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wpe11.jpg (2059 bytes)

 Resume
简    历

Writings
著    作

Obituaries

讣    闻

Photographs
图    片

Interviews
访    问

Condolences
吊    唁

Commemorating纪   念

Home

首    页

 

Commemorating

纪   念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顿时代
纪念王若水

郭罗基


王若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两种,另有一种是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流行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官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好像是王若水最先提出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是政治上进行统治的权力马克思主义,是在统治中压制异议的独断马克思主义。官方马克思主义是个矛盾概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被尊为官方意识形态,变得神圣了;另一方面,一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了。
 

反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叫做什么?

相对于官方是民间,能不能叫民间马克思主义?王若水生前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离休以後,仍是副部级干部待遇。周扬、于光远、胡绩伟等人的地位比他更高。他们也是官方人士,是官方人士中分化出来的异类。以他们为代表,叫做民间马克思主义似乎不合适。对我倒是合适的,我早就离开官场,已经当了几十年民间人士,但我不能代表大家。

有一位反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自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官方马克思主义是旁门左道。王若水不赞成。强调正统,似有固守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之嫌。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也不合适。

有人认为可以叫真马克思主义,因为官方马克思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真和假是对理论的判断,不是理论的名称。没有人自命为假马克思主义,所以真马克思主义也不算是恰当的名称。

我曾想到以非法马克思主义为名。俄国有过合法马克思主义,宣扬这种合法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还有好处可得。苏联和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比合法马克思主义更合法,它还可以为社会立法,为政府执法,设置禁区,下达判决,俨然思想霸权。反对这种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文章不能发表,著作不能出版,已经发表、已经出版的则受批判,作者本人遭迫害,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失去工作、监视行动、发配外地以至流放国外等等不一而足。遭到合法马克思主义禁绝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非法马克思主义?但又不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法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却并不非法。我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被禁止讲授马克思主义,而资本主义的美国反而欢迎我讲授马克思主义。而且,自我标榜非法马克思主义,弄不好会使人联想到恐怖主义,所以还是不叫为好。

也许,根本不需要另外的名称,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那种特别的马克思主义才需要特别的名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基本的工作,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马克思主义向前联结;另一方面是使马克思主义向後延伸。後一方面,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般任务,前一方面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殊任务。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与前人的思想是有历史联系的。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资产阶级的,18世纪启蒙时代形成的资产阶级理性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马克思说,成熟的共产主义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⑴即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学说。恩格斯说得更清楚:现代社会主义就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为彻底的发展。⑵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起初的理论形式,是指19世纪20年代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社会上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运动。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还是资产阶级的伟大启蒙学者提供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不反对自由、平等、人权等18世纪提出的资产阶级理性的原则,相反,要求以原则的进一步发展来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空想社会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空想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同样的逻辑。五四运动的前期是新文化运动,後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陈独秀的《青年》(後改为《新青年》)杂志的创办。陈独秀在发刊词中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⑶他特别注重法兰西的人权学说,⑷这就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说。後来他又说,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救治中国的黑暗。⑸科学与人权,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科学与民主却成了激动人心的口号。大概在中国人看来,民主具有实用性、功利性,更能满足救国之急需。科学与民主这一口号中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当时陈独秀本人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他才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经历,《新青年》杂志的转变,以及五四运动的进程,都证明了中国人是从启蒙思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资产阶级的理性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又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提。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故的许德珩先生曾经说过:五四前期的启蒙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铺路搭桥的作用。谁知後来又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立起来,不断批判资产阶级,兴无灭资,那就是过河拆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形


中国共产党成立後,大体上沿着五四运动的方向前进。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的时候,以建立联合政府为纲领,以实行自由、民主为承诺。但是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後,所建立的不是联合政府,还是一党专权的政府。一切都变了。民主的承诺变成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承诺变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加上批判人性论、反对人道主义,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结果马克思主义变成偏狭、顽固的学说。最终,共产党自身也变了,从革命的政党变成腐败的政党。
共产党为什么会变,这是另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更为深刻的问题。

由于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前人思想的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严重地变形、走样了。恩格斯写了一本书,说明马克思和他的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书名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北大的时候,朱光潜先生对我说,译成终结不合适。德文是ausgang,相当于英文的两个词,end
and outcome,
有结尾、结果的意思,也有出口、出路的意思。恩格斯的书名应当译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我豁然开朗,如此点题才能把握全书的精神。就是说,德国古典哲学不是到此为止了,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了出路。这是一个典型事例。在某些中国人的理解中,非但德国古典哲学,所有的文化传统到马克思跟前都终结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一座孤峰。

