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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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王若水:

    之一:音容长在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


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九日,旅居波士顿的中国著名理论家王若水先生因病逝
世,享年七十五岁。王若水先生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由于在八十年代初公开提出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理论,在所谓清除精神污
染运动中被解除职务。王若水先生的太太冯媛是《中国妇女报》记者,去年八月
成为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研究员,王若水先生与太太一起从北京来到波士顿。
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冯媛女士说:

冯媛:王若水是星期三凌晨三点过一点去世的。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是什么时候患病的呢?

冯媛:他一九九六年做完肺癌的切除手术,二零零零年开始以来,他又在
和已经转移的癌作斗争。

主持人: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三年,王若水先生曾经两次应邀来美国作访
问学者。这次在他患病的情况下,你们是怎么考虑到美国来的呢?

冯媛:我们俩也算是互相为对方考虑,他特别喜欢哈佛大学这个地方,这
个环境,所以,他一直鼓励我申请哈佛尼曼基金的研究项目。但是,我因为这几年
在国内工作很忙,一直没有下决心申请。去年,我觉得他的病已经比较重了,就想
我还是应该申请,因为,尼曼基金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进修项目,对我自己有好
处,而且,也可以了他的心愿。
因此,我在二零零一年初在尼曼接受申请的截止期之前,把申请手续完成了
,一个是为了让我自己有一个进修的机会,同时也是希望能满足王若水的心愿,因
为他喜欢哈佛大学的环境,尤其喜欢哈佛大学的中文图书馆,里面的藏书和他感兴
趣的研究领域非常的吻合,他在这里看书、作研究都非常方便。
我很荣幸地得到了尼曼基金的资助,尼曼基金会对我们也很支持,后来他们
知道了王若水生病的情况,还表示,我的医疗保险可以包括他。这当然不是对我们
的特殊照顾,而是这个项目也考虑到研究者的家庭成员。这样,我们就一起来到哈
佛。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波士顿地区有非常发达的对癌症的研究和治疗,我们当然
也希望,在这里能够更好地治疗他的病,延长他的生命。

主持人:到这边以后,治疗的情况怎么样?

冯媛:来了之后,他确实在这里的登纳哈伯癌症研究所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他的医生雷本博士也非常好,所以,这方面我没有什么遗憾。

主持人:请问有没有准备为王若水先生举行告别,或是追悼的仪式?

冯媛:不准备举行任何仪式,这也是王若水遗嘱的意思,但是,他希望将来
在他的骨灰上面种一棵树。

主持人:冯媛女士说,她非常感谢海内外友人对王若水先生的悼念,和对她
的关心。

冯媛:我收到了很多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录音,但是因为我这两天在忙着一些
具体的事情,所以,不能一一地回复,由于经常不在家,甚至都不能接电话。等过
些天把这些具体的事情办完,我会感谢大家的。这些信息都让我觉得很温暖,也让
我不是处在悲痛之中,而是处在友情、关怀当中。而且,因为在忙他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跟王若水在一起。

主持人: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他的很多友人非常悲痛。曾经与王若
水一起工作过的原《人民日报》记者,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说:

刘宾雁:王若水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去世了,我心里非常悲痛,我
本来准备二月份去波士顿看望他,他的病情有时好有时坏,他的太太说,这也不奇
怪,他在国内就是这样,在接受治疗的时候,病情常有起伏。我没有想到,他这么
快就去世了,我感到非常遗憾,也十分悲痛。除了因为我对他的个人感情之外,我
也为中国感到悲痛,因为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位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
民主斗士、自由斗士。

主持人:听众朋友,也许您还记得,三年前王若水先生接受心灵之旅节
目采访,谈他的人生经历,说到他由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被解除《人民日报》副
总编辑职务的时候,王若水先生有这样的一段独白:

王若水:你为一个官方的报纸工作,你坐在这个职位上,不能说自己的话,
你必须是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有些事情不对,你也得说对。这有什么意思呢
?那我宁愿保持自己的自由,我应该写我自己的东西。

主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王若水先生一直在工作。哈佛大学法学
院资深研究员、著名中国学者郭罗基先生说,他在哈佛大学听过王若水先生的演讲。

郭罗基:王若水到哈佛以后,还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
东,是在去年十一月,那时候我看他已经很勉强,两条腿是肿的,走路拿着拐杖。
他本人倒是一口答应作演讲,讲演那天,我看他也很吃力,讲得很累。

主持人:您最后一次见到王若水是在什么时候?

