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悼念王若水：

    之一：音容长在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


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九日，旅居波士顿的中国著名理论家王若水先生因病逝
世，享年七十五岁。王若水先生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由于在八十年代初公开提出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理论，在所谓“清除精神污
染”运动中被解除职务。王若水先生的太太冯媛是《中国妇女报》记者，去年八月
成为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研究员，王若水先生与太太一起从北京来到波士顿。
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冯媛女士说：

冯媛：王若水是星期三凌晨三点过一点去世的。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是什么时候患病的呢？

冯媛：他一九九六年做完肺癌的切除手术，二零零零年开始以来，他又在
和已经转移的癌作斗争。

主持人：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三年，王若水先生曾经两次应邀来美国作访
问学者。这次在他患病的情况下，你们是怎么考虑到美国来的呢？

冯媛：我们俩也算是互相为对方考虑，他特别喜欢哈佛大学这个地方，这
个环境，所以，他一直鼓励我申请哈佛尼曼基金的研究项目。但是，我因为这几年
在国内工作很忙，一直没有下决心申请。去年，我觉得他的病已经比较重了，就想
我还是应该申请，因为，尼曼基金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进修项目，对我自己有好
处，而且，也可以了他的心愿。
因此，我在二零零一年初在尼曼接受申请的截止期之前，把申请手续完成了
，一个是为了让我自己有一个进修的机会，同时也是希望能满足王若水的心愿，因
为他喜欢哈佛大学的环境，尤其喜欢哈佛大学的中文图书馆，里面的藏书和他感兴
趣的研究领域非常的吻合，他在这里看书、作研究都非常方便。
我很荣幸地得到了尼曼基金的资助，尼曼基金会对我们也很支持，后来他们
知道了王若水生病的情况，还表示，我的医疗保险可以包括他。这当然不是对我们
的特殊照顾，而是这个项目也考虑到研究者的家庭成员。这样，我们就一起来到哈
佛。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波士顿地区有非常发达的对癌症的研究和治疗，我们当然
也希望，在这里能够更好地治疗他的病，延长他的生命。

主持人：到这边以后，治疗的情况怎么样？

冯媛：来了之后，他确实在这里的登纳哈伯癌症研究所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他的医生雷本博士也非常好，所以，这方面我没有什么遗憾。

主持人：请问有没有准备为王若水先生举行告别，或是追悼的仪式？

冯媛：不准备举行任何仪式，这也是王若水遗嘱的意思，但是，他希望将来
在他的骨灰上面种一棵树。

主持人：冯媛女士说，她非常感谢海内外友人对王若水先生的悼念，和对她
的关心。

冯媛：我收到了很多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录音，但是因为我这两天在忙着一些
具体的事情，所以，不能一一地回复，由于经常不在家，甚至都不能接电话。等过
些天把这些具体的事情办完，我会感谢大家的。这些信息都让我觉得很温暖，也让
我不是处在悲痛之中，而是处在友情、关怀当中。而且，因为在忙他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跟王若水在一起。

主持人：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他的很多友人非常悲痛。曾经与王若
水一起工作过的原《人民日报》记者，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说：

刘宾雁：王若水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去世了，我心里非常悲痛，我
本来准备二月份去波士顿看望他，他的病情有时好有时坏，他的太太说，这也不奇
怪，他在国内就是这样，在接受治疗的时候，病情常有起伏。我没有想到，他这么
快就去世了，我感到非常遗憾，也十分悲痛。除了因为我对他的个人感情之外，我
也为中国感到悲痛，因为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位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
民主斗士、自由斗士。

主持人：听众朋友，也许您还记得，三年前王若水先生接受“心灵之旅”节
目采访，谈他的人生经历，说到他由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被解除《人民日报》副
总编辑职务的时候，王若水先生有这样的一段独白：

王若水：你为一个官方的报纸工作，你坐在这个职位上，不能说自己的话，
你必须是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有些事情不对，你也得说对。这有什么意思呢
？那我宁愿保持自己的自由，我应该写我自己的东西。

