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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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人已逝留遗恨

                             悼念王若水

 

                                 郭罗基

 

  一个不停地思考的大脑停止了思考;但它已经作出的思考必将激发别人不停地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王若水,于二零零二年一月九日深夜在美国波士顿与世长逝了,享年七十有五。

 

我见到他的最後一面是一月七日。他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罩,呼吸急促,声音微弱,一见面就问:国内有什么消息?我不愿让他焦虑,轻松地说:平安无事。一个在中国遭受无情打击的知识分子,垂危之际,隔着太平洋还在遥念中国,他在文章中写到的这个苦难的而又为我深深所爱的中国。他为自己不能完成写作计划而遗憾。我说:你可以口述,录下音来。他说:声音太小,录音的效果不好。他的爱妻冯媛在一旁说:你放心,我把你的思想都记录下来了。若水眯上眼睛微笑,好像在享受这句话所赋予的温馨。他已走到人生的尽头,还有什么放不下?有的,两件事,一是中国,一是思想。

 

他身患癌症,与病魔抗争了四年。去年八月,来到波士顿治病。久别重逢,我们相见甚欢。他还是保持一贯的风度,头脑冷静,思路清晰。我们相期,不久的将来回到北京,与那里的自由化朋友,纵论国事,臧否人物。眼前的若水形容枯槁,怕是起不来了,我不禁黯然神伤。为了掩饰自己,故作欢笑,一定是很不自然。他看出来了,会心地轻声细语,反过来安慰我:没关系,很快就会过去,下个星期转到康复医院。在北京也是时好时坏。毕竟是重病在身,过了一回,他说:我累了,要闭上眼睛休息一下,你就坐在这里陪陪我。临走时,我望着他的安详的面容,没有再打扰他。谁知从此天人永隔。

 

  

一九六零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讨论六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我们初次相识。我原以为王若水有一把年纪了,因为他成名已久,不料才三十多岁。他每天早上跑步、打篮球,比我二十多岁的人还活跃。我们彼此很容易理解。此後的几十年,在大风大浪中,我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观点往往不约而同、不谋而合。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命运,铸成真诚的友谊。

 

一九四九年以前,他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我们都是在学生运动中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为追求民主而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们怀抱理想,甘愿牺牲,为建立新政权而奋斗。新政权建立後,却反过来迫害我们。共产党加之于身的不民主之苦,远远超过国民党。自己制造了自己的对立物,这就是我们哲学家所要研究的异化。我们陷入了异化的人生悲剧。首先是因为中国陷入了异化的历史悲剧。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的共产党,又建立了自己先前反对一党专权。共产党的异化是我们个人异化的前提。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後,土八路需要知识分子帮助他们管理城市,我们这些学校里的地下党员纷纷成了党政干部。王若水在北大哲学系没有毕业就被抽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我在南方的一个城市从科长、委员、书记一路上去。我们这些爱好自由的心灵,对于官场生涯天然就不兼容。若水说,他感到精神上受压抑;我说,我感到越来越不自在。若水要求调到大学或报社去工作。按当时的说法叫做闹情绪。居然也闹成了,一九五零年他转到《人民日报》。我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闹情绪,闹了两年才闹成,一九五五年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我们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时候都立志一辈子当职业革命家;共产党取得政权後,志向变了,不当职业革命家了,一心想走学者之路。本意是远离权力中心,退居文坛。谁知文坛和政坛一样,还是党天下。无处可退了,只能面对现实,发生冲突。精神上受压抑、越来越不自在的感觉非但没有消失,而且越发加重,以至上升为概念、判断、推理。忠诚的共产党员,始而为党内的异见者,终则成党外的反对派。我们由怀抱理想加入共产党,又因坚持理想而离开共产党。

 

 

若水出过一本书,书名是《在哲学战线上》。他是中国哲学战线上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价值就在于引起争议。如果抽去王若水,中国的现代哲学史恐怕就会散架。後来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潮,不能不读王若水的书。

