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异 端 的 权 利

     ———哭若水

                                      李贵仁

刚送走王若望，又同王若水永诀，相隔仅二十天，这叫人怎么受得了！

年前得知若望辞世的消息时，我混沌的脑海曾闪电般掠过若水的名字，以及他刚毅的面容和铿锵的语音。那莫非是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若水竟会真的紧跟若望而去。尽管早已知道若水前几年患了肺癌，但一年前通电话时，他对我说情况不错，已控制住，只是因化疗而头发脱光了；几个月前，有朋友告知若水去了美国，但我不知他是去治病的，而误以为他是应邀去讲学的，我就更放心了。谁知结果却是如此！若水，我该怎么哭你？

岂只我哭！听缪俊杰说，胡绩伟老人哭得更凶。若水，你的许多朋友都在哭啊！哭了好多天，还在哭。

我们有理由哭。我们应该大哭。

在当今世界上，号称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者多如牛毛；号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者亦不可胜数。但名副其实者却寥若晨星。当绝大多数声名显赫、荣耀一时的人物被历史的尘埃埋葬而遭世人唾弃或遗忘时，仍能以其不朽灵魂巍然屹立于天地间的，肯定只是显得很孤独的极少数真正杰出的人物。毫无疑问，王若水必是其中之一。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曾身居要职，而且一度被毛泽东赏识。事实上，他的铮铮铁骨，他的独立见解，后来都是毛泽东不喜欢的，这和田家英颇为相似。不过他比田家英更坚强，也比田家英幸运多了，能在田家英自杀后的一二十年仍活跃于思想理论战线。但他的命运终究也跳不出悲剧。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在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中，他被胡乔木、邓力群以强权击倒，此后一直被目为异端，备受打击迫害，身心俱遭摧残，终至罹患不治之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是副部长级干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却是以贱民身份度过的。他不仅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而且丧失了正常从事理论研究和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力，家境也陷于困顿，还经常受到骚扰。如今，他在不该死的时候死去，这也正是他的悲剧命运的必然结局。

王若水不朽，也不是因为他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或像许多人那样著作等身，自成体系。中国古代圣贤所谓三不朽，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他似乎都够不上。许多人未必知道然而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夏，当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领导人排除“左”的思潮的干扰而重新创造了思想理论界的良好氛围时，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这是王若水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发表的理论文章和报告的结集，很薄的一本，不过十九万字，印数也只有三万。可以说，这就是王若水的代表作，这就是王若水留给世人的主要遗产。似乎少得可怜，小得可怜。但是人们啊，都去掂一掂吧，那份量之重，所能引起的决不只是惊愕而已。单是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卓越见解，就足以显示王若水的不凡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如今已被普遍认同，可是，即便在粉碎“四人帮”几年之后，这个正确观点也是受压制的，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有了转机，而王若水，正是最早提出实践标准的勇敢的理论家之一，在当时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堪称先锋战士，居功至伟。但王若水的建树绝非仅限于此。同提出实践标准一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王若水还对长期被搅得一团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进行辨析，响亮地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切为了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从而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阵地高高举起了人道主义旗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辨析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异化学说，结合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包括思想上的异化、政治上的异化、经济上的异化等等。这同黑格尔讲的理念异化、费尔巴哈讲的宗教异化和马克思讲的劳动异化相比，范围更广，显然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突破。这是王若水在哲学上和政治上的重大贡献。王若水在1980年提出这一观点，真可谓石破天惊，在思想理论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1983年，周扬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王若水作为报告起草人之一，把他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写了进去，得到周扬赞许，更是在全国引起震动。当然，这也引起了某些人的震怒。后来，王若水和他的支持者胡绩伟正是因此获罪。（胡绩伟还另有一条“罪状”：鼓吹新闻的人民性，把人民性凌驾于党性之上。）

回顾王若水的命运，我们不能不说这简直是一种讽刺：王若水讲人道主义，讲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却偏偏使自己丧失了人道主义待遇，被野蛮地剥夺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王若水讲异化，却偏偏因此沦为异端，或者说偏偏使自己被异化了。那么，这是对谁的讽刺呢？对王若水的？不，是对现实社会的，也是对历史的。然而我们宁可不这样看，因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王若水的不朽。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历史的天幕吧，那上面已经镌刻了这样的金字：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王若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讲异化，正是为了消除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出现的异化，从而使人道主义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实现，这个理想就是使人得到根本意义上的解放；而因此把他斥为异端，则是在加剧异化，阻碍人的解放，从根本上扼杀人道主义。

