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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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Ruo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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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若水谈心
刘 衡（一） 我和王若水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先后调到人民日报社了， 但因不在一个部门，很少机会碰面。即使碰了面，彼此也不打招呼、说话。 20多年政治旋涡中的摸爬滚打，几乎使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曝光、亮相，成了透明人。到80年代初， 我和王若水在报社大院碰面时，竟然像老熟人似的谈起心来。他告诉我，他现在住在办公室里， 不回豫王坟宿舍了，因为他要和他当电影演员的妻子离婚。他说，他和她结婚， 很是不幸，成了个受气丈夫。促使他下决心的导火线是他的母亲。他是母亲的长子， 房子又比较多一些，母亲自然和他住在一起。可是，他妻子不高兴，经常找岔子闹气。 他只好把母亲搬到附近的平房里。就这样，他妻子还不答应，拿着平房的钥匙要他赶走母亲。 就在这一天，他拿着钥匙搬到办公室了。他妻子有些害怕，答应不赶走母亲。他要她向母亲道歉，她不肯，到处散布他是陈世美，现在升了官，要休妻了！ 1983年，他因宣传人道主义、研究异化问题，在“清除精神污染”的 运动中被免去了副总编辑的职务。 他妻子就整他的材料，向领导反映，说他拥护“文革”、反毛主席、反邓小平等等。 没有比人在受伤时、亲人在背后捅他一刀更悲哀的了。我安慰他：“她这样做， 不是一般的落井下石，是想你越来越倒霉，或者，能挽救你们的婚姻。”他说：“我当副总编辑，要和她离婚。现在倒霉了，哪怕流放、坐牢，我也要和她离婚！” 不久， 我看见谌容写的小说《错！错！错！》，立刻使我感到，这篇小说是拿王若水夫妇做模特， 写了一个不幸的家庭。谌容是范荣康的妻子，范与王若水同为我们报社的副总编辑，是老朋友了，谌容对王若水婚姻的内情自然比我知道的多。 王若水离婚后， 带着母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搬到我们北区人民日报宿舍，我们碰面谈心的机会多了。 他见了我，谈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比你强！”他所说的“我们” 是指他、胡绩伟、范荣康、陆超祺、余焕春……这是不言自明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制造了552877个“右派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约500万人)，造成知识分子们21年的空前大灾难。 （胡风“反革命分子”受难23年，时间比我们长，但人数比我们少。）被人敌视的贱民地位、 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我们的无期徒刑、慢性枪决。但我们的血泪、牺牲毕竟换来社会的一点点进步， 如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不能像对我们那样野蛮、凶残、低级了，而是改头换面， 用软刀子杀人，披着学术讨论的文雅外衣。王若水告诉我，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并表示欢迎争论。王若水用半个月时间写了《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 ，参加讨论。胡乔木开始说《哲学研究》可以发表他的文章。王若水把文章打印了几十份，正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不知是谁把它送到香港《镜报》发表了。胡乔木说：既然《镜报》 发表了，《哲学研究》就不发表了，而且还要追查是谁送出去的，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王若水对我说：“真是荒谬！我的文章是响应胡乔木‘欢迎争论’ 的号召写的， 既没有反动的政治内容，又没有泄露国家机密，《镜报》也不是反动刊物，《镜报》的总编辑还是我们的政协委员。即使是我送出去的，又何罪之有？” 