主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王若水先生一直在工作。哈佛大学法学
院资深研究员、著名中国学者郭罗基先生说，他在哈佛大学听过王若水先生的演讲。

郭罗基：王若水到哈佛以后，还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
东，是在去年十一月，那时候我看他已经很勉强，两条腿是肿的，走路拿着拐杖。
他本人倒是一口答应作演讲，讲演那天，我看他也很吃力，讲得很累。

主持人：您最后一次见到王若水是在什么时候？

郭罗基：星期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呼吸很困难，靠吸氧在维持，他说
话非常吃力。他所担心的还是他的思考不能继续。他年轻的太太冯媛一直在他的身
边陪伴着，冯媛对他说：“你放心，你的思想我都记下来了。”他口述，冯媛就记
录，那时候，他本人倒好像很乐观。不过，我看着他已经很难受了，他吸着氧气，
说话有气无力的。
所以，我回来以后，感到非常难过，那天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王若水
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很多关键时刻都表现了他的那种独立人格。我觉
得，他最可贵的就是，自觉地选定自己的道路，不受任何干扰，坚定地走下去。

主持人：当年宣布王若水先生被解除职务的时候，刘宾雁先生正在现场。听
到王若水逝世的消息，刘宾雁先生又一次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刘宾雁：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二次反
自由化运动。王若水被解除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当时我是在场的，胡
乔木(当时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邓立群(当时的中宣部长)跑到《
人民日报》社来，召集全体职工大会，编辑部全体会议，把气氛搞得非常紧张、非
常肃杀。他们宣布，一是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辞职，另一个是王若水被撤职。这件
事应该说也是中国新闻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主持人：在中国新闻史上，胡绩伟和王若水，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常常被写在
一起。与王若水先生同时失去职务的原《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先生现在
住在北京，听到王若水先生病逝的消息，胡绩伟先生说：

胡绩伟：我觉得，王若水起码应该说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
只希望能举行一个小型的悼念活动，我估计要去的人是很多的。

主持人：胡绩伟先生又回忆起王若水先生被解除职务之后的一些往事。

胡绩伟：“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事情由于胡耀邦、万里他们出面干预，结果
“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就被制止了。可是，到了“六四”的时候，因为
我同情学生，他们就说我是支持学生暴乱，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又对我和王若
水展开了一个大的批判运动，我和王若水都被开除党籍，这是《人民日报》党
委作出的决定，但是中共中央不批准，中央说：“这么老的干部(怎么能)想开除
就开除？”所以就没有同意《人民日报》党委的意见。
我被改为留党察看，王若水被改成劝他退出中国共产党。王若水坚持不退，
胡乔木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不退党，就改为“党内除名”，实际上是一种开除
，不过名声好一些而已。在党支部讨论王若水处分问题的会议上，王若水作了一个
钟头的发言，得到了全场热烈的鼓掌，大家一致反对给王若水处分。但是
，那时候，邵华泽(《人民日报》社长)他们根本不听群众的意见，还是坚持把王若
水除名。以后，王若水写的文章，不仅是长篇文章，连短文章国内的报刊都不敢发
表，可是，只要他有文章，国外的刊物就发表，可以说，王若水在国外的影响比在
国内还要大。他的逝世，我想，在国外一定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情应该提到，就是在王若水被共产党除名前后，他原来的妻子就
跟他离婚了。这时候，冯媛，他的研究生，爱上了他，王若水跟冯媛商量，拒绝了
几次，因为他们的岁数相差很远。但是，冯媛还是心甘情愿地跟他结婚，而且在结
婚以后，王若水家的里里外外都靠冯媛的支持。所以，冯媛是一个很伟大、很了不
起的女性，在王若水最困难的时候，她勇敢地站出来，给他以支持。这些年来，可
以说王若水的很多著作能够顺利出版，都是冯媛在起很好的作用：帮助他、支持他
，把他的家务事管起来。我们对冯媛一直是很称赞的，认为她是中国的一个了不起
的妇女。