马克思主义变形的基本点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社会思潮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以人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远离这个出发点去另起炉灶,而是指出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的人,流于虚幻和抽象,应当以现实的、具体的人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表达新世界观的第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⑹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讲阶级,不能讲人,一讲人就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在人和阶级的关系上的错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变形的基本点;一切理论上的谬误和实践上的祸害,皆由此而产生。

马克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人的异化;克服异化,就是人的复归。《资本论》的一个注中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性,才能理解人在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特殊性。当然,研究人的一般性要从特殊的人入手。阶级性是人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性,时间上、空间上所有的人还有人的一般性,人的一般性就是人性。马克思主义正是以人的名义来谴责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非正义性。无产阶级之所以产生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那种否定人类本性的生活状况发生了矛盾。研究异化的人的结果,马克思认为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消灭阶级,克服异化,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将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无产阶级专政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话听起来真像是修正主义,所以我要特别指明这段话的出处,请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7卷第593页。

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以人的特殊性对抗人的一般性,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而且特别钟情阶级,唯恐阶级的消失,所以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个没完。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是为了消灭阶级,而是作为控制社会、打击政敌的法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阶级斗争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毛泽东抓出来的。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因此,为人和待人不能讲人道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去掉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就变成暴政。反对人道主义,只落得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对领袖的神道主义和对人民的兽道主义大行其道。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


文化大革命以後,好像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来突然觉醒的西方人一样,中国人发出对人的呼唤。周扬和王若水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联结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83年3月,借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机会,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其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部分,是他和王若水讨论後由王若水起草的。60年代,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报告中大批人道主义,曾得到毛泽东的表扬。文化大革命後,他在公开场合就自己的左倾思想多次作自我批评。他和陆定一是共产党老干部中幡然悔悟的典型。周扬和王若水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宣扬人道主义,遭到以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和严厉压制,并由此触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周扬、胡绩伟、王若水、郭罗基、李洪林、阮铭六个反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被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邓力群点名,作为运动的重点人物,受到整肃。王若水被撤职以後,仍然奋笔应战,反驳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为人道主义辩护。他写的几篇文章中有两篇特别重要:《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王若水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遭到歪曲,就因为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不是阶级。同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从不同的出发点去理解和解释,结果完全不同。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变异?


马克思主义本来包含了又超越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从西欧到俄国再到中国一再发生变异,马克思主义成了对抗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异?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是大不相同的。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低于资产阶级理性的历史水平,中国人总是从自己的传统出发去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有一个形象化的说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其实是从秦始皇的传统去理解马克思。这是进了中南海坐上龙廷的毛泽东的说法,住在井冈山的茅屋里或蹲在延安的窑洞里的毛泽东就不会这样说了,要说陈胜、吴广加马克思了。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热衷于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是从陈胜、吴广的传统去理解的。革命的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小部分。当取得全国政权後,需要全面观照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陈胜、吴广已转化成秦始皇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以1949年为界,前後两段,一言以蔽之,无非是陈胜、吴广加马克思和秦始皇加马克思。陈胜、吴广加马克思,虽然时代不同,都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尚能勉强携手。秦始皇加马克思,分别是压迫阶级的代表和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即使不打架也只能貌合神离,实际是秦始皇披上了马克思的外衣。从秦始皇到马克思,中间抽去了资产阶级理性。

我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这篇文章中说:中国的封建意识形态极其发达。如果不通过资产阶级理性这个中间环节,企图从传统思想直接跳跃到马克思主义,是办不到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优秀成果还没有理解、没有掌握,就去灭资兴无,只能是移马克思主义之花接封建意识形态之木。灭自由、平等、博爱,不过是兴专制、特权、恐怖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是嫌其自由、民主、人权等原则不彻底,要求原则的进一步彻底发展。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是反对原则本身。马克思主义因为被割断与资产阶级理性的历史联系而与封建传统嫁接,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首要的工作,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联结,与民主主义重新联结,与人道主义重新联结。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19世纪以後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清理


19世纪以後,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分化,第二国际的一支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的一支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人道的马克思主义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取得政权後就演变成官方马克思主义。官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的名义存在的。首先要作一番清理,这些主义、思想、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官方马克思主义总是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问题恰恰在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来评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主义、思想、理论。