王若水没有屈服， 他写了许多申辩材料， 还写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 、《人的难产－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清污” 运动》、《智慧的痛苦》、《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 ………1987年，他又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与吴祖光同时被共产党除名。在这次运动中，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已在早些时候被开除出党。 王若水除了被免职、被党除名和我们右派的遭遇差不多之外，其他方面的确比我们强。他没扣工资，没有被流放、劳改，还是住在报社宿舍，自由支配时间。他每天读书、写作，文章不能在国内发表， 他就自己打印出来，送给人看，或者在海外杂志上发表，还先后被邀请到美国、 瑞典、挪威、丹麦、印度等地访问、讲学。他一无所失，反倒获得了国内外知识界和读者们的极大同情和尊敬。1987年1月，在他被党除名的前夕，他获得了一位年轻姑娘的爱情，和她结了婚，她就是文静、秀雅的新闻硕士冯媛。 1989年初， 王若水和戈扬等先后被邀请到美国访问、讲学。民运发生后，戈扬等大多数人留在美国， 王若水却回了国。他亲历了人民浩大的示威游行，亲眼看见“六四”的血腥惨案， 也亲眼看见人民日报社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窝子”，被镇压、摧毁。报社同人们正步他的后尘在遭受清查、 批斗、降级、停职、撤职、调离等等处分。他对我说： “现在大家写检查，不像反右派、文革时那样，一股劲认罪、服罪，往自己头上泼脏水了。他们有错才认错，没错就申辩。他们都在学你。”我说：“也在学你。” 1986年，总编室成立机动记者组，我和刘宾雁等许多人进去了。我不外出的时候，顺便评评报。 机动记者组的成立会，开得十分隆重，社长钱李仁、总编辑谭文瑞、副总编辑范荣康、 陆超祺、李仁臣、余焕春、保育钧全都参加了。他们说，这是一个“自选动作” 的记者队伍， 每个人只要发挥自己的特长， 不受年龄、 定额等等限制。范荣康还表态： “我现在报个名， 以后我离休了，就到机动记者组。”89年民运期间，钱李仁在走廊里碰见我， 还主动对我说：“你们这个记者职务是终身的……”可是，“六四”以后高狄等新的领导一来， 就把机动记者组撤消了，我只好做专职的评报员。与我同时做评报员的还有李梦莲。 每天清早， 由总编室小唐把当天报纸送到我宿舍，我看后用红笔写上意见，中午他来取走， 贴在编辑部大楼的评报栏上。“六四”以后报纸变了样，我既不能歌功颂德，对报上的许多谎言我也无法揭穿， 只好让它一片空白。但我不甘心老是沉默，有机会也要写上几句。 高狄来报社当社长后，
以“太上皇”、“占领军”自居，开起会来，经常破口大骂、乱扣帽子，把原先的人民日报社骂个狗血淋头、一无是处。 我经常到评报栏处听听人们的反映，王若水也经常去看我们的评报。有次，他碰见我，笑着称赞：“现在大家又不说真话了，还是你一个人在说……”我说：“好些人想说真话也没有地方说。我这个小小的评报员还没撤职，有个说话的地盘。” 1992年， 王若水也利用这个地盘说话了。他短兵相接，直攻要害。他不像我那样浮皮潦草、轻描淡写，而是出手不凡，一开始评报，就掀起冲天大浪，惹得高狄等人暴跳如雷。事情是这样的： 7月6日， 在中共“十四大”前夕，人民日报要闻版登出一篇评论《要警惕谣言害人害国》 ，文中谈到临近“十四大”，香港报刊有各种各样对中国的报道，“其用心无非是想要按照国外某些势力和国内某些势力的意愿， 安排中国的人事和中国的前途。”还谈到香港报刊对中国上层人物造了不少谣言，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因此，劝大家要警惕谣言， 听见谣言就要及时辩驳，不然就会害人害国等等。王若水看后，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写了一篇评报，贴在7月7日的评报栏上： 香港报刊从来都有各种各样对中国的报道，并不是“临近十四大时”才如此， 它们不可能“安排中国的人事和中国的前途”，最多是想影响，但哪一次影响了 中央？相反，香港报刊说好的，也许会受处分；香港报刊说坏的，也许会提拔。 如果说他们能影响，岂不是说中央会听信谣言？如果说港报都是谣言，《参考消 息》为何还要摘登？党报批“精英”的文章，为何许多都引他港报刊物和海外报 刊？ 邓小平是说过：“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但邓小平说的是“完 全反对”，但是难道没有对改革开放摇摇摆摆的吗？难道没有人阳奉阴违，另搞 一套吗？ 难道没有人秘密去上海调查皇甫平文章的背景吗？难道没有人在报上 发表文章，不指名批邓吗？难道没有人动辄问“姓资姓社”吗？如果没有，邓小 平的南巡重要讲话岂不成了无的放矢？ 建议高狄同志读读这篇评论。