郭罗基:星期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呼吸很困难,靠吸氧在维持,他说
话非常吃力。他所担心的还是他的思考不能继续。他年轻的太太冯媛一直在他的身
边陪伴着,冯媛对他说:你放心,你的思想我都记下来了。他口述,冯媛就记
录,那时候,他本人倒好像很乐观。不过,我看着他已经很难受了,他吸着氧气,
说话有气无力的。
所以,我回来以后,感到非常难过,那天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王若水
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很多关键时刻都表现了他的那种独立人格。我觉
得,他最可贵的就是,自觉地选定自己的道路,不受任何干扰,坚定地走下去。

主持人:当年宣布王若水先生被解除职务的时候,刘宾雁先生正在现场。听
到王若水逝世的消息,刘宾雁先生又一次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刘宾雁: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二次反
自由化运动。王若水被解除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当时我是在场的,胡
乔木(当时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邓立群(当时的中宣部长)跑到《
人民日报》社来,召集全体职工大会,编辑部全体会议,把气氛搞得非常紧张、非
常肃杀。他们宣布,一是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辞职,另一个是王若水被撤职。这件
事应该说也是中国新闻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主持人:在中国新闻史上,胡绩伟和王若水,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常常被写在
一起。与王若水先生同时失去职务的原《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先生现在
住在北京,听到王若水先生病逝的消息,胡绩伟先生说:

胡绩伟:我觉得,王若水起码应该说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
只希望能举行一个小型的悼念活动,我估计要去的人是很多的。

主持人:胡绩伟先生又回忆起王若水先生被解除职务之后的一些往事。

胡绩伟: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事情由于胡耀邦、万里他们出面干预,结果
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就被制止了。可是,到了六四的时候,因为
我同情学生,他们就说我是支持学生暴乱,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又对我和王若
水展开了一个大的批判运动,我和王若水都被开除党籍,这是《人民日报》党
委作出的决定,但是中共中央不批准,中央说:这么老的干部(怎么能)想开除
就开除?所以就没有同意《人民日报》党委的意见。
我被改为留党察看,王若水被改成劝他退出中国共产党。王若水坚持不退,
胡乔木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不退党,就改为党内除名,实际上是一种开除
,不过名声好一些而已。在党支部讨论王若水处分问题的会议上,王若水作了一个
钟头的发言,得到了全场热烈的鼓掌,大家一致反对给王若水处分。但是
,那时候,邵华泽(《人民日报》社长)他们根本不听群众的意见,还是坚持把王若
水除名。以后,王若水写的文章,不仅是长篇文章,连短文章国内的报刊都不敢发
表,可是,只要他有文章,国外的刊物就发表,可以说,王若水在国外的影响比在
国内还要大。他的逝世,我想,在国外一定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情应该提到,就是在王若水被共产党除名前后,他原来的妻子就
跟他离婚了。这时候,冯媛,他的研究生,爱上了他,王若水跟冯媛商量,拒绝了
几次,因为他们的岁数相差很远。但是,冯媛还是心甘情愿地跟他结婚,而且在结
婚以后,王若水家的里里外外都靠冯媛的支持。所以,冯媛是一个很伟大、很了不
起的女性,在王若水最困难的时候,她勇敢地站出来,给他以支持。这些年来,可
以说王若水的很多著作能够顺利出版,都是冯媛在起很好的作用:帮助他、支持他
,把他的家务事管起来。我们对冯媛一直是很称赞的,认为她是中国的一个了不起
的妇女。