列宁本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和第二国际的争论各自使马克思主义片面化。列宁关于政党和专政的理论,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的共产党都是列宁主义的党(中国国民党也是列宁主义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最初,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权。後来又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再後来,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的不是暴力。他最後几年所作的反思,被斯大林封锁,长期不为人所知。斯大林坚持的是列宁最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列宁生前,并没有自称为列宁主义,相反,列宁主义是反对列宁的人对他的思想的贬称。後来流行的列宁主义是斯大林加工制作的成品,实际是斯大林主义。而且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焊接在一起,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的手艺。斯大林主义基本上不是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说:毁灭马克思主义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可以作一点补充:还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但被他本人抛弃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概括来说,就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发展资本主义,区别于以资产阶级为领导发展资本主义的旧民主主义。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要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埋葬资产阶级;毛泽东的理论是,在中国,无产阶级要发展资本主义、联合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地方,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才能通向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结盟。这是马克思主义向着落後国家推广的创见。但是,取得全国政权以後,毛泽东非但没有实行新民主主义,刘少奇坚持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竟被指责为右倾。毛泽东迫不及待地要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还说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事实是仅仅过了三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又过了两年,居然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总标题下提出的一套极左的理论,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至于所谓邓小平理论,根本没有理论。邓小平本人到底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很成问题。他说年轻的时候读过《共产党宣言》,是否读懂了也很难说。

正是这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主义、思想、理论,制造了马克思主义危机,其实并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危机。

因为19世纪以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延伸,反而制造了混乱,国际上有一种强烈的主张: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已经不可能,即使回到马克思,19世纪原版的马克思主义也解决不了当代的问题了。新的时代必须发展出新的理论形态,才能延伸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面临新时代的挑战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还是蒸汽时代,现在已经走过电气化、自动化时代,到了电子化、信息化时代。《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先进事物不过是轮船、火车、电报。现在已经有了超音速的交通工具,人可以飞出地球;有了电脑互联网,电报都被淘汰了。那个的时代的理论当然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现代了。

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和美洲广为传播,在理论的指导下形成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扩大到俄国和东方,发展迅速,推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中叶达到高潮。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其他的思想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广泛地掌握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被过分推崇了,似乎一切济世良方尽在其中。本来,马克思主义是破除了黑格尔的绝对真理的体系而产生的,而後它又被人们当作绝对真理的体系。时代前进了,马克思主义却僵化了,于是厄运来临了,60年代以後走向低潮。

20世纪下半叶,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的深层变革,时代提出了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回答了19世纪的问题,回答不了20世纪的新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崩溃、在中国的变质,确实使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困境。从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都想方设法与马克思主义联姻,虚构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现在又以批判马克思主义为时髦,越是不读马克思的书、读了也不懂的人,批判马克思主义越勇敢。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断定来批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是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偏见,批来批去与马克思主义无关。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说几上句赶一赶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正是从反面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证伪


20世纪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是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在自然科学中,按照某种理论设计的实验,如果成功了,理论就被证实;如果失败了,理论就被证伪。但还要检查实验的设计是否符合理论所要求的条件;设计不符合理论所要求的条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实验不符合理论所要求的条件而导致失败,只能证明设计的错误,不能证明理论的错误。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就是这样。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要求社会主义建立在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达到的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20世纪的社会主义试验都是在资本主义不发展甚至是在前资本主义的落後国家进行的。斯大林说: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⑺在空地上创造社会主义,展开了竞赛,一个比一个性急。落後的俄国从取得政权到建成社会主义花了19年;中国比俄国还要落後,只花了7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柬埔寨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加落後,却在取得政权的第二天就创造出社会主义来了。斯大林把在空地上创造当作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在我看来,这种凭空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缺乏根据,正是不能持久存在的理由。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在空地上创造出来的。他说:社会主义不是在她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⑻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脱胎的母体。中国的理论家们却认为,中国(以及利用中国经验的许多落後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想要超越资本主义一步登天,结果掉下来还是落在原地重新开始。苏联的崩溃、中国的变质证明了不讲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的破产。社会主义试验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求的条件而失败,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被证实。所以,与此同时,马克思的预言正在另一些地方变成现实。

马克思的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而且至少几个先进国家的联合才能实行社会主义。俄国人提出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去取代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一国接一国胜利,结果这样的社会主义非但没有联合,还发生了相互之间的战争,最终都归于失败。果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那里穷人和失业工人享受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远远超过社会主义国家的下岗工人。西欧和北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在成长,而且国家之间正在走向联合。欧洲联盟的一体化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当年马克思作出预言时,谁能相信因边界纠纷不断打仗而结为世仇的欧洲国家会联成一体?19世纪的穷光蛋马克思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将使几个世纪的人们受用不尽。20世纪在落後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结束了,21世纪在发达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必将重新开始。