文中说“有些人，包括当事人是知道实情的。 听到谣言就要及时辩驳，不要自己剥夺自己的发言权”。比如说90年5月30日， 高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访日归来话友谊》，讲他当年上伪满建国大学，这 次在日本又和同学欢聚唱《毕业歌》 一事。建国大学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物， 它培养的是什么人？ 毕业后干什么？《毕业歌》中有无军国主义色彩？这些高 狄同志都应该做出说明。正如文中所说：“沉默就是默认”。相信你这些说清楚 了，就会得到足够的选票。 王若水的评报贴出后， 人们奔走相告，评报栏前挤得水泄不通。香港《华侨日报》记者黄万千发出报道， 以《王若水评党报＜谣言＞》为题，登出评报栏前的盛况，转载了这篇评报。 第二天，7月8日，就登出了。这下，更不得了！怀疑王若水通“敌”，要追查潜伏报社的“奸细” ， 是谁把文章这么快送到香港的？7月15日，人民日报《内部情况》以《一个奇怪的现象》为题，谴责王若水。还说，经过调查，黄万千7月7日并未来报社采访，要追查为香港报纸写报道的人等等。高狄更是赤膊上阵，在评报栏上大骂王若水诋毁上级，要送公安机关法办， 还要开除他的工籍，不发工资……王若水慢条斯理地说：“我的离休工资是国务院发的，你取消不了。”看得大伙儿笑了：“王若水是有名的哲学家、评论家，笔锋尖利，逻辑严密，十个高狄也斗不了。” 高狄不肯就此罢休，认为评报栏是报社目前唯一的一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阵地，要予取消。 记者部主任林钢立即贴出反对意见，认为群众评报是人民日报社的好传统，不应新的领导一来， 就把这个好传统弄丢了。高狄不好明目张胆地取消评报栏，就改头换面，把我和李梦莲免了职， 找了一位同志不提意见，只挑错别字。以后这位同志挑不下去了，从此，评报栏继续存在，每天在换新报，但已经无人在上面写字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十四大”，高狄没有得到足够的选票，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也由于他的名声不好，连“左派”也觉得他再当中央党报的社长，于“左派”不利，只好离开了人民日报社。 （二） 王若水后来搬到东区宿舍，离我住的地方比先远了。1994年，他们访美回来， 我和李克林等去看他们，谈起当时在国内外十分畅销的一本小说：艾蓓的《叫父亲太沉重》 。作者不点名地写了周总理的“婚外恋”，说她自己就是周总理的私生女。我看她写得有鼻子有眼，想不到一个女孩子会如此厚颜无耻地睁着眼睛说瞎话，竟信以为真。王若水却指出书中许多不真实的内容、 细节，说明这书瞎编乱造、哗众取宠。有家外国广播电台把小说连播了好多天， 另外有家外国广播电台也想连播，问问王若水的意见。王若水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 这书内容极不真实，连篇谎言，那家广播电台就不播了。我很佩服王若水洞若观火的眼光，而我自己却是多么幼稚、轻信啊！ 1996年， 王若水患了肺癌，动手术、化疗……折腾好久。但他仍不停地读书、写作、出国、 讲学、旅游……他自己站在雪地里，却随时想到给别人送温暖。他听说我摔跤、骨折， 行走不便，几次到我宿舍，教我打电脑，送我加钙的奶粉，给我看他写的文章。他的文章思想深刻、 说理充分、干净漂亮、好读好懂……每次他来，我都要和他谈心，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零零碎碎的，有如下几次比较重要的谈话： 我： 鸣放突然转入反右派，我是想不通的，害怕又要搞错好些人，就向支部汇报，以至自投罗网。 于是，我仔细读报，研究那些批判材料，了解一下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右派言论， 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结果，我越读越感到那些被批判的话不但没有错误，反而有情有理。 那些被批判的人不但没有罪，反而是有见有识、忧国忧民之士。这样，我就更知道反右派有问题了。 王：一个人“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这样的事情是不少的。我也有这样的例子。1963年，党中央要从理论上系统批判苏联的所谓修正主义，要写小册子，拟出了一些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批判人道主义。负责这一个课题的是周扬。周扬就找了一些人， 其中包括我。我们在一起研究材料，准备写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为了让大家批判， 就得让大家看材料，因此就搞了一些书、一些译文，还有原版书，让我们知道西方是怎样讲人道主义的， 西方是怎样讲马克思主义的等等。