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含着敬意和愧疚的怀念

燕    凌

自从若水不幸患了当今医学仍然不能完全征服的病症之后，我一直想着：他久经磨难而精神越发抖擞，证明他的生命力是顽强的，既然不少同病的人能够生存很多年，他也一定能够。肺部病灶切除后，既然已经挺过了5年多，到了波士顿有更好的医疗条件，活力就还会延长，预计中的精神产品还会源源不绝地呈现。我有一些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想向他请教，与他讨论，又总怕干扰他的疗养，妨碍他争分夺秒赶紧做的对于启发人们的心智大为有益的写作，就想等待他稳定好转且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再说。

今年1月8日，冥冥之中似有一种感应，我忽然觉得不宜再迟了，发了一件电邮给他，想要追寻我和他青年时代都参与过的民主运动的意义，重新思考四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与农民战争的关系，希望与他探讨民主革命未能真正彻底胜利的根源。而那一天竟是他的最后的日子。“脑子还行，但身体已经不行了。”身体背离了他的大脑而停息了生理活动。他的大脑应该还在不甘心地思考着吧，可是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多么沉痛的悲剧！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莫大的哀痛和遗憾。

该写点怀念他的文字，几次欲写又止。因为面对他的高洁睿智的灵魂，我唯有惭愧。我虚长他四岁，四十年代自然比他参与民主运动早几年，也比他早到报社几年，相互接触虽不很多而交谈总是比较相投，心灵上有亲近之感。但我在理论修养和观念品格上总是自愧弗如。在报社二次评定干部级别的时候，我为他被定得低于我而不能心安理得，提了意见，却被管人事的官员误解，说我“级别已经太高了，很多人有看法，自己还不满意”。我为此哭笑不得，难以申辩。

更惭愧的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我遭受长期反复批斗，思想被严重扭曲，深深陷入个人迷信的迷魂阵。“文革”后期他和许多人开始醒悟的时候我却越来越沉迷，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仍然觉悟得很慢。若不是得到若水的新启蒙，我的觉醒就会更迟。

1958年我和他同时下放劳动，他在鄂北，我在陕北，不约而同写了反映“大跃进”中的虚夸风、强迫命令风等等的材料，后来我又对“公社化”提出了疑问，那时候我感觉到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到“反右倾”运动中，我写的材料被作为反面教材印发，赫然标题为“一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遭到一百多天连续集中的批斗和“深挖阶级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由于自己思想理论根底浅薄，在遭到突如其来的重磅炸弹轮番轰炸，又被放到砧板上反复细剔深挖之后，我终于觉得自己似乎确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既然毛被公认为党的化身，党怎能是错的，自己怎能比党正确呢？这就是当时无可辩驳的逻辑。从此认定，再也不能对毛发生怀疑，他说的话，只能无条件地信从。在“反右倾”中，我想知道若水的看法，留意观察过，可是，在贴满报社大楼几层楼道的大字报中，没有找到若水写的一张。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报社干部轮流在“十八所”学习，若水和我同期。谈心的时候，他问我：“58年59年你明明没有什么错误嘛，即使有点错误，为什么那样狠地整你？”我只有苦笑。

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所受处分被平反取消以后，写了一些“眼光向着实际”之类的文章，有的是理论部约稿，得到过若水的帮助。“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和我同在评论组。我们当时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有个错觉，认为这是为了解决毛所说的“这个党不怎么好了”，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样的问题，觉得这是“毛泽东思想在发展，在前进”。他拉我到报社临时在和平宾馆开的一个房间，共同起草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后来几个人又一起起草社论《要做群众的先生，先做群众的学生》、《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等等。还一同写大字报支持“文化大革命”。他对我说：“看来中央是要我们这些人站出来，我们要经得起考验，担负起责任。”我们是紧张而兴奋的，想要“紧跟”、“投入”的。当然，还是太书生气了.。不久，评论组就被造反派“夺权”了。我则被“群众专政”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反动文人”等等一大堆帽子，关进了“牛棚”。以后几年我就与世隔绝了。

报社的“走资派”中，我是最后才被“军宣队”宣布“解放”的。由于长期被封闭，在封闭中“认罪思过”，我思想更加麻木僵化，在被“解放”之后对报社内外大局小局一概不知底细，也不愿意打听。那时候，我仍然处于塞满耳朵的批判和个人迷信的阴影之中，接受批判的记录和自己的书面检讨摞起来至少有一尺多厚，沉重地压迫着已经被“改造”得纤弱苍白的灵魂。“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接踵而来，我盲目地遵守着党员必须“听毛主席的话、不能丝毫怀疑”的信条，而且老老实实地回避种种“小道消息”，“不信不传”，规规矩矩地只按“正道”来的“最高指示”办事，认为靠“小道消息”观察形势都是邪门歪道。

若水在“913”事件后周总理分管人民日报的宣传以后进了“看大样小组”。而我恢复工作不久就被分配到“批林批孔”组。我正要找若水交谈，他又被作为“一股邪气”的主要代表批斗，不久又被下放劳动。至于报社那场斗争的是非，当时我还是认为只能以“最高指示”为准，若水“犯错误”了。对于“批林批孔”，我实心实意地按照字面理解，一点也不推想在“林”“孔”之外还有什么含义。我当时为专版版面值夜班，恰好坐在若水曾“看大样”的房间。我认为他这一次在认识上是错了，可是对他的批斗和处理也太过分了。风闻将要搜查他在这个房间存放的东西，我能做的只是趁夜半无人的时候把他留下的一些稿件、清样，其中有他写了未能发表的哲学论文《论条件》（批判“没有条件也要干”的极左思想的）、关于辨别忠奸的杂文等等，清理出来另找地方保存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回到报社，才交还给他。