主持人：三年前，王若水先生和他的太太冯媛接受过自由亚洲电台“心灵
之旅”节目的采访，现在我就播放一段当时的采访录音。先请听王若水先
生讲述他的早年经历和心路历程。王若水先生出生于一九二六年，他是湖南人。

王若水：我五岁的时候正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全
国震动。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总是讲：“搞得不好，我们都得当亡国奴。”这
从小给我很深的印象，加上我小时候看的一些书，比如说：意大利的亚米奇斯写的
《爱的教育》，这本书当时非常流行，里面充满了爱国主义思想，对我后来的人生
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人道主义。抗日战争胜
利那一年我还在读高中，民主人士办的很多杂志，要求民主、要求自由，对我的影
响也很大。所以，我刚刚毕业就想，我一定要到北平去，报考北京大学。

主持人：一九四六年，王若水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他说，大学
生活对他发生了深刻影响。

王若水：我当时如饥似渴地读书，主要是读马列著作，为了寻找革命的
真理。那时候，全国老百姓对国民党非常反对，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第二
，都觉得国民党不民主，太专制，一党独裁。第三，国民党的贪污腐
败。所以，我们就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而且认为，要靠马列主义来救中国，这是
当时形成的一个信念。我因为后来成为参加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就秘密地加入地
下的共产党组织。我没有毕业就去了解放区，接着，很快北平解放，我们就跟着解
放军一块儿进城了。

主持人：一九五零年底，王若水进入《人民日报》社，任理论组编辑，他当
时是什么心情呢？

王若水：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作党报的工作是很自豪的，因为那时候《人
民日报》的威信确实很高，老百姓也很相信报纸，很相信共产党。那个时候的社会
风气也的确比较好，所以，初期我没有什么怀疑。

主持人：一九五七年，由于王若水为《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社论受到毛泽东
的表扬和接见。一九六三年，又由于写了《桌子的哲学》这篇文章，王若水再次受
到毛泽东的表扬。这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荣耀。

王若水：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份，邓拓(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叫我写了一
篇社论，是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这是《人民日报》的第一篇讲这
个问题的社论，当天，毛泽东就把《人民日报》的编委叫去了，他问：“这篇社论
是谁写的？”他们说：“是王若水写的。”他就说：“那让王若水也来。”
结果，毛泽东表扬了我，但是，狠狠地批评了邓拓，说邓拓没有宣传“双百
方针”。实际上，这不能怪邓拓，因为邓拓拟定了一个宣传“双百方针”的计划和
要发表的社论题目，可是被胡乔木(当时中共中央的意识形态主管)扣下了，毛泽东
不了解这个情况，就觉得邓拓不宣传，很生他的气。我后来才弄懂，他为什么表
扬我，因为他要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我，才好批评邓拓。其实，我也是奉命写的这
篇社论。
当时毛泽东生很大的气，他骂了邓拓一句说：“我看你像汉文帝，你要是当
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我当时心想，这扯到哪里去了？怎么把邓拓比作皇帝呢？
当然，以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汉文帝有一种儒家的思想，而毛泽东很讨厌儒
家，一看到邓拓那温文尔雅的样子，他就讨厌。我是很多年以后才逐渐明白这些的。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回忆了自己走过的一段心路历程。

王若水：几十年前，当我头一次从北平化装跑到解放区，那时候过了一条河
就到了解放区，我们这几个学生一过河就高兴得不得了，跳啊蹦啊，当时觉得是到
了一块自由的土地。结果，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很多心里话不能
够说，我们知识分子几十年来就是不断地在否定自己，每来一次运动，就把自己批
一通，骂自己一通，骂自己怎么样对不起党。
我觉得是这个党对不起知识分子，其实共产党就是讨厌知识分子的那种独立
性，要消灭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精神。但是，人要有这种独立思想，这是最可贵的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怎么伤心。反过来，
我自己觉得好像心里头感觉轻松了一点：终于，这一天来了！威慑力量已经不存在了。
有这么一种感觉。后来就是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
的思想越来越解放，这时候就越来越看清，过去是走了一条错误的路，一条冤枉的
路。
当然，看清真相的时候的确也很痛苦，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智慧的痛苦》，
就讲到这个意思。我的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么一个事业，我自己也是上当受骗，
然后，我又骗别人。当时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
梦中人。”即使是痛苦，这种痛苦也是在一种更高的层次，思想一步一步地走向解
放。