主持人:三年前,王若水先生和他的太太冯媛接受过自由亚洲电台心灵
之旅节目的采访,现在我就播放一段当时的采访录音。先请听王若水先
生讲述他的早年经历和心路历程。王若水先生出生于一九二六年,他是湖南人。

王若水:我五岁的时候正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全
国震动。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总是讲:搞得不好,我们都得当亡国奴。这
从小给我很深的印象,加上我小时候看的一些书,比如说:意大利的亚米奇斯写的
《爱的教育》,这本书当时非常流行,里面充满了爱国主义思想,对我后来的人生
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人道主义。抗日战争胜
利那一年我还在读高中,民主人士办的很多杂志,要求民主、要求自由,对我的影
响也很大。所以,我刚刚毕业就想,我一定要到北平去,报考北京大学。

主持人:一九四六年,王若水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他说,大学
生活对他发生了深刻影响。

王若水:我当时如饥似渴地读书,主要是读马列著作,为了寻找革命的
真理。那时候,全国老百姓对国民党非常反对,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第二
,都觉得国民党不民主,太专制,一党独裁。第三,国民党的贪污腐
败。所以,我们就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而且认为,要靠马列主义来救中国,这是
当时形成的一个信念。我因为后来成为参加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就秘密地加入地
下的共产党组织。我没有毕业就去了解放区,接着,很快北平解放,我们就跟着解
放军一块儿进城了。

主持人:一九五零年底,王若水进入《人民日报》社,任理论组编辑,他当
时是什么心情呢?

王若水: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作党报的工作是很自豪的,因为那时候《人
民日报》的威信确实很高,老百姓也很相信报纸,很相信共产党。那个时候的社会
风气也的确比较好,所以,初期我没有什么怀疑。

主持人:一九五七年,由于王若水为《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社论受到毛泽东
的表扬和接见。一九六三年,又由于写了《桌子的哲学》这篇文章,王若水再次受
到毛泽东的表扬。这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荣耀。

王若水: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份,邓拓(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叫我写了一
篇社论,是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这是《人民日报》的第一篇讲这
个问题的社论,当天,毛泽东就把《人民日报》的编委叫去了,他问:这篇社论
是谁写的?他们说:是王若水写的。他就说:那让王若水也来。
结果,毛泽东表扬了我,但是,狠狠地批评了邓拓,说邓拓没有宣传双百
方针。实际上,这不能怪邓拓,因为邓拓拟定了一个宣传双百方针的计划和
要发表的社论题目,可是被胡乔木(当时中共中央的意识形态主管)扣下了,毛泽东
不了解这个情况,就觉得邓拓不宣传,很生他的气。我后来才弄懂,他为什么表
扬我,因为他要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我,才好批评邓拓。其实,我也是奉命写的这
篇社论。
当时毛泽东生很大的气,他骂了邓拓一句说:我看你像汉文帝,你要是当
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我当时心想,这扯到哪里去了?怎么把邓拓比作皇帝呢?
当然,以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汉文帝有一种儒家的思想,而毛泽东很讨厌儒
家,一看到邓拓那温文尔雅的样子,他就讨厌。我是很多年以后才逐渐明白这些的。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回忆了自己走过的一段心路历程。

王若水:几十年前,当我头一次从北平化装跑到解放区,那时候过了一条河
就到了解放区,我们这几个学生一过河就高兴得不得了,跳啊蹦啊,当时觉得是到
了一块自由的土地。结果,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很多心里话不能
够说,我们知识分子几十年来就是不断地在否定自己,每来一次运动,就把自己批
一通,骂自己一通,骂自己怎么样对不起党。
我觉得是这个党对不起知识分子,其实共产党就是讨厌知识分子的那种独立
性,要消灭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精神。但是,人要有这种独立思想,这是最可贵的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怎么伤心。反过来,
我自己觉得好像心里头感觉轻松了一点:终于,这一天来了!威慑力量已经不存在了。
有这么一种感觉。后来就是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
的思想越来越解放,这时候就越来越看清,过去是走了一条错误的路,一条冤枉的
路。
当然,看清真相的时候的确也很痛苦,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智慧的痛苦》,
就讲到这个意思。我的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么一个事业,我自己也是上当受骗,
然后,我又骗别人。当时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
梦中人。即使是痛苦,这种痛苦也是在一种更高的层次,思想一步一步地走向解
放。

