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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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无欲则刚的哲人和斗士

刘宾雁

王若水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中共剥夺了王若水将近二十年发表作品的权利。在中国空前喧哗的时代,一位最可珍贵的哲人竟只能无声无息,这是多大的悲剧!

受到毛泽东青睐

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受到毛泽东青睐的年轻人有四个:姚文元,李希凡,蓝翎和王若水。而他瞩目最多的是王若水,先是看中了他的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后来对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哲学散文《桌子的哲学》更是赞誉有加,传遍了全国新闻界。一九五七年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以近乎训斥的口气指责他不该在号召大鸣大放的事上按兵不动,批评他「死人办报」。那个晚上,还特别点名要王若水陪同。王若水当时不过是一个评论部的普通编辑,毛泽东要批评的是《人民日报》的办报方针,按说王是没有必要在场的。后来据胡乔木透露,毛那时就有意由王若水来取代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王若水后来对人说,他获知此事时「吓了一大跳」。

他为什么会「吓了一大跳」呢?姚文元是绝对不会的。李希凡也不会。当上《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虽非政治局委员,地位也不下于曾任《真理报》总编辑的布哈林了。王若水当时的行政级别最高也不过十七级吧,那不就等于连升十几级了吗?天底下哪里有这样大的喜讯?应该是大喜过望。王若水只要再献一点殷勤,再表一下忠诚,那总编辑就稳拿到手了。是由于毛泽东对邓拓的言词训斥把他吓着了?也许有几分可能。但从王若水其后几十年的表现看,这不会是主要原因。

假如他是看中总编辑那个职位,仅由于担心重蹈邓拓的覆辙而「吓了一跳」的话,一九七二年他就不会放过另一个机会了。那一年,他恢复工作之后已经被放进「看大样组」。把排好的全部版面最后审阅一遍,就将第二天的中央党报付印,那责任可非同小可,在文革前和文革后,那都是总编辑的事。这就是说,一九七二年王若水又一次接近总编辑那个脚色了。这时候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一百个人里至少有九十九个会小心谨慎,务求无过吧?何况还是四人帮时代,就算不想当总编辑,也得为一家人的安全着想吧?可是王若水这时却干了一件只有「二杆子」才会干的事。他竟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主张清算林彪的罪行,应该是批判极左,而不是批「形左实右」!毛泽东看了信,颇为不悦,批了几个字:写信人是《桌子的哲学》的作者,但看来也不高明。「也不高明」,很客气了。可是到了江青那里,就变成「阴谋分裂党中央」了。把他跟周恩来划到一伙去了,这还了得!「大样」从此看不成了不说,接下来就是强火力的批呀斗呀,然后送去劳动改造,又回到文革初期去了。一出溜,就滑到升官图的最低一格去了。

否定毛泽东的急先锋

到了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和四人帮都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王若水时来运转了。他当上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在《人民日报》几届副总编辑里头,我认识的人有三位。一位不幸滑到四人帮那边去了。另一位,一九五四年相识,才气横溢,气概非凡,颇有燕赵悲歌之士风度,我很喜欢和敬佩,到了一九七九年,锐气大减,谦谦君子了。第三位,还是和原来一样和气可亲,精神饱满,但显然是圆滑世故,看破红尘了。都是一九五七年以来受了软伤或硬伤的结果。王若水也是从那条道上走过来的,身上却未留下历史的痕迹。

痕迹也有,却是另外一种。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话,他依然会是毛泽东的信徒。现在他却是否定毛泽东的急先锋了。他揪住毛不放,狠狠地追索三十年中国悲剧的老根,穷其究竟,不计个人得失安危,直至最后。

一九七八七九年,华国锋、汪东兴还在台上,从舞台的另一边又徐徐走出另一支人马,就是所谓「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革命老干部」,即官僚特权阶层的另一派代表人物。他们反对文革,却绝不反对毛泽东及其一套路线制度。一九七九年年初的「理论务虚会」意在批判「两个凡是」,为邓小平上台和改革起步扫清障碍。三月底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证明无意否定毛泽东。但是王若水却一马当先,几次发言,要求彻底否定毛泽东和他的一整套思想和路线。他当时属于最激进的一个,自然被保守派记在帐上,跑不掉了。

人民日报「反左」战场主将

我是一九七九年年末来到《人民日报》的。在编辑部里,就仿佛闻到硝烟四起,听到炮声隆隆。王若水伴随胡绩伟,是那个战场上的主将。我听到的第一号战报,就是有关胡耀邦决定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的的讨论,嘎然中止,就因为石油化工方面的一霸、大军阀余秋里反对,认为是冲着他在大庆提倡的那个「先修坡,后修窝」来的。《人民日报》推动平反冤假错案,他当然也反对,因为被他陷害多年的老干部田方等人他还不想平反呢。在那个大战场里,这还是小事一桩。王若水主管思想文化版面。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在全国造成思想混乱,以为改革告吹,要开倒车了。王若水便连续发出李洪林《我们要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长文。一项原则写一篇,连发三篇,第四篇就发不出来了。这是和由胡乔木起草的邓的那个讲话对着干的,完全是依据马克思理论,无懈可击,但显然又是同邓的讲话意思相反的。所以才能在胡乔木眼皮底下发出了三篇,而第四篇又终于被腰斩了。王若水还发了郭罗基的一系列文章,主张政治改革,反对个人迷信,那位作者和文章都立即在邓小平那里被挂上号。胡耀邦对郭罗基的赞许非但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反倒加重了对他打击的力度,直至由邓两次亲谕郭必须离开北京!