在王若水遭受打击将近二十年后，在王若水已经逝世的今天，我们对照一下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而且愈演愈烈的某些重大问题，只能更深刻地体会到王若水在二十多年前的独特见解是何等正确、何等重要，而压制和打击王若水，排斥和扼杀他的独特见解，则是何等错误、何等失策。无可否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一部分人的生活正在步入小康，因而歌舞升平的景象随处可见。然而与此同时，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性被泯灭和戕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大小官员贪污腐化已成蔓延之势，抢劫凶杀等恶性犯罪活动日渐猖獗，更有为富不仁者视人命如草芥，屡屡酿成群死群伤惨祸，而对许多重大伤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者，在封建社会都会被杀头，如今却只有极少数受了很轻的处分，更多的却丝毫不受触动，甚至有不少地方官员竟往往把重大伤亡事故当成自己露脸和受表彰的机会，利用自己掌控的媒体突出宣传自己如何组织抢救，企图以此邀功，有的也确实邀到了功。如此等等，岂不是都属于反人道主义的恶行，都属于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乃至人的生存权利的漠视和践踏？岂不是都属于王若水尖锐地指出的种种异化——思想上的异化、政治上的异化和经济上的异化？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反复强调以法治国，江泽民又提出要在以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这无疑是正确的，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解决问题的速度却往往赶不上产生新问题的速度。更值得警惕的是，由种种问题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正在不断积累，构成对全社会的严重威胁，搞不好就会爆发，其后果不堪设想。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不应该认真反思么？可以断言，如果当初对王若水的独特见解采取另一种态度，如果接纳王若水的观点，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即切切实实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把人道主义即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种种权利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予以重视和保障，如果承认和正视王若水指出的种种异化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和防范，那么，一系列足以导致对抗的严重社会问题纵然不可能完全避免，也不至于像后来这样恶性发展，更不至于发展到像在“六·四”事件中那样残暴地实行镇压，对人民欠下血债。换言之，中国社会就会发展得比较健康，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就会少付许多代价。时至今日，难道还不该承认这一点么？不，该承认了！当然，需要的不仅仅是承认，更是在决策上和具体措施上以江泽民所讲的与时俱进的姿态弃旧图新。

我和若水相识于1980年，那是在庐山举行的全国文艺理论讨论会上。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若干文章，正是在此前后陆续发表的。我也正是在若水和其他一些人的启示、带动之下，自1979年起陆续发表了一些张扬人道主义、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文章。当然，我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左倾思潮的打击：1980和1981年撰写的几篇文章在印好或发排后遭禁；1982年撰写的《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也在排出清样后遭禁，拖至1985年春才同时在美国和国内发表，但旋即被胡乔木、邓力群下令查处，致使刊载此文的《文学家》杂志被毁近10万册，我主持该杂志的权利也被剥夺；胡乔木、邓力群还在一次讲话中把我和刘宾雁、王若望、吴祖光一起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点名批判。在此过程中，若水一直给我以关心和支持，使我深受鼓舞；我对他也日益敬重，每次去北京都要同他畅谈，获益匪浅。1987年，我在读了若水题赠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之后，接着读了茨威格所著《异端的权利》，心灵为之一震。不久再去北京，我便对若水说：如果可能，我要为你写传，也以《异端的权利》作书名。我真希望尽快实现这一宏愿。但为此必须做大量工作，而我当时在出版社要管编、印、发三大环节，忙得不可开交，又身在距北京千里之遥的西安，时空两方面都受到制约，故不得不将此愿暂时搁置。不料一年多后我即身陷囹圄，且罹患多种疾病，此愿遂成泡影。更可叹的是，自1989年4月 赴京参加胡耀邦追悼会时同若水见了一面之后，暌离十余载，竟无缘同他再见。

我确已无力为若水写传，只能以当初拟定的书名为题写此小文哭之。但我相信，肯定会有人为若水写出传的。我还相信，若水的贡献，若水的价值，必将跨越时空，在世界范围内被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理解，而且越往后理解越深。不过，他人为若水作传，会用什么样的书名呢？但愿也是《异端的权利》，因为我们所肩负的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通过评述若水突出强调所谓异端必须享有权利。道理当然是很清楚的。且不说若水这样的人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实质上绝非什么异端，他只不过是敢于冒犯权威揭示和坚持真理罢了；即便真是什么异端，他也不该遭受打击、迫害。所谓异端，无非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存在对社会发展有利无弊，岂有不能容忍之理？各民主国家普遍以法律保护言论自由，中国宪法也有这样的条款，这就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异端均有权得到保护。但是中国的实际状况却很令人不解：被斥为异端的往往是坚持真理的，而一旦被斥为异端即被剥夺宪法所赋予的种种权利；相反，某些践踏和戕杀真理的人却总能得到保护，而且往往享有各种特权。如今，我们又看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当初挥舞大棒将王若水、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等人打倒在地的邓力群一伙，近年来转而把攻击矛头直指江泽民，却一直受到很宽容的对待，既未遭到公开批判，更未遭到什么打击。决策者能对这些人如此宽容，无疑应该赞赏，因为这种宽容态度着实含有民主色彩，而且显得很有气量。邓力群一伙只要不再以行动整人害人，而仅仅以言论指责人，那就只是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确应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甚至予以保护。但与此同时，决策者却对曾被邓力群一伙整倒整惨的所谓异端继续抱敌对态度，决不宽容，甚至无视宪法，仅因这些人发表一些不同观点就无情打压，动辄滥加罪名随意抓捕。我真搞不明白：决策者难道不懂对国家真正有害的是邓力群一伙而决不是敢于提出民主诉求的人士？何以竟对真正有害于国家者宽容却对实质上有利于国家者残酷？也许，这是中国数十年来“左”比右好的流风余韵仍在决策者头脑中起作用罢？这将导致什么结果？这已经导致什么结果？岂不是很可以深长思之么？也正因为如此，在哭悼若水之际，我不能不反复提及“异端的权利”，并以病弱之躯凝聚全部气力响亮一呼：还异端以权利！

 若水，你是否听到了我的呼声？

若水，愿你能够安息！

                                                             2002年1月19日

                                                           　·若水逝世十日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