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王若水哲学思想论纲

李思孝

 　　综观王若水一生的哲学，存在着明显的二律背反现象。当然，它不是同时的和一贯的，而是由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合成的，它实际上反映了王若水思想探索和理论反思的轨迹。

 　　正如有人指出的，王若水在文革前是骄子，在文革后是逆子。个人身份的这种转换，决定了他的哲学在前后两期具有截然相反的品格：文革前是唯上的哲学，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辩护，文革后是为下的哲学，为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辩护。

 　　同是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辩护，王若水比一般人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进行合法性辩护，而是进行合理性辩护，所谓合法性辩护，是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所谓“合理性”辩护，是在更高理论层次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来是不合法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依据”，谁进行了革命，谁就自然而然地享有各种权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自然而然地获得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它并没有经过法律的论证，也没有经过全民的投票，许多人对此并不赞成，即使是那些赞成和信仰的人，很多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合法性辩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它涉及的，仅仅是已然性：只有进行合理性辩护，即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才是坚实可靠牢不可摧的，因为它能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变成一种物质力量。当然，这种合理性辩护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应该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同步。

 　　然而，当王若水为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辩护时，他采用的不是合理性辩护，相反，是合法性辩护。这是因为，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如民主、自由、反特权、反腐败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天然合理的，是用宪法的形式明确加以保障的，是无需说理和论证的。然而，事实却是，在人治大于法治，特权大于法权的情况下，宪法无异于一纸空文，它得不到维护，得不到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进行合法性辩护，以保证人民的要求和权利在法律的基础上得以兑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若水提出“宁要资产阶级的法权，不要封建主义的特权”，因为资产阶级不承认等级，不承认特权，而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无产阶级难道还不如资产阶级吗？

 　　除此而外，王若水的哲学思想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一、合为时事的哲学（用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不是哲学教授咬文嚼字玩弄概念的死哲学，而是哲学家活学活用和身体力行的活哲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务虚求实。

　　二、与时俱进的哲学。不是哗众取宠时髦包装以媚世骗人的与时俱进，而是孙中山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与时俱进，这是真正的与时俱进，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革故鼎新。

　　三、明快活泼的哲学。鲁迅说马克思主义是明快的哲学，因为它能使人豁然开朗地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说在培根的唯物主义那里“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王若水的哲学既明快又活泼，是能掌握群众的。

　　四、唯人主义的哲学，或曰实践的唯人主义。这是王若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挖掘提炼出来的精髓，也是他后半生孜孜以求呕心沥血实践的哲学。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笔很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中国的传统哲学，以伦理哲学见长，人，是这种哲学关注的中心。孔子提倡仁，仁即爱人，张载哲学中有“为生民立命”的思想。谭嗣同倡导的仁学，可以说就是人学。在西方，康德得第一个明确提出，任何时候，都应该把人类同时也当作目的来使用，而不是单单当作手段来使用。唯人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人们流血流汗进行革命斗争就变得毫无意义。可是，在解放以后，在愚民政策和奴隶哲学的调教下，人成为齿轮和螺丝

钉一样的驯服工具，在阿波罗宇宙飞船把阿姆斯特朗送上月球的时代，８亿人民却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听任一个人的肆意意愚弄和摆布，人性、人道主义，成了封、资、修的东西，被否定被批判，从而滋生像张志新、林昭、遇罗克这样无辜的生灵横遭涂炭的现象，发生了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被迫害致死的悲剧。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王若水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思想探索和理论反思，他顶着压力，冒着危险，为民呐喊，为民请命，逐渐发展出一种以人为出发点又以人为归宿的哲学，他名之曰：“唯人主义”或“实践的唯人主义”。这种实践的唯人主义，可以作为一种价值标准，既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也可以用来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如果用之于个人，则可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坚守高尚的情操，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从而失去自我。

 　　根据我的理解，这里我要补充两点。

 　　一、同样是关注人，东西方之间是有差别的。东方人强调的是作为群体（家庭、民族、社会、国家等）成员的个人（The individual），而西方人强调的则是作为独立人格的个性（an individual）。东方人注重的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西方人注重的是人的现实需要问题。东方人的思想是实践性的，西方人的思想是理论性的。这样，可以把东方人的上述思想称之为“人学”（An thropo logy），把西方人的上述思想称之为“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前者之弊是容易沦为附庸主义，后者之弊是容易沦为个人主义。