  六十年代,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王若水是一方的主将。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反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他认为浮夸的根源是把思维当存在,因而反对哲学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杨献珍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在哲学上并不是正确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简单。在中央党校,以艾思奇为首的另一派与之发生争论。後来,这种争论推向社会。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方,主将由艾思奇变为王若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杨献珍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艾思奇、王若水认为是辩证法的命题,在黑格尔那里是唯心主义的,在马克思那里又是唯物主义的。为了宣传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若水写了一篇通俗文章《桌子的哲学》。有了桌子,才有桌子的观念。第一张桌子是怎样造出来的?造第一张桌子的人,脑子里必是先有造桌子的观念。由此,阐述了由存在到思维、由思维到存在的转化,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艰深的哲学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一时之间,街谈巷议都在讨论桌子的哲学。後来,在康生的指使下对杨献珍进行政治上的讨伐,王若水就沉默了,他并没有落井下石。杨献珍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而歪用哲学命题。康生整杨献珍是惩罚他反对大跃进,同时又把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搞成政治问题。在哲学讨论中支持杨献珍的一方都受到株连。粉碎四人帮後,杨献珍得到平反。他又旧事重提,指责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方是施加政治迫害。跟着康生起哄的人当然没有资格讲话了。王若水却并不避嫌,他区分了政治讨伐和哲学讨论,并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进行了一番清理,总结理论上的教训,写成几篇长文。从此这一讨论掩旗息鼓,说明王若水的论点是很难反驳的了。

 

  若水维护原则的坚定性不仅表现在理论上,更为可贵的是表现在政治上。

 

林彪垮台後,群众自发地批判极左路线。周恩来支持群众批极左。张春桥、姚文元却要反右。反左还是反右?在中国是政治风向标。反右,意味着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搞大批判,整人;反左,意味着落实政策,纠正冤案,宽松。若水是主张反左的。趁张春桥、姚文元不在北京,他编发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这一下触犯了张、姚。当时全国的报刊和各地领导人的调子也很混乱,有的反左,有的反右。若水一不做二不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全国应执行反左的方针。他对周恩来的言论表示同意,对张春桥、姚文元的言论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作了批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哪知道张春桥、姚文元的背後就是他。王若水真正并不高明的地方是没有看透毛泽东,还给他写信,自投罗网了。就算并不高明,抵得上什么罪命?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拿着鸡毛当令箭,当着周恩来的面,在人民大会堂把王若水训了五个半小时。张春桥的结论是:《人民日报》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走狗鲁瑛回去就发动批邪运动,从一九七二年年底到一九七四年年底,整整批了两年。胡绩伟、王若水成了《人民日报》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後作出处理:胡绩伟发配外地,王若水下放北京郊区大兴县当农民。遭到中南海打击的王若水,却受到纯朴的农民的爱护,当地老乡都说:老王不是坏人。

 

粉碎四人帮以後,这个案子翻了过来,胡绩伟、王若水又回到《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他们俩担任总编和副总编。胡绩伟、王若水当政的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若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冲锋陷阵,一往无前。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近几年,理论战线上涌现出一大批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王若水就是一位出色的闯将。

 

最大的思想牢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构筑起来的;彻底解放思想就必须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能不批判毛泽东的错误。粉碎四人帮以後,华国锋、汪东兴炮制了一个中共中央五号文件,还要追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上海的王申酉、江西的李九莲等优秀青年就是死在五号文件的刀下。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实践检验为法宝破了两个凡是,毛主席的话也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了。但毛主席本人是否可以用实践标准来评价?还是一个禁区。一九七九年一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胡耀邦所说的一大批闯将冲破了这个禁区。冲破禁区是冒风险的,後来不少闯将都纷纷中箭落马。王若水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他在会上作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长篇发言,整整讲了一天。理论务虚会是由胡耀邦主持、一百多人参加关起门来讨论的内部会议,每个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都刊登简报,便于会议的参加者互相交流。但人们往往违反规定,这些简报在北京城里到处传阅;刊登王若水发言的这份简报流传更广,还出现了秘密的手抄本。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泽东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的喜悦,只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能深切体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後来成为若水长期思考、研究的课题。这一次来美国後,他还抱病作演讲。若水的特点是分析细致、态度冷峻,毫无情绪化的语言。他的目的,不是停留在谴责罪恶,而是重在挖掘根源,改变现实。他说过,如果把文化大革命仅仅归之于一个人的过失和几个人的阴谋,不是科学的说明。毛泽东产生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上演于中国。我们应当继王若水之後来研究和消除中国这块黄土地产生毛泽东、上演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条件。