结果呢，我看了这些书以后， 反而感到他们很多讲得都有道理。本来是为了批判，才让我们看，可是通过接触这些材料， 反而觉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比起苏联讲的要深刻得多。于是，以后我就变成宣传人道主义、为人道主义辩护的人了。 我：你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有什麽关系呢？ 王： 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得到十年教训，更要为人道主义呼吁了。因为文革中，不把人当人。 一种是，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不被当作人。另一种是，迫害他们的人，像有些红卫兵那样的迫害狂， 他们实际上变成狼了。此外，像毛泽东，他被神化了，也不被当作人。 这三种情况都是人性的异化：异化成鬼；异化成兽；异化成神。同时，大搞阶级斗争， 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人只有阶级性，没有了人性。强调阶级性的结果就从两方面否定了人： 一方面，不承认人有共同的人性，阶级不同就什麽都不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共同的人性； 另一方面，也不承认人有不同的个性。好像同属于一个无产阶级就都是一样的， 同属于一个资产阶级也都是一样的，把人的个性也否认掉了。所以，我提出人道主义， 就是要恢复对人的一种认识。人是有共性的，是有普遍的人性的，人也是有个性的； 人应该不同于兽，不同于鬼，也不应该对任何人加以神化，大家都是人。提倡人道主义， 反对兽道主义（残酷斗争）、神道主义（个人崇拜）是对文革的一种抗议，是对把人不当人的一切作法的抗议。 怎麽解释这种现象的出现呢？ 那就是异化啦！人的本性不是这样的，但在特定的条件之下， 人离开了他的本性，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我特别用异化的理论来解释个人崇拜：本来， 领袖是从人民当中产生的，人民支持他、造就他，使他成为一个领袖。人民赋予他权力， 但是当他得到权力以后，脱离了人民，高高在上，然后反过来作威作福，给人民带来很大祸患。文革当中有这样的口号，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我当时就想， 那毛主席是为了谁？应该是毛主席为人民，怎麽是一切为了他呢？逻辑完全颠倒了！ 文革把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弄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也被颠倒了！结果，领袖、党就高高地凌驾在人民之上，凌驾在社会之上。本来应该是社会的公仆，现在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 变成人民的老爷了，这不就是异化吗！我提出这个概念，为什麽大家都觉得新鲜、有意思？因为能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以及过去的很多现象。 我： 你这个概念不仅能解释文化大革命，以及过去的很多现象，还能解释文化大革命以后， 以及目前的很多现象。怪不得那些异化了的人民老爷们不肯发表你的文章，也不肯发表你的文章作为批判材料。 他们不让你的文章与人民见面，因为他们害怕人们走进批判你的房间，结果却走进了拥护你的房间！ 我： 1958年，我在柏各庄农场劳改，农场让我们填表，问到对处分的意见。我本着对党忠实老实的态度写： “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全农场一百多个右派， 只我一个人这样写。结果引起一连串更大的打击，如加重处分等等。在批判会上，我说： “党章规定，党员对自己的处分有上诉之权，并没有说上诉错了要加重处分，何况我并不错。农场怎么违背党章呢? ”我一直纳闷：怎么农场的水平这样低下，连党章的ABC都不懂？ 王：不是不懂，是明知故犯，为所欲为！不光是农场，整个反右派运动都在违背宪法、违背党章。 放眼瞧瞧，又有哪次政治运动不在违背宪法、党章呢？进入80年代了，还是这样！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浪里，我和刘宾雁等人被开除、除名，都是违背党章的。 1987年8月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做了《关于王若水所犯错误的决定》，劝我退党，如果不退，就除名。《决定》指责我“背离党章”，但《决定》本身就违反党章。