 　　而实践的唯人主义，克服上述两种偏颇，吸取了各自的优点，既有理论上的整一性，又有实际上的可操作性。

 　　二、过去我们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时，常常说它们是抽象的，虚伪的，是在永恒的普遍的漂亮外衣下，掩盖着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并且针锋相对地，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去批判和对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以为这就是党性，革命性的最高体现。实际上这是自我贬损，它不是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不仅是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而且是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也就不能解放自己。我们只抓住阶级性，却丢失了全人类性。这个理论上的空隙，被资产阶级抓住和利用了，他们高举起全人类的旗帜，主动出击，并且弥补过去自己理论上的缺陷。比如，无论在美国的《独立宣言》，还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其中的“人权”都表述为“right of man”，即只指男性，不包括妇女，实际上，男性也只限于白人男性，排斥有色人种的男性。而在１９４８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人权”一词用“human rights”，已经超越了种族、国家、性别、出身等各种局限，变成全人类性了。

　　而实践的唯人主义，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原来的初衷，又整合了资产阶级理论发展过程中获得的进步因素，还理性地排除了对未来的任何乌托邦理想，完全立足于现实基础之上。它的要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付诸实现。

　　除了文品，还有一个人品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大都入世而仕，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等而上之者，尚能保持气节和儒道，等而下之者，卖身求荣，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纵然他们可以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但却没有西方知识分子中常见的追求真理张扬真理的科学态度和勇敢精神。这种人格缺陷，在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中国知识分于身上，也在所难免，近年来被炒得很热的陈寅格、吴宓、钱钟书等人即属此类，他们都是消极自守，而象向马寅初、顾准那样为真理主动出击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了。

　　王若水的实践的唯人主义，就包汇着对人的独立人格和为真理而献身的要求，他自己身体力行，勇于实践，成了人们学习的楷模。

　　文革中，为追究林彪路线的实质，他上书毛泽东，不好说是杀身成仁，起码也是为民请命，因为林彪路线如果不是极“左”而是极右，那就势必要重蹈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的覆辙，中国人民就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林彪事件本来可以就势结束的文革，因为保护了“四人帮”，使他们继续作乱，致使文革又延长了一倍的时间。王若水请命未成，反而导致厄运。

　　他上书毛泽东，可以说是十足的舍生取义。上书毛泽东，固然是出自本人的心意，但也受到理论部同志的推动和帮助，胡绩伟就曾建议他向毛泽东请示一下。然而当上书闯下大祸后，他把责任完全揽在自己一人身上，保护了一大批其他的同志，这难道不是舍生取义吗？

　　当然，他上书毛泽东，首先是“威武不能屈”。他敢于向他的顶头上司，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张春桥、姚文元说不，敢于告他们的御状，而且在高压和淫威之下，没有屈服，没有懊悔，表现了一个硬汉子的铮铮铁骨。

　　王若水就异化和人道人义问题与胡乔木的论战，是一场捍卫真理的论战，它缘于周扬纪念马克思的报告，本来同胡乔木无关，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为的是同周扬争夺意识形态权威的第一把交椅，似乎只要坐上这第一把交椅，真理就自然在握了，真理是从哪里来？过去是被毛泽东垄断，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然而，文革宣告了他是真理的化身这一神话的破产，任何假于别人之手的真理，都是不可靠的，真理是要求自己亲身去探索的，正如莱辛所说：“假如上帝把真理交给他，他会谢绝这份礼物，宁肯自己费力去把它找到”。王若水也是如此，既然他连毛泽东也敢于批判，他难道还会买理论的掮客胡乔水的帐吗？

　　问题在于：在寻求真理的道上有一只拦路虎，官位。如果你想保住官位，你可以味着良心，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如果你想坚持真理，你就要付出丢官的代价，甚至还要遭受额外的重大的打击。二者必居其一。王若水选择了后者。

　　更为可贵的是，在他处于逆境，甚至病魔缠身之际，他没有沉沦，没有狂放，没有浮躁，没有情绪化，而是一如既往，逆难而进，沉着理性，科学务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跋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总觉得，在他身上，体现了马克思在其自白中所追求的东西，如“怀疑一切”的座右铭；目标的“始终如一”，“斗争”的幸福观；“屈服”的不幸观；“刚强”和“纯朴”的个人品格等。他不愧是马克思的“哲学的人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的信徒。

２００２．３．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