,他始终充满兴趣,并尽力支持。有时候,我赶完一篇稿子,实在不想再检查一遍,便求他替我看看一看。他常常用欣赏和骄傲的口吻评价我的工作,并认为我介绍给他的一些书和文章对他也有启发。聊天时,他总说:你应该写出来发表!尽管有时对某些女权主义学派的具体观点和方法不尽认同,在他心目中,女权主义始终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字眼。他总是在这个意义上,向人宣称我是女权主义者。

若水过去的消遣主要是西方古典音乐和电影。晚年,他从旅游中感受到了另一种乐趣。1997年,从手术和化疗恢复后,若水希望看看长江三峡,儿子陪他去了;那年,他从印度开会归来,我去曼谷接他,一起在泰国轻松了几天。1998年下半年,在旅居做访问学者时,我们去了北极圈内探险,去了安徒生的故乡;1999年,我们又到云南,登上了玉龙雪山,下到了虎跳峡

若水一直希望我申请哈佛大学的尼曼新闻工作者进修和研究项目。他再三说:我去给你当家属,好用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继续毛泽东和文革研究。2001年8月,我们如愿以偿,到了哈佛。他一边治疗,一边尽量利用图书馆。这期间,他最有成就感的,是最后回答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篇哲学和科学小品,开始于两年前他在北京住院期间,和他1946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同题。10月底,听麻省理工学院几位教授关于生命和基因科学的讲座,他在提问中趁机讲了自己文章的结论,得到了权威的首肯。对此,他无不得意,成了庆祝他75岁生日那天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1978年,若水初次访问哈佛,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新闻代表团的成员。这一回,他第5次到哈佛,却是第一次在美国做病人。即使是久病缠身之躯,即使已经不良于听,他都很快在新环境里赢得了尼曼同仁、邻居、医生、护士和病友的敬重和喜爱。一位朋友去医院探视时,正好碰上护士们换班,目睹了他们争着我来管王先生。1月8日,一位护士要休假几天,下班前特来告别,含着泪对他说:很荣幸有机会照顾你。我在这个领域工作很多年了,要制服癌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他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用他自己的方式我断然拒绝宿命、无奈这种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异化了的哲学,是甘居异化状态而不想超越、自拔,而自以为正常。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能让人绝望?

是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绝望。如果有人请他题词,他不是写克礼复己,就是写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有忧。如果说这也是夫子自道的话,他的确不惑不惧却有忧。他不能不忧国忧民。在一篇最终未能面世的自述中,他写道:最近一二十年来,我的思想有很大变化,但我还象少年时代那样爱我的祖国,还象青年时代那样追求真理。我还要用我的余生求索。

也许,这种忧患,抑或智慧的痛苦,也使那颗大脑如此美丽?

3月6日

(本文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第4期,编辑略有删节,并将题目改为王若水的美丽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