主持人：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王若水回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第二年，
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那时候的总编辑兼社长是胡绩伟先生。

王若水：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老受批评了，
实际上，共产党党内也有不同的力量，比方说，胡耀邦比较开放，也比较宽厚，在
他的领导下，我们干得比较有劲。但是，还有另外的一种力量，比方说，胡乔木、
邓立群这些人。胡乔木一个指示，胡耀邦一个指示，也不知道听谁的好。

主持人：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周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作
报告，其中有关人道主义部分是由王若水先生起草的。一九八四年胡乔木在《人民
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长篇文章批判王若水，同时，印行几万册单行本，下发
到中国各地。而王若水反驳胡乔木的文章，只被允许在读者不多的小杂志上发表。

王若水：我还是胜利的，压力的确是很大。这一次，我就下了决心，你如果
驳不倒我，我绝不能违心地检讨。他只能拿出党纪这套手段来把我撤职，勒令退党
，别的也没有什么招了。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获罪是因为他撰写发表了论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的
文章。他是最早把有关异化的概念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之一。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
题，听起来也许过于哲学化、理论化，王若水先生对他的理论作了切近实际的解释
。

王若水：人道主义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文革这十年的教训就是不把人当
人，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不是人。另外一种迫害他们的人，比如，有些红卫
兵是迫害狂，他们实际上也变成狼了。另外一方面，像毛泽东，他也不是人了，他
变成神了，都是从人的本性异化了。不承认人有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另外，也不
承认人有个性。
我提出人道主义，就是要恢复对于人的认识，这样也是对文革的一种抗议，
对把人不当人的一种抗议，就是要还原为人。另外一方面，怎么解释出现这种现象
呢？那就是异化，因为人的本性不是这样的，但在一种特殊条件之下，人离开了他
的本性了，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
我还用异化的理论来解释个人崇拜，本来，领袖是从人民当中产生的，是人
民支持他、造就他，是人民赋予他权力，但是他得到权力以后，脱离了人民，他高高
在上，反过来作威作福，给人民造成很大的祸害。文革当中有这样的口号：“一切
为了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我当时就想，从毛主席的位置
看，应当是毛主席为人民。党和人民的位置也颠倒了，党的干部本来应该是社会的
公仆，现在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变成人民的老爷了，这不就是异化了吗。我
提出这个东西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那么新鲜，也那么高兴？因为能够用这个概念来解
释文化大革命，以及过去的很多现象。

主持人：为了让人们了解他的这一理论，王若水先生付出了他的代价。

王若水：我当时的处境是这样，在总编辑之下的几个副总编辑之中，我的年
纪最轻，而且我也有点资本，比如毛主席曾经表扬过，诸如此类，我不需要特别努
力，我不需要作出特别的成绩，只要不犯什么错误，下一个总编辑可能就是我了。
但是，我实际上觉得这个工作没有多大意义：你是为官方的报纸做事，坐上了这个职
位你不能说自己的话，你必须叫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有些事情不对，你也得
说对，何必呢？有什么意思呢？
我宁愿保持自己的自由，我应该写自己的东西。我为什么就不能比中央高明
呢？我觉得，很多人都比中央高明，老百姓都比中央高明。因为，犯文革那么大的
错误，的确是太荒唐了！除了个人迷信以外，还有对党的迷信，对党也不能迷信。
所以，我毫不觉得可惜，相反，我感到：“谢天谢地，我解放了！”我是这么想
的，过去上当受蒙骗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现在，我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感觉。我在一
九八四年以后就被解职了，我也离婚了，又没有工作了，但是，我把这些都当作是
一种解脱。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种狼狈。