党章第9条就有规定： “劝党员退党，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如被劝退的党员坚持不退，应该提交支部大会讨论……” 可是，中纪委却避开支部大会，对我劝退、除名，都不交支部大会讨论！ 不仅仅如此，党章第41条规定：“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决定，应当实事求是地查清事实。所要作出的处分和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他说明事实和申辩。 ” 可是，中纪委的这个《决定》，事先根本没有和我见面，更谈不上与我核对事实、听取我的申辩！这样，我只有事后写申辩了。但事后写，国内又没地方发表，有什么用？ 我： 的确是你说的那样，我就亲历了开除刘宾雁的过程。当时我和刘宾雁都在机动记者组， 在开除他党籍的前后，我和支部许多人都提过反对意见。中纪委知道如果开支部大会讨论， 就开除不了他，就叫绕过支部，由报社党委（机关党委）讨论通过。 报社党委讨论时， 多数委员反对。陆超祺（当时任副总编辑兼中纪委驻人民日报纪检组组长） 就向大家做工作，说这是邓小平决定的，不能违抗，于是再表决。在表决时，许多人在举手时都先声明：中央决定了，组织上服从，但思想上不同意开除的决定。就这样，算是勉强通过了。 支部书记为了执行机关党委的决定，想了一个办法。他把在外地采访的刘宾雁叫了回来， 单独和他见面，向他宣布：根据中纪委、机关党委的决定，他已被开除，不能申诉，不能改变。第二天，开支部大会（刘宾雁没资格参加了）宣布这个消息，请注意：是宣布，不是讨论。一宣布完，就散会，不让讨论！ 王：看来，机关党委、支部为了执行中纪委的命令，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 我： 虽然如此，也没讨得领导的欢心。听说中纪委对报社很不满意，因此在处分你的时候， 就改变了做法。一下子就下达红头文件，说：报社编委、党委对中央的决定（红头文件） 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讨论和提异议的权利。所以对你的除名，报社什么会也没有开，只派一个人来向你个别通知。 王： 通知吴祖光的是胡乔木。通知我的是报社总编辑谭文瑞，他到我家里，宣读中央决定，不作任何解释。 我： 听说原先中纪委决定让钱李仁通知你，他不肯去，因为他认为你没有什么错误。他说， 你与胡乔木的争论如有错误，中央免去了你的副总编辑职务，已经处分过了。你以后又没有发表过什么“自由化” 的文章，说你积极散布“自由化”的罪名不能成立，对一个人不能处分了又处分， 没有个完。可是，他的意见不被中央采纳，只好对处分你抱消极态度。 王： 我早就知道钱李仁是位有良知、有头脑的好领导。听说他来报社当社长，是胡乔木推荐的。他来之前，胡乔木向他说了胡绩伟许多坏话。他来了后，看了胡绩伟很多文章，知道他很有见识，就不盲目跟胡乔木跑了。 我： 我用我自己的眼睛、体会也看出钱李仁是位好人。那是在开除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三人党籍的前夕， 钱李仁特地到老干部局，向离休老干部传达这件事。因刘是报社的，就简单谈了谈他的“罪状”(其他二人略而不谈) ：1.他的许多揭露腐败的报告文学、特写严重失实。2. 他在外单位演讲、作报告，说了许多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话。3.他参加发起召开“反右30周年学术讨论座谈会” 。当时我对前两条“罪状”的内情不大了解，没有发言权。对第三条却十分清楚，不能不说话。可是，“钱李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不能不嘀咕。 一散会，我什么也不顾了，立刻找他谈话。我问：“反右30周年学术讨论会是学术研究，怎么不让开?”他说：“这种会是政治性的。”我问：“政治性的会就不让开吗？ ”他说：“这不是一般的政治会，是反动的……”我问：“会议还没有开，你怎么知道这是反动的呢？ ”他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以后，国际部高集告诉我，钱李仁向他们夸我， 说我向他提出尖锐的问题。我还听说在讨论开除三人党籍的时候，钱李仁和陆超祺两次到中纪委为刘宾雁提出反对开除的意见：1. 经过报社和中央派人调查，刘宾雁的作品对纠正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起了积极作用，只有个别地方用词不当。2. 他在外单位演讲、 作报告，说了一些错话，报社领导以前并不知道，因此没有对他尽到教育、批评的责任。没有教育，不经正常批评，一下子就开除出党，不符合党的传统作法。3. 他已退出参加发起召开“反右30周年学术讨论座谈会” 。可是，开除刘宾雁是邓小平决定的，真理斗不过权势。