主持人: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王若水回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第二年,
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那时候的总编辑兼社长是胡绩伟先生。

王若水: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老受批评了,
实际上,共产党党内也有不同的力量,比方说,胡耀邦比较开放,也比较宽厚,在
他的领导下,我们干得比较有劲。但是,还有另外的一种力量,比方说,胡乔木、
邓立群这些人。胡乔木一个指示,胡耀邦一个指示,也不知道听谁的好。

主持人: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周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作
报告,其中有关人道主义部分是由王若水先生起草的。一九八四年胡乔木在《人民
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长篇文章批判王若水,同时,印行几万册单行本,下发
到中国各地。而王若水反驳胡乔木的文章,只被允许在读者不多的小杂志上发表。

王若水:我还是胜利的,压力的确是很大。这一次,我就下了决心,你如果
驳不倒我,我绝不能违心地检讨。他只能拿出党纪这套手段来把我撤职,勒令退党
,别的也没有什么招了。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获罪是因为他撰写发表了论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的
文章。他是最早把有关异化的概念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之一。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
题,听起来也许过于哲学化、理论化,王若水先生对他的理论作了切近实际的解释


王若水:人道主义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文革这十年的教训就是不把人当
人,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不是人。另外一种迫害他们的人,比如,有些红卫
兵是迫害狂,他们实际上也变成狼了。另外一方面,像毛泽东,他也不是人了,他
变成神了,都是从人的本性异化了。不承认人有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另外,也不
承认人有个性。
我提出人道主义,就是要恢复对于人的认识,这样也是对文革的一种抗议,
对把人不当人的一种抗议,就是要还原为人。另外一方面,怎么解释出现这种现象
呢?那就是异化,因为人的本性不是这样的,但在一种特殊条件之下,人离开了他
的本性了,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
我还用异化的理论来解释个人崇拜,本来,领袖是从人民当中产生的,是人
民支持他、造就他,是人民赋予他权力,但是他得到权力以后,脱离了人民,他高高
在上,反过来作威作福,给人民造成很大的祸害。文革当中有这样的口号:一切
为了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我当时就想,从毛主席的位置
看,应当是毛主席为人民。党和人民的位置也颠倒了,党的干部本来应该是社会的
公仆,现在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变成人民的老爷了,这不就是异化了吗。我
提出这个东西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那么新鲜,也那么高兴?因为能够用这个概念来解
释文化大革命,以及过去的很多现象。

主持人:为了让人们了解他的这一理论,王若水先生付出了他的代价。

王若水:我当时的处境是这样,在总编辑之下的几个副总编辑之中,我的年
纪最轻,而且我也有点资本,比如毛主席曾经表扬过,诸如此类,我不需要特别努
力,我不需要作出特别的成绩,只要不犯什么错误,下一个总编辑可能就是我了。
但是,我实际上觉得这个工作没有多大意义:你是为官方的报纸做事,坐上了这个职
位你不能说自己的话,你必须叫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有些事情不对,你也得
说对,何必呢?有什么意思呢?
我宁愿保持自己的自由,我应该写自己的东西。我为什么就不能比中央高明
呢?我觉得,很多人都比中央高明,老百姓都比中央高明。因为,犯文革那么大的
错误,的确是太荒唐了!除了个人迷信以外,还有对党的迷信,对党也不能迷信。
所以,我毫不觉得可惜,相反,我感到:谢天谢地,我解放了!我是这么想
的,过去上当受蒙骗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现在,我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感觉。我在一
九八四年以后就被解职了,我也离婚了,又没有工作了,但是,我把这些都当作是
一种解脱。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种狼狈。