主持人：就在这种狼狈的处境中，王若水先生得到了一位年轻姑娘冯媛的爱
情。王若水先生说，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王若水：和冯媛的结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开始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而且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可以比较集中精力来干自己的事情了。这个时期是我生命
中最出成果的时期，而冯媛也是事业心很强的人，我们也志同道合。冯媛比我年轻
得多了。她有一批年轻的朋友，我觉得，跟这些年轻人接触，对我好处很大，可以
从他们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他们搞些女性主义，冯媛让我看些书，看些文章，我觉
得对我也很有帮助，当然，我也给她一些帮助。我觉得，这种生活很幸福。我们的
年龄差距可以公布，我比冯媛大三十六岁，现在，我年龄正好比她大一倍。我现在
也不怕说这个差距了，现在的观念也和过去不一样了。

主持人：我请王若水的太太冯媛谈谈她结婚以后感觉怎么样。

冯媛：现在，我们两个人年龄的差距越来越小，两个人的感情嘛，只能说感
觉越来越好。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说，他很欣赏夫人冯媛的一些见解。

王若水：她的一些见解的确是非常的好。她跟我好的时候，正好是我最倒霉
的时候，正好是我挨批、被撤职的时候，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冯媛对女性主
义作过很多研究，有一些看法很不错。

主持人：以上是三年前中国著名理论家王若水先生和他的太太冯媛接受“心
灵之旅”节目采访的录音片断。一月九日，王若水先生在美国波士顿逝世，享年七
十五岁，王若水先生的太太冯媛回忆了王若水先生最后的日子。

冯媛：在星期二早晨，大概九点钟左右，当他的医生到病床前来，他跟医生
说：“啊，我现在知道，我要做最坏的准备了。”他跟医生说话的时候脸上是带着
笑容的，当时我也在场。我想，第一，他有意识，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对医生说
，另外，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放弃希望。而且，他觉得，他还
有写作计划没有完成，他也不愿意这是一个马上就到来的事情。
我现在还记得，最后我们谈的比较有意味的一句话，那是到了星期二，就是
八日晚上，这两天他一会儿是睡，一会儿是醒的，那时候他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话
：“反对恐怖主义。”我就问他：“谁是恐怖主义？”他说：“本 . 拉登。”当
时我就在想，是不是他也感觉到，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对他生命的恐怖在那里，所以
我就说：“也反对对你的恐怖主义。”然后，他没说什么，闭上眼睛又睡了。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现在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您和他有十五年的婚姻生
活，您认为，王若水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冯媛：在我认识他之初，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纯洁的人，也是一个比较高
尚的人，但是，又不是一个不懂世界上的阴暗和消极面的人，只是他不会受那些阴
暗和消极面的影响，而让自己变得那么低级趣味起来。经过这么多年，我当初的这
种感觉，我觉得现在还在。

主持人：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旅居美国的中国老新闻工作者、原《
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杨女士连连说：“我一直想去看他。”

戈杨：从纽约到波士顿实际上是很容易的，但是，对我来说，就很费劲了。
王若水化疗吃不消。我就想去看他，冯媛知道了，就劝我不要去，说等春暖花开的
时候，他们准备来纽约看大都会博物馆，我就等着吧，
一月五日，冯媛来电话，叫我跟王若水讲几句话，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他
说：“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一定来纽约看你。”我就说：“我等着你。”就
是这样。

主持人：您和王若水都是早年参加共产党，以后受到处分，离开共产党。对
你们所走过的这样一条道路，您是怎么看呢？

戈杨：这条道路是很好的道路，我绝不后悔。同时，我认为这一条道路是对
的，是光明大道，就是为民主、为和平、为自由而奋斗。王若水是七十六岁，我
比他大十岁。我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原来)的希望在王若水身上，王若水的
希望在冯媛身上，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吧！