甚至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思想上仍然摆脱不开“两个凡是”的束缚。“清查”中对我又有来自另一方面的批判，当时徒然引起我的反感而已。后来我逐渐清醒起来，得益于若水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记录和他的一系列哲学论文，首先是1980年8月《新闻战线》发表的他讲解“异化”的录音记录稿。他讲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现象；我则开始怀疑现实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经典著作中论述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后来，改革的伟大“设计师”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我的思路才比较顺暢了。

若水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与胡乔木辩论的时候，曾有一篇答辩文章交给我，嘱我设法在《中国社会科学》或《未定稿》刊载。（我于1979年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筹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我仍然书生气十足，认为既然允许争鸣，当然可以发表。杂志社同人商议，出于保护若水的考虑，认为以暂不发表为好。他们说，你不知道乔公的心性，他表面上说可以自由讨论，真发表了反对他的观点的文章，他是会气恼的，会更进一步把事情闹大、升级，反而不好。劝若水再忍一忍吧。我把杂志社同人的想法转告若水，若水说他个人当然并不怕谁气恼和打击，但也不能不顾及这可能扩大“清污”伤及别人。他未免黯然神伤。为此，我觉得对不起若水，但也无奈，内心久久觉得歉然。

我和老伴共同的复旦校友冯媛同他缔结良缘以后，我们对这位年轻的校友都非常钦佩。我为他们二人刻了一对图章，他们欣然，若水说是“意外的收获”。我觉得歉意略有补偿。

1991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他看了表示赞同。我说受到种种限制，未能放开来写。他说：“可惜。但总比不发表好。你以后有机会再写一篇吧，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以后我接受了别的任务，无暇及此，此事至今未能如愿，为此，我也觉得对他的期望有愧。

他病了以后，自然对他常有悬念。几年间在报社大院里还常常看到他在锻炼身体，依然精神奕奕，我们也就为之宽慰。当然，悬念是无法消除的。有些问题想同他议论一番，总怕增加他的负担，误了他的研究，不敢相扰。直到去年夏末，一位同志转托我，有一位同样也是当年在大学时代地下入党、现在也是患了肺癌的老人，在国外疗养期间写了几篇独立思考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印成了一本书，想征求若水的意见，并希望对这项研究成果作出评价。我只好到他的宿舍去，想先看看他的身体状况再说。到了那里才知道他病情又有变化，又到协和住院了。冯媛的父母告诉我，若水的情况大致还好，在医院里还继续写作，看书不成问题。只是冯媛太忙，太累，上班，到医院，回家还要在电脑上忙到后半夜，累得瘦了许多。他们要我直接打电话到医院病房同若水谈谈。若水说：已经有人写出这样一本书，太好了，我的研究至今还没有能够成书呢。他要我把书留下，让冯媛给他带去。他认真仔细地看了，不久就打电话给我，为大部分观点与他的看法基本相同而高兴，也提出几点不同意见，要我转告作者，希望作者能进一步研究，并祝愿作者早日康复。我为此自然有些喜悦，因为这说明若水的健康状况还相当乐观。但我又觉得世界上的事情似乎有些奇巧，怎末这两位致力于同一件事情的人竟然为同样的病症所折磨呢？

若水说：“宁做清醒的痛苦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清醒的痛苦，是真诚的痛苦，善良的痛苦，也是美丽的痛苦。很惭愧，很长时间，我是既痛苦又在梦中。有些人深受“智慧的痛苦”，我却常常感到缺少智慧的痛苦。至今，我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仍然若明若暗，仍然在苦苦地思索，从许多人的智慧中寻找应有的智慧，包括从若水仍然活着的灵魂中寻找我所缺少的智慧。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若水为人道主义求真解，遨游在“山水之间”，无愧兼为仁者和智者。清若水，平若水，静若水，风浪起时也若水。既有水滴石穿的毅力，又若清泉流入江河，奔向海洋。碧波清流可以净化人的灵性，洪波激浪可以振奋人的气概。水悠长，引人遐思。水深沉，消人浮躁。水汪洋，扩人胸怀。水澎湃，祛人懦弱。若水青年时代原名丁志云，云，水之蒸腾者也，乘风作雨，泽被四方，化育万物。四海云水翻腾，此呼彼应，召唤崇高人性的回归，激荡人的价值的昂扬。善哉善哉！

一年前，我曾想以老子《道德经》中的“上善若水”一语再为若水治印，继而一想，此语所包含的老子的“不争哲学”虽然可以消弭“斗争哲学”，但毕竟含有消极意义，未必为若水所同意，打算征询一下他的看法再说。不料，一直没有机会同他交谈此事。不过，我想，老子所说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一定意义上对他是适合的。从外表看，他是多么文弱啊，而那些貌似庞然大物的“强者”却无法打败他，他以弱抗强，终究“沛然莫之能御”。无他，只因他无私无畏，一心一意只是为了追求科学真理。

                                                                                                                             2002-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