主持人:就在这种狼狈的处境中,王若水先生得到了一位年轻姑娘冯媛的爱
情。王若水先生说,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王若水:和冯媛的结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开始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而且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可以比较集中精力来干自己的事情了。这个时期是我生命
中最出成果的时期,而冯媛也是事业心很强的人,我们也志同道合。冯媛比我年轻
得多了。她有一批年轻的朋友,我觉得,跟这些年轻人接触,对我好处很大,可以
从他们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他们搞些女性主义,冯媛让我看些书,看些文章,我觉
得对我也很有帮助,当然,我也给她一些帮助。我觉得,这种生活很幸福。我们的
年龄差距可以公布,我比冯媛大三十六岁,现在,我年龄正好比她大一倍。我现在
也不怕说这个差距了,现在的观念也和过去不一样了。

主持人:我请王若水的太太冯媛谈谈她结婚以后感觉怎么样。

冯媛:现在,我们两个人年龄的差距越来越小,两个人的感情嘛,只能说感
觉越来越好。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说,他很欣赏夫人冯媛的一些见解。

王若水:她的一些见解的确是非常的好。她跟我好的时候,正好是我最倒霉
的时候,正好是我挨批、被撤职的时候,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冯媛对女性主
义作过很多研究,有一些看法很不错。

主持人:以上是三年前中国著名理论家王若水先生和他的太太冯媛接受心
灵之旅节目采访的录音片断。一月九日,王若水先生在美国波士顿逝世,享年七
十五岁,王若水先生的太太冯媛回忆了王若水先生最后的日子。

冯媛:在星期二早晨,大概九点钟左右,当他的医生到病床前来,他跟医生
说:啊,我现在知道,我要做最坏的准备了。他跟医生说话的时候脸上是带着
笑容的,当时我也在场。我想,第一,他有意识,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对医生说
,另外,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放弃希望。而且,他觉得,他还
有写作计划没有完成,他也不愿意这是一个马上就到来的事情。
我现在还记得,最后我们谈的比较有意味的一句话,那是到了星期二,就是
八日晚上,这两天他一会儿是睡,一会儿是醒的,那时候他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话
:反对恐怖主义。我就问他:谁是恐怖主义?他说:本 . 拉登。当
时我就在想,是不是他也感觉到,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对他生命的恐怖在那里,所以
我就说:也反对对你的恐怖主义。然后,他没说什么,闭上眼睛又睡了。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现在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您和他有十五年的婚姻生
活,您认为,王若水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冯媛:在我认识他之初,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纯洁的人,也是一个比较高
尚的人,但是,又不是一个不懂世界上的阴暗和消极面的人,只是他不会受那些阴
暗和消极面的影响,而让自己变得那么低级趣味起来。经过这么多年,我当初的这
种感觉,我觉得现在还在。

主持人: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旅居美国的中国老新闻工作者、原《
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杨女士连连说:我一直想去看他。

戈杨:从纽约到波士顿实际上是很容易的,但是,对我来说,就很费劲了。
王若水化疗吃不消。我就想去看他,冯媛知道了,就劝我不要去,说等春暖花开的
时候,他们准备来纽约看大都会博物馆,我就等着吧,
一月五日,冯媛来电话,叫我跟王若水讲几句话,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他
说: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一定来纽约看你。我就说:我等着你。就
是这样。

主持人:您和王若水都是早年参加共产党,以后受到处分,离开共产党。对
你们所走过的这样一条道路,您是怎么看呢?

戈杨:这条道路是很好的道路,我绝不后悔。同时,我认为这一条道路是对
的,是光明大道,就是为民主、为和平、为自由而奋斗。王若水是七十六岁,我
比他大十岁。我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原来)的希望在王若水身上,王若水的
希望在冯媛身上,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