苏联和中国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事情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而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事情倒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说得通吗?非但说得通,而且说明了很深刻的道理。物理学所揭示的规律不是只对物理学家有效,不懂物理学、反对物理学的人同样也必须受物理学规律的无情支配,所以它才成为科学。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事情符合马克思主义,正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确实揭示了任何人不得不服从的社会历史的某些规律。

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创新

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困境,又没有被证伪,结论自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走出困境。

王若水1996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确实,在哲学方面还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因为哲学是最高的抽象,能够跨越不同的历史时代。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国的先秦哲学,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辉。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作为全部理论延伸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与现实接近的部分就过时了。比如,经济学说中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现代的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创造的价值显然不是决定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因此王若水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官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修正的,修正主义就是离经叛道。王若水勇敢地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我赞成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如何发展,我和若水的意见有所不同。1994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时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的不是修正,而是创新。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必去修正了,让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形态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某些原理的变化,不是局部的补充或修正,而是理论的全面创新,建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可以从物理学史得到启示。牛顿物理学统治了几个世纪。到了19世纪,人们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最後完成,以後的工作只是内部装修了。镭的发现,似乎能量守恒原理被推翻了;电子的发现,似乎质量守恒原理又被推翻了。牛顿物理学解释不了新发现的物理现象,于是出现物理学危机。人们认为物理学大厦坍塌了,成了物理学废墟。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解除了物理学危机。相对论包含了牛顿物理学、又超越了牛顿物理学。物理学并没有成为一堆废墟。相对论突破了牛顿物理学的局限,又对原先认为无所不能的牛顿物理学规定了它的边界,在它适用的范围内依然是有效的,至今测算日蚀、月蚀还是应用牛顿定律。所谓物理学危机实际上是科学发展史上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危机。

现在马克思主义危机也有类似的情形。就以常被人垢病的劳动价值论为例,来说明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的是创新,而不是修正。劳动价值论并不是根本上错了,而是过于简单,对于复杂的经济现象不够用了。但在有限的范围内,它依然是有效的。超出它的有效的边界,不免发生错误;违反劳动价值论,也是错误。新的价值理论应当能够说明劳动价值论已经说明过的经济现象,还应当说明劳动价值论所不能说明的复杂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新的价值理论必须包含劳动价值论作为它的初级真理而达到高一级的真理。

有人断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是绝对错误,必须修正。这是思维能力的差距,人们对于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和绝对发生了理解上的困难。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相对和绝对是不能割裂的,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假如资本家的财富是10,000,工人的财富是100,
100:1是相对贫困。当资本家的财富增长到100万,工人的财富增长到1万,还是100:1的相对贫困。但事实是工人的财富不到1万,只有9千或8千甚至更少,从100:1到100:0.9或0.8,这就是相对贫困化中的绝对贫困化。对工人本身来说,从100到8千或9千,还是巨大增长。这个理论说明,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虽然资本家和工人都有份,但占有的份额不成比例。如果没有绝对贫困,随着全部社会财富的增长,水涨船高,工人的相对贫困就成了相对富裕。人们理解的绝对贫困化是工人的财富从100降到90或80,显然不符合实际。这是脱离了相对的绝对。所以错误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对理论的解释。贫困化的理论不需要修正,但它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试用量化的概念(不是精确统计)来说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几乎没有中间阶级。20%的人掌握着资本,80%的人陷于贫困。20世纪中叶以後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大变化。大量的资本集中在10%的人手里,另一极

是20%的人陷于贫困化,在两极之间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占了人口的70%。在19世纪显得很重要的贫困化理论,在20世纪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历史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的有效范围。适应新时代的新理论只能把贫困化理论当作一个有限的局部。全部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自有它相应的历史条件,适用于这种条件不会发生危机。危机的发生就在于历史条件变化了,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没有发生变化。克服危机的途径是创立新的理论形态,满足新的时代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应当包含古典的形态又超越古典的形态。当代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在某些观点上有新意,还不成其为新的理论形态。

19世纪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相当于物理学中的牛顿时代,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创造相当于相对论的马克思主义,走出牛顿时代。我虽然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没有精力和能力去做。寄希望于後之来者。


注:
⑴《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
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⑶《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⑷《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同上,第10页。
⑸《<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同上,第243页。
⑹《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选》第575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⑻《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2002年5月16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纪念王若水的学术讨论会。我本来准备在会上作一发言,因故没有讲。现予发表,以资交流。文字的表达不受演讲时间的限制,所以又作了一些补充,加上小标题。)


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冬季号(此是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