 

  若水不仅勇于坚持原则,也善于反省自己。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理论界对于人道主义都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思想武器。从文化大革命中,使我们看到了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的灾难性後果。有良心的理论家纷纷醒悟了,周扬和王若水比我们大家想得彻底、干得勇敢。一九六四年,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报告中大批人道主义,曾得到毛泽东的表扬。粉碎四人帮後,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左倾思想作自我批评。他和陆定一是共产党老干部中幡然悔悟的典型。一九八三年三月,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机会,周扬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其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部分,是他和王若水商量後由王若水起草的。共产党内掌握宣传大权的顽固派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立即发动对周扬和王若水的围攻,反对宣传人道主义、研究异化。由此,又触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邓力群宣布:周扬、胡绩伟、王若水、李洪林、阮铭和我是全国范围的重点人物。在这六个人中,王若水受到的打击最大,他被撤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职务。幸而胡耀邦力挽狂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维持了二十八天就夭折了。

 

 

若水是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坚韧不拔相结合的形象。他被撤职以後,身处逆境,继续奋战。他在理论上比我们前进得更远。胡乔木发表了一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似乎是定性之作,邓小平说要把它作为教科书来学习。胡乔木的文章中假惺惺地说:不赞成我的观点的同志,可以参加讨论。王若水说:好,我愿意参加讨论,哪里可以发表我的文章?胡乔木开始说《哲学研究》可以发表。这已经不对等了,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与他讨论的文章只能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若水的文章正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不知是谁把它送到香港去发表了。胡乔木就赖帐了,他说既然香港发表了,《哲学研究》就不发表了,而且还要追查是谁送出去的。

 

与胡乔木讨论的文章不能发表,若水又写了一篇更有深度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这篇文章以及此前发表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我以为这是王若水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遭到歪曲,就是因为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同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不同的出发点去理解和解释,结果完全不同。虽然没有人明说,实际上共产党领导人是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而高唱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大意是: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性,才能理解人在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特殊性。阶级性就是人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性。阶级的存在是在人类历史上的暂时现象。马克思主义正是从人的价值出发来论证阶级的消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他们把人纳入了阶级的框架,以人的特殊性阶级性来否定人的一般性。因而,用若水的话来说,在中国出现了一种藐视人的冷冰冰的马克思主义。

  若水善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批判共产党,常常直指心脏。

 

 

若水是勤于思考的哲学家。思考结出智慧,智慧使人快乐;但在中国,智慧反而产生痛苦。一九八五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智慧的痛苦》,後来又成为他的文集的书名。智慧的痛苦,表达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心结,成为广泛流行的术语。不知不觉,不思不想,是没有痛苦的。面对合理的现实进行思考,也不会产生痛苦。既要思考而现实又不容你思考,就会陷入智慧的痛苦。当时我正在南京的软禁中受煎熬,智慧的痛苦这几个字一下子把我的复杂心情表露无遗。我还记得他的文章中的警句:我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这是一种激励人向上、锤炼人坚强的痛苦,若水还说这是一种美的痛苦。

 

智慧的痛苦毕竟是痛苦,不是快乐。若水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摆脱智慧的痛苦。观察中国的事情,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仅要有耐心,而且非得长寿不可。我们北大的老校长马寅初如果不是活到一百岁,他就看不到为自己平反。我现在正为争取长寿而奋斗,一定要知道那些事件的结局和人物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