一九八一年春由军方发起的以批判白桦的《苦恋》为引子的第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几个月间,《人民日报》居然一字不发对白桦的批判,应该说是个奇迹了。军方虎视眈眈,胡乔木、邓力群目不转睛,不是胡绩伟、王若水下了丢掉乌纱帽的决心,不批判白桦是不可想象的。这且不说,王若水在此期间还让文艺部发出一首诗《假如鲁迅还活着》,意思是活着的话就只能当右派。在那些敌人看来,这不太放肆了吗?

当然,没有胡耀邦在后边,谁也做不到。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胡耀邦也没力量保护任何他需要保护的人,包括他自己。《人民日报》在一九七八一九八○年间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报纸销路达到七百万份顶峰。它成为鼓舞改革、反对保守派和官僚特权阶级、振奋民心的一面大旗。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党的控制之下,《人民日报》运用了最大限度的自由,而很多地方甚至中央的党报,却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文革时期的面貌。而正是这个原因,保守势力才必欲灭之而后快。

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不遗余力

王若水深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是人的解放;不仅要从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还要使人自由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充分发挥其创造力。而正是在这里,毛泽东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从未中止对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他的文章,和女作家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推动了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思想的热潮。一九八三年他又发表了《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保守派打手胡乔木和邓力群就决定在这里向他开刀了。他们终于说服邓小平把「清除精神污染」列入一九八三年底召开的二中全会的决议,同酝酿已久的整党问题并列,而最后压倒了整党。而「清除精神污染」的主要目标又是以王若水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思潮和异化理论。

十月十二日二中全会结束后,声势浩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王震在杀气腾腾的讲话中,甚至提出要对理论界实行「清理阶级队伍」。首先「清理」的就是《人民日报》。十月三十日,胡乔木和邓力群亲自到报社向全体党员宣布接受胡绩伟辞职和解除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似乎取得了五年来梦寐以求的胜利,实际上却是给改革事业和中共本身施加了致命的一击。整党终于走了过场,腐败终于成为不治之症;通向血洗天安门的道路也由此打开了。

坚持真理的极大勇气

至于王若水本人,在知识界和新闻界反而受到更大的敬重。他从未看重过权位,现在「无官一身轻」,正好可以把更多精力用到理论研究上去了。不过他也没放弃战斗。一九八四年一月,胡乔木在《理论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系统地批判了周扬和王若水的有关观点。邓小平批示要将此文作为全党的政治教材。胡乔木表示欢迎争论,那是做做样子,王若水却认为机不可失,要和他展开争辩。这一下可惊动了《人民日报》社的上上下下,有谁听说过可以和政治局委员、理论界权威如胡乔木者争论的?那不是要给报社惹来更大麻烦吗?几乎所有说得上话的人都来找王若水劝说。王若水躲到哪里都不灵,简直是鸡飞狗跳了。弄得王若水不耐烦了,索性「失踪」,叫你谁也找不着!这时候,我才真正领略了王若水的性格。他的特点是一个拗;别看他身材瘦小,那整个身子都是一根筋,谁也别想逼他改辙!那篇反驳胡乔木的长文,《哲学研究》不肯发,倒在香港的一家月刊上出现了。这就又引起一场风波,那边来追究王若水怎敢到香港发表批评胡乔木的文章?可是王若水的文章复印了几十份征求意见,谁知道是哪个捅到外面去的!还是要查,查不出来,也就不了了之。其实,发这篇文章,冒最大风险的还是王若水本人。他却远不像别人那么紧张。他显示了坚持真理的极大勇气。

但事情还没完。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迫下台,一批知识分子被开除党籍。中纪委八月决定要《人民日报》党委劝告王若水退党。他不肯接受,反过来质问,为什么违反党章,不经支部讨论而由中纪委插手?(开除刘宾雁也是这么干的,因为知道支部不会通过。)中纪委的职责是维护党章党纪的,而现在竟自己破坏党章,今后又何以正人?当然得不到回答。一位有三十九年党龄的党员就这样被除名了。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批判武器

在九十年代的北京,我担心王若水会觉得孤独,寂寞。我问一位熟知他的朋友,回答是:他没有。他哪儿有时间去感觉孤独和寂寞呢!除了读书,就是写作。他非常认真,所以写得很慢。一九九六年初,纽约的《北京之春》发了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目的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他认为,习惯的说法认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不对的。二者的胜利,其实「只证明了一件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武装夺取政权。」那两场革命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批判的分析,指出有一些确实是错了。但同时也指出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六个误解。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我想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可惜这篇文章在国外还不如在国内受到重视。北京有人复印了几百份,分赠友人。王若水在该文结尾处写道:「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这就是王若水。在党内,由于我不和你们一道背叛马克思主义,你批我,你诬蔑我,你开除我;在另一些人中间,由于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你蔑视我,冷落我。告诉你们,对于这一切,我统统不在乎!王若水是一位真正自由的人,因为他是真正独立的。这又是由于他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最可珍贵的哲人只能无声

但是他决不会不接受不同意见。有人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提了一点异议,他为了回信中写的几十个字,竟花了四天时间翻了二十多本书。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一直写到他最后一次住院,终于没有完成。他在病床上,把未完成部分的要义口述给妻子。相信那必定是所有中外评判毛泽东著作中最深刻的一部。然而那本不该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中共内部的反动派犯下的一大罪状,就是剥夺了王若水将近二十年发表作品的权利。对于一位罕见的思想家,这是致命的损害。他有时可以在海外发表一点东西,但听不见自己声音的回响;他极欲向周边的人宣告自己的发现,却发觉自己是哑的。在中国空前喧哗的时代,一位最可珍贵的哲人竟只能无声无息,这是多大的悲剧!

原载《争鸣》 (刘宾雁    2/2/2002 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