说刘宾雁的作品不真实，实际上，开除他党籍的三条罪状才真的不真实！ 从此我对钱李仁有了好的印象。 王： 钱李仁的确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好领导，正因为如此，“六四”以后，他被调离报社。 我：陆超祺也挺不错，当时他领导我们机动记者组。刘宾雁被开除党籍后，亲痛仇快。一些曾经被他揭发、 批判的腐败分子纷纷到报社要求恢复名誉，把陆超祺吵得焦头烂额。他对他们说： “刘宾雁掌握了你们的大量材料，登报的只是其中极小部分。如果写错了，你们可以到法院告他， 让法院判决，给你们赔偿。”结果这些人害怕更多的材料曝光，没有一人告他。 王：正因为陆超祺不错，“六四”以后，他受到撤职处分，从副部级降到正局级。 我：20世纪50年代，我只知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敌人。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中香花、毒草的标准，也是只看他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到了60年代，才知道反毛主席也算是敌人。 “两”反变成“三”反，毛主席的地位空前提高，我必须好好读毛主席的书，找出“我的确是右派分子”的答案。可是，越读<毛选> 我越心疼，我成了个受害的人。例如: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中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 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可是，当时划右派，前后左右都不看， 光看鸣放前后的那一会儿。即使只看那一会儿，也是只看一个表面现象，并不去区别问题的实质。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 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可是，当时给人戴右派帽子，只凭几句言行就定案，是先下结论，后调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说：“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 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些批判却是粗暴的， 官僚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没有科学的分析，没有充分的说服力。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 中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还说：“说老实话， 做老实事，作老实人。”可是，在反右运动中，“口服心不服”的比心不服、口里也讲出来的要好。 在逼供信的空气里，促使大家假认罪，假检讨，以至我这个唯一讲真话的人，变成死不改悔的顽固右派。 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指示、领导的，他讲话不算话，这不是自打嘴巴吗？ 王： 毛主席讲话的确常常出尔反尔，自食其言。邓拓就对胡绩伟说过：“毛主席常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邓拓在<燕山夜话>中写的<专治健忘症>，批评的就是毛主席。 我： 那时候，我哪里知道这个？还是把毛主席当作神来崇拜。有毛主席的话作后盾，我更有把握、 更坚定了，更知道反右派有问题，更知道自己不是右派分子了。用同志们的话说，也就是更顽固了。我给党组织写过一个汇报：“天不怕, 地不怕,天崩地裂也不怕。我心里没有别的巧，只因我听见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话我心里照,不怕霹雷闪电、地动山摇,我心里有个红太阳，斗争起来有力量！” 王：那时候，你要是知道这个，知道执政以后的毛主席与执政以前的毛主席已有大大不同， 你大概不会那样“顽固”，你也会随大流，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少受点罪吧？ 我：我不会的，我还会继续一个人的战争！ 王：“性格就是命运”，谁也无法改变。 我： 你是受过毛主席两次夸奖的，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毛主席不是神，摆脱了个人迷信的？ 王：我参加过好多运动，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慢慢就被说通了，总觉得中央不可能错，毛主席总是对的，要是有什麽想不通，肯定是自己错了。对反胡风、反右派也是如此。但是， 在彭德怀的事情上，我有点想不通，加上后来又有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很多人，大家都吃不饱饭，更觉得彭德怀是有道理的，不应该对他那样。但是想到这儿为止，不敢往下想了。 如果再往下想，毛主席为什麽要整彭德怀，是毛主席糊涂，还是另有原因呢？就不往下想了。 1971年林彪外逃， 我才受到很大震动。因为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地位非常崇高，现在却成了一个恶棍。为什麽毛主席那麽信任他？是不是毛主席错了？ 我开始想这个问题。接着就是批林彪，怎样批？谁也没有底。毛主席委托周总理管《人民日报》 。周总理指示说，《人民日报》应该批极左思潮，批林彪的左。我认为很对， 林彪就是极左，应该批。后来，张春桥、姚文元跑到《人民日报》，讲了一通， 意思是批左不要批过了头。当时，我就想不通，周总理说我们批左没有批够，张春桥又说不要批过了头。到底是没有批够，还是批过了头呢？大家思想很混乱，我们听谁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开始对张春桥、姚文元产生了怀疑，我索性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向毛主席告了张春桥、姚文元一状。我说，周总理是这麽讲的，张春桥、姚文元又是那麽讲的，我觉得周总理讲的是对的， 我不同意张春桥、姚文元的讲话，我还把他们的讲话逐条驳斥一番。 没想到这封信捅了大漏子，因为张春桥他们讲的是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看了我的信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要批极左思潮，不高明！我心里想，我信中引的是周总理的话， 我说我赞成周总理。毛主席批我，间接就是批周总理，这给我的震动更大了，我作梦也没有想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还不一致。 接着就开始批我了，大批特批，后来又被弄到农村劳动。那时候，我已看出毛主席不喜欢周总理，所以后来批周总理是儒家，我不感到奇怪，就摆脱了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 毛主席去世时，我发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怎麽伤心。 我倒感觉轻松了：这一天终於来了！原有的那种威慑力量现在不存在了！后来有1978年“真理标准” 的讨论、“三中全会”等等，我的思想越来越解放，越来越把毛主席看清了， 我先后写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等等。 我： 你清醒得早，我觉悟得晚，一直是“痛苦的梦中人”。直到80年代，取消了对我的专政、 孤立，恢复了记者工作，读了你们的一些文章，经历了“六四”，才慢慢有点醒悟。 王： 我并没有完全清醒，因为毛主席现象很奇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君主、一个领袖， 像毛主席这样，给人民带来如此大的灾难和祸害，没有任何人能够和他相比。另一方面， 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君主、一个领袖像他那样，仍然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被如此多的报道和宣传， 人们对他仍然如此敬仰，这是很难解释的。如果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罪恶仅仅归之于一个人的过失和几个人的阴谋， 不是科学的。我想把这种现象研究透，这是很值得做的一项工作。 其目的不是停留在谴责罪恶，而是重在挖掘根源，改变现实上。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几辈人的努力…… 另外， 我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马克思主义会灭亡，但我们应该从当中抢救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把它保存起来、发展起来。 2002年1月9日，王若水因肺癌转移，多方医治无效，离开我们了。“人生是场接力赛” ， 为了研究和消除我国产生毛泽东、上演种种悲剧、惨剧的土壤和条件，后来者们，接过王若水手中的火把，把它烧得更加明亮，向前